中国式现代化对西式现代化的超越：乡村发展视域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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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安 林进龙（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聘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清华大学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研究中心副主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近代以来，在人类社会先后形成的不同现代化道路中，西式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最具代表性。“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新人类文明形态出场，表明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对西式现代化的翻版，而有着自身的独特定位和鲜明特色。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1]“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提法充分彰显了中国道路的历史自觉与话语自信。为深刻阐明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及其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贡献，本文从国际比较视野和乡村发展视域出发，归纳中国式现代化和西式现代化两种道路的模式特征，以期更好揭示两者的本质区别。这不仅有利于阐发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和超越性，也有利于我们增强道路自信，掌握历史主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乡村发展：比较中西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视域

作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天然”是以研究人类文明为己任的哲学社会科学的阐释对象，也是构筑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无可回避的本土化命题。目前，学界在中国式现代化议题上已经取得了不少有益成果。

一类研究从大历史观视域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及其世界意义。这一研究视角的意义在于，可以有效回应西方社会关于中国道路是实用主义选择的误读，以把握中国道路历史必然性背后的逻辑必然性。[2]例如，孙正聿从改变“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境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意义三重逻辑，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在于它不是国外现代化的翻版，而是成功走出自己的现代化道路；[3]吴晓明同样认为，正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在特定转折点上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并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形态，才得以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建立起历史性的联系，从而显示出深远的世界意义。[4]

另一类研究从内涵特质角度来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多元维度与原则遵循。这一研究视角的意义在于，把现代化看作是一个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多面向过程，从而有利于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丰富内涵。[5]例如，唐爱军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现代化、驾驭资本的现代化和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全面现代化三个方面来归纳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规定性；[6]张占斌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表现为三个维度，即从被动现代化走向主动现代化、从外源式现代化走向内生性现代化、从单一现代化走向全面高质量现代化；[7]刘军则分别从主体层面（以人民为中心）、模式层面（“五位一体”），路径层面（走和平发展道路）和目标层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阐发了中国式现代化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超越性。[8]

这些讨论将中国式现代化置于世界现代化坐标中进行了历时性和共时性等不同视角的比较，对我们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与超越性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此基础之上，笔者以为进一步的研究可以聚焦于经验世界的某一具体领域，通过充分占有各种材料来把握中国式现代化“具体的普遍性”[3]。仅就本文而言，笔者选取“乡村发展”作为比较中国式现代化和西式现代化的研究视域。这一做法主要有以下三点理由。

第一，乡村发展是不同现代化道路面临的一个共同挑战。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现代性的权力在开辟出世界历史的同时，还为之布局了一种基本的权力关系，即支配—从属关系”，[4]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使东方从属于西方”[9]。换言之，资本二重性的历史展开过程既带来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工业化与现代化，也引发了全球乡村危机和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问题；既炮制出所谓的文明终结论，也带来了反思西式现代化的必要性。在以西方话语为中心的现代化进程中，资本无节制的扩张，不仅使乡村面临可持续发展问题，而且给贫困人口的生计造成了毁灭性影响。[10]对生产力尚不发达、物质基础积累薄弱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以乡村衰落为社会转型代价的痛苦过程尤为漫长。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发展道路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凸显出自身的独特性。这使得乡村发展成为比较中国式现代化和西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视域。

第二，从乡村发展视域比较中国式现代化和西式现代化最能给人以思想冲击，也最能反映问题。后发国家的乡村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的“终极问题”。[11]由于现代化最早发轫于西方，西方国家在规模化和信息化作业的农业生产以及生态文明的乡村环境整治方面确实具有相对明显的先发优势，叠加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以往研究在比较农业农村现代化时基本采取学习西方经验的做法。本文当然不是要否定这种做法的合理性。但客观来讲，当前乡村危机非但没有终结于资本主义文明，反而在资本意志构筑的文明话语中不断扩大。时至今日，不断加深的乡村异化危机，或被转嫁给后发国家，或被西式现代化的主流叙事掩盖。何况西方国家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先发优势具有历史性，并且是通过殖民、暴力的非人道手段实现的，不具备可复制性。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不可能复制西式现代化的乡村发展道路。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意义得以凸显而出。因此，从乡村发展视域比较中国式现代化和西式现代化，不仅最有利于突破西方中心主义对人们的思想禁锢，也最能说明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超越性以及由此生成的历史意义。

第三，乡村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向未来筹划的重要目标，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得以保持生机的重要原因。目前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转变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这一目标，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因此，从乡村发展视域比较中国式现代化和西式现代化，从中提炼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发展道路的经验和优越性，对指导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也唯有实现乡村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才能真正在跨越时空的意义上超越西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建立起始终的联系。

二、资本至上：西式现代化的乡村发展陷阱

受西方中心主义影响，后发国家往往容易先入为主地美化和代入西式现代化的乡村发展道路。但客观而言，在西方现代化农业模式成为“国际典范”和田园风光成为“诗与远方”理想代言的背后，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被遮蔽了。即西式文明的农业农村现代化究竟是以资为本，还是以人为本？以下几点事实的归纳梳理有助于我们回答这一问题并重新审视西式现代化的乡村发展道路。

（一）西式民主边缘化农民利益诉求

“西式民主”是西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元素。今天，人们对西式民主的一个共识性判断是，它是以选举为核心要素展开政治运动的精英民主，用以贩卖和输出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资本意志的主宰下，西式民主“天然”带有“选票政治”、“精英政治”和“资本的游戏”的典型特征。受历史因素影响，西方一度主导世界格局使西式民主成为当今世界最为常见的政治形式，但西式民主不可能真正回应包括农民在内的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诉求。

首先，选票政治只关心与政治互动的变量，而不关心农民的实质利益。以美国为例，作为农民和政府互动的中介因素，农业利益集团对美国政治具有重要影响，导致政府实施的反贫困政策不顾农村经济结构变化事实，主要面向农业村庄而无视非农业村庄。据统计，近几十年来农业在美国农村经济中的作用不断缩小，当前美国90%以上的农户总收入来自非农产业，然而农业发展仍然作为乡村发展的代名词，占据了美国国会关于农村政策的辩论焦点。[12]

其次，套用西式民主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农民政治素养较低，因而难以跨越精英政治以有效发挥影响力。在印度，农民占据了整个国家一半以上的劳动力，投票权不少于产业工人或城市中产阶级，即便如此仍被排除在主流话语权之外。印度2021年财政预算颁布之际，正值农民抗议新农业法运动高潮，然而财政预算计划并未对此做出任何回应，反而在2022年的财政预算中削减了11%的农村发展部拨款，而分配给全国农业和农民部门的财政拨款更是仅占全部政府预算的3.4%。[13]

最后，“资本的游戏”惯于炮制虚假承诺（False promises），一旦获得权力优势和组织资源，就把作为工具的农民抛之脑后。例如，承诺消除目标国饥饿人数的非洲绿色革命联盟，旨在将非洲农业从自给模式改造为现代模式以促进农户民生的发展。该组织成立至今收到超过10亿美元的海外援助，但自其成立以来，只有种子、化肥等农业公司因此大量受益，而当地农村饥饿人数非但没有实现承诺的减半目标，反而增长了30%。[14]

（二）新自由主义鼓吹土地私有化牺牲农民利益

西式现代化不仅无视农民利益诉求，甚至还会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以迎合资本意志。土地私有化是其典型案例。随着新自由主义触角逐步伸向边远的欠发达地区，越来越多的国家呈现出“先进”政治架构悬浮于落后经济基础之上的独特景观，导致尚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阶段的农民被动卷入全球化的浪潮当中，被迫经历着土地私有化带来的流离失所遭际。以尼加拉瓜和危地马拉为例，虽然土地私有化旨在促进资源开采项目和密集型农业的发展，但这却以牺牲传统农业实践和农民利益为代价，因而严重打击了当地农民家庭的生存能力。[15]

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作用下，土地私有化的过程往往也是农业人口无产化的过程。不论是印度、巴西等“金砖国家”，还是墨西哥、印度尼西亚等“新钻”国家，几乎所有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在新自由主义思潮指引下推广土地私有化后，都遭遇了失地农民大量进城导致的农村凋敝和城市贫民窟等问题。这种颠覆性错误为所有发展中国家提出了警示。在南半球，农民运动正在寻找新的方案对抗肆虐横行的垄断资本。以拉丁美洲国家为例，近年来的农民运动一直处在抵制新自由主义的前线，主张将粮食主权和美好生活作为指导国家机器运转的基本原则。[16]这要求在社会运动之外，重组被新自由主义概念瓦解的国家政权。然而，即使国家希望重建乡村并干预土地分配的不平等，但在资本垄断背景下能够动用的土地资源已然有限。

（三）资本排斥农民生活基础设施建设

西式现代化的资本逻辑总是想方设法地攫取符合资本利益最大化原则的一切生产要素（比如土地），但乡村社会的整体利益却不是其价值取向。与城市相比，农村市场需求有限，规模经济潜力较低，投资回报效益不高，但企业运营的固定成本并不低，因此长期以来资本不愿参与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而在资本主义社会，政府由于不能左右资本意志，因而无法引导资本利益与乡村社会整体利益相向而行，这也就导致推崇和迷信资本主义的国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需求被一度忽视。

即使在头号资本主义强国的美国，农民也面临着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困境。正如白宫承认的那样：当前美国互联网提供商在农村的服务供给严重不足，超过3000万人生活在没有宽带基础设施的地区；仅占全国20%的农村人口却因缺乏安全道路和桥梁，在全美道路伤害死亡人数中占到一半；迄今一些农村由于电力设施陈旧问题仍然面临连续停电数日的窘况。[17]

在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即投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打破自然资源禀赋的束缚，并有效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自1994年以来，南非政府先后推出了“重建与发展计划”、“国家基础设施计划”等多个项目，然而至今距离弥合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之间的裂隙仍然相差甚远。事实上，南非并非个案。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将近6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尽管当地政府反复呼吁资本下乡参与基础设施建设，但效果始终不如人意。当前，该地区农村人口享有电力服务和基本洗手设施的比例分别仅占28%和18%，而只有13%的农村居民能够获得安全饮用水，露天排便比例更是高达31%，基础设施建设显然难见曙光。[18-19]

（四）资本无序侵蚀农民生产生活空间

在西方国家，资本不仅排斥农民生活基础设施建设，而且基于逐利的扩张逻辑往往无序侵蚀农民的生产生活空间。正如2020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吉利布兰德在《为我们的未来重建美国农村》中描绘的那样，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些新发展趋势正在“掏空”农村：“农业兼并导致家庭农场倒闭，就业机会被自动化取代，大卖场的迁入挤占了为乡村带来一度繁荣的零售商店的生存空间，医院关闭，银行歇业，经济支离破碎。”[20]在西式现代化的乡村发展道路中，资本无序扩张对农民生产生活空间的侵蚀，有三点趋势值得关注。

一是，农业垄断资本进入农业生产，不断兼并构成传统农业核心的家庭农场。据统计，当前家庭农场经营着全球大约75%的农业用地。[21]由于其在产品差异化和灵活化供给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因此构成垂直整合中间市场和直接市场的重要通道，对农民的生产生活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美国几乎所有大型农场的扩张都以牺牲家庭农场的比重为代价，随着1987—2017年全美≥2000英亩的大型农场占比从15%上升至37%，100—999英亩的家庭农场则从57%快速降至34%。[22]家庭农场危机不可避免地带来农民收入下降、失业率上升和人口外流。

二是，一场以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为标志的农业“数字革命”正在兴起。技术革新无疑可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并最大限度地增加粮食产量。农业“数字革命”的困境在于如何实现技术进步与保障农民生计的动态平衡，其伦理诉求正是必须确保不侵犯传统农民的生存发展权益。然而，当技术成为垄断手段并取得资本意志之后，就很难不侵犯农民的生产生活空间。加拿大一项研究显示，技术垄断资本主义在农业农村的全面展开，衍生出土地成本上升、自动化取代劳工、劳动力市场分割为高低技能两极形态，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农民生产生活的不确定性。[23]

三是，商业垄断资本诸如零售巨头的出现和大卖场的兴起（比如沃尔玛等），改变了农村社区的经济格局和社会生活空间。西方国家案例表明，零售巨头为建立空间垄断，通常将其场所设置在农村外围和城郊附近，不仅影响了积贫积弱人口的生活便利程度，而且削弱了农村传统经济中心和公共空间的活力，并将其销售份额作为对外扩张的积累资本（造成农民收入外流），导致乡村治理的物质基础进一步塌陷。[24]

（五）农村主流叙事剥离少数族裔农民

在西方国家，即使主流叙事关涉农村（事实上关于农村的主流叙事很少），也常将少数族裔农民（Minority farmers）排除在外。以美国为例，农村通常由于农业劳动力的光荣移民史而被视作美国精神的来源，美国民主的传统也是在农场和村庄发育和成长起来的，但今天美国政客（包括赢得农民多数选票的特朗普）和媒体谈论农村问题时，其内容往往只关乎白人社区的农村。虽然非裔、美洲原住民和西班牙裔等少数族裔农民占美国农村人口的比例较小，但恰恰也是最不被政策关注的贫困高发人群。根据斯坦福大学研究报告，2017年美国南部农村的非裔美国人的贫困率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33%，而美国西部农村原住民的贫困率也高达32%。[25]直到今天，占农场工人主体之一的有色人种仍然被《国家劳动关系法》排除在外，缺少与其他工人同等的权利。尽管农村少数族裔农民在社会文化、教育机会和工作收入方面的劣势地位早已是西方国家的公开秘密，但却很少有媒体、政党或团体为这一群体的基本权益发声。由于资源的不均衡分配，最终会反过来影响下一代的社会纵向流动，这就使得以贫困和种族为基础的社会不平等具有自我强化的再生产机制，从而也决定了资本逻辑主导的西式现代化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阻断社会不平等机制的再生产。

在今天看来，西式现代化虽然实现了某种意义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但也陷入了以牺牲人民生存和发展权益来迎合资本意志的陷阱。究其根源，资本主义的“高歌猛进”本来就是建立在剥夺农民的历史基质上。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呈现出了诸多新特征，但流变之中始终不变的是党政分肥和政党攻讦之间只有物质利益冲突，没有原则斗争。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和资本主导一切资源的经济社会事实，决定了西式现代化不可能真正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那些企图复制西方文明的国家最终无法免于落入新自由主义的窠臼。如果说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构成对封建生产关系枷锁的第一重否定，那么“在资本至上的逻辑背后‘人’在哪里”之问的提出，则构成了对西式现代化的否定之否定。

三、人民至上：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发展逻辑

不同于西式现代化的资本至上逻辑，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26]尽管在资本意志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同样出现了乡村异化景观，但中国道路始终努力超越资本逻辑，走出了一条根本不同于西式现代化的乡村发展之路。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1]“乡村振兴”作为国家意志全面推进，不仅是中国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的战略性调整，更是党和国家对政治承诺的历史性实践和对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生动回应。虽然迄今为止中国道路仍然处在不断的探索与拓展过程之中，但从现实实践来看，相比西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发展道路大致具备以下五条经验。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党的先进性建设与乡村发展的人民性建构有机统一起来

相比西式现代化排除农民政治参与以边缘化农民的利益诉求，中国式现代化注重把群众路线作为乡村治理的宝贵资源，激活全过程民主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在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中，人民居于首创主体地位。生活议题作为乡村治理的中心话题，正是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得到贯彻和体现。具体操作是，党深入群众，将群众组织起来参与乡村社区公共事务，通过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运作形式，将自上而下的有效管理和自下而上的自治创新接续起来，以此关联乡村社会的生活和生产过程，以回应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的利益诉求，农民也因此而成为乡村治理的主人翁。

党的先进性与人民性是一致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与人民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 [26]这与西方社会“政党是利益集团的政治工具”根本不同。党的人民性要求党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全部活动的根本遵循，并始终把农民作为执政的重要群众基础。与西方治理话语强调国家退场相比，中国则在党的领导下以国家在场方式回应农民利益诉求，达成乡村良治善治同时建设党的先进性。新时代以来，党在乡村发展上的积极作为包括政策规划引导、促进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整治人居环境、实施乡村社会救助、协调城乡资源对接、组织对口支援、设立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名单等等。这些作为充分表明人民的需要就是党执政的工作目标。

（二）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把不损害农民利益作为农村改革的底线

相比西式现代化鼓吹土地私有化而牺牲农民利益，中国式现代化的土地改革始终确保农民利益不受侵犯并以此作为改革底线。经过长期发展，特别是在乡村振兴战略和脱贫攻坚战役的双重洗礼下，当前我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已经基本形成了产业发展型、资产租赁型和为农服务型等发展路径，以及村集体统一经营、土地股份合作制和混合所有制等经济业态。但不论农村集体经济制度如何创新发展，都始终坚持思路明晰的底线思维，即农村改革始终坚持农村集体经济所有制底线，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始终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和农民利益不受损底线。其中，坚决不搞土地私有化是显著区别于西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制度安排。

正是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中国创新发展的农村集体经济制度，才既满足了现代产权制度要求，又做到了尊重农民意愿和遵循市场逻辑，得以通过资产联合或劳动联合，壮大集体利益，在乡村创新发展中保证了农民的根本利益并保持了社会主义的本色。也正是在坚持土地公有制性质的基础上，“村两委”（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才得以具备劳动组织能力和乡村治理基础，在有力支撑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的基础之上（以2020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测算，当前我国“乡—城”流动人口规模高达2.5亿，占全部流动人口的三分之二），避免了乡村发展失序失能和城市“贫民窟”现象。“进城能就业，回乡能种田”这一制度安排根本保障了农民的生存和发展权益，充分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发展的人民性。可以说，没有土地公有制的制度安排，以仅占世界7%的耕地资源将占全球五分之一人口整体带入现代化进程并一个不落地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三）充分发挥资本在乡村振兴上发展先进生产力的积极作用

相比西式现代化无法引导资本下乡参与乡村社会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则撬动资本下乡，发挥“资本文明面”在推动乡村更加均衡、充分发展中的作用。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尤其在农村，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27]为了在更高水平上保障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始终通过“发展”来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和破解乡村治理难题。为此，中国敢于吸收和借鉴一切人类文明成果，在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前提下“摸着石头过河”，推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及上层建筑与市场手段相结合，对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和农村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农村经济体制进行改革。

新时期，鼓励与引导资本下乡就是党和国家加快发展农村生产力的重要举措。新时代以来，我国一方面坚持推进农村金融改革，努力盘活农村基础设施存量资产，加大金融支农力度，通过财政支持、贴息政策和配套项目投入等方式，鼓励与引导金融资本、工商资本和社会资本更多投向乡村社会，以提升资本服务乡村振兴的能力；[28]另一方面，在推动资本下乡的基础上，积极引导乡村特色产业发展，通过多种形式吸纳农村人口就业，从而把基本经济制度优势转化为乡村治理效能，以期更好地推动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发展，同时也更好地满足农村居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显然，不同于西式现代化的资本至上逻辑，中国式现代化鼓励资本下乡的目的在于真正引导资本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发展和人民共同富裕服务。其实质就是希望通过农业农村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现代化的发展创造新的财富增量，为缩小城乡差别和解决公平问题提供物质基础。

（四）避免资本无序扩张，确保社会主义性质不被扭曲和人民利益不受侵犯

相比西式现代化的乡村发展过程资本无序侵蚀农民生活生产空间，中国式现代化则始终注重驾驭资本，避免资本无序扩张而侵害人民利益。坦诚地讲，资本下乡过程也是个体原子化的过程，易导致村庄治理陷入传统规训弱化、动员能力不足和公共精神衰竭等困境。为此，乡村发展紧紧依靠中国共产党及其执政基础和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国家上层建筑，坚决与乡村振兴过程可能面临的局部利益和特殊利益的诱惑作斗争。做到既激发农村集体经济活力，又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公有制性质不变；既完善涉农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利润分配机制，又明确资本参与利润分配比例上限，防止内部少数人控制和外部资本侵占集体资产，确保人民利益不受侵犯。另一方面，则通过社会协同共治来发挥社会诉求平衡和制约资本的能力。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进程中，党和国家通过社会团体、新闻舆论、网络自媒体平台等多种渠道，逐步完善社会诉求机制并以此作为资本无序扩张和乡村治理失调的对抗性力量。正是基于种种努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功地将资本装进社会主义的笼子里，削弱了资本过度逐利逻辑给乡村发展和人民利益带来的可能负面影响。

   （五）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并努力保障弱势群体的发展权益

相比西方社会农村主流叙事剥离弱势群体，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发展道路注重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强调劳动创造乡村美好生活。具体来说，就是依托党和国家的强农惠农政策和乡村振兴的大政方针，充分发挥广大劳动人民吃苦耐劳、互帮互助的淳朴精神和自力更生、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同时，将国家整体规划和地方自主探索结合起来，处理好政策推广和地方差异的关系。这一实践样态有效激发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创新创业精神，不少乡村因地制宜地探索与发展了一系列新发展模式，比如生态保护型、文化传承型、休闲旅游型、城郊集约型、草原牧场型和渔业开发型等等。群众热爱乡村、振兴乡村的实干热情得到了有效激发。

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始终注重保障农村弱势群体的根本权益，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中国保障农村弱势群体根本权益的努力是举世瞩目的。仅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29]这一脱贫攻坚成绩，就完全足以说明中国式现代化对乡村弱势群体发展权益的重视程度。然而，中国为此做出的努力远不止于此。“数字乡村”就是一个鲜活例证。当前中国打造“数字乡村”不仅旨在激活乡村经济的新模式和新业态，更是希望以此提高农民的信息技能，让数字技术融入乡村生活，让农民享受到发展带来的时代红利。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家采取的行动包括：推动“互联网+政务服务”加快向乡村延伸，提升乡村治理和服务水平；推动适老化和无障碍的信息化乡村建设；缩小城乡“数字鸿沟”等等。信息化是现代化最新的时代特征，中国式现代化丝毫没有要抛弃农村弱势群体，而是通过种种行动让信息化在现代化乡村建设中更好地保障农民的发展权益，特别是让弱势的农村群体也能搭上现代化的“快车”。

四、超越西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意义

虽然现代化发轫于西方，但现代化并不等同于“西方化”。尽管西方国家的农业农村现代化要早于中国，然而这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它听命于资本、受控于资本，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迎合资本意志；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发展则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从中、西式现代化乡村发展图景来看，“人民至上”逻辑已然实现了对“资本至上”逻辑的超越。应当承认，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新样态，已经对历史书写产生了强大冲击。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创新发展了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及其正当性。党的意识形态来自人民，执政党的正当性由人民回答。当代中国乡村发展的主题，乃是一个超大人口规模国家在新自由主义和全球资本体系冲击下的乡村重建，并在乡村改革中创新发展执政党的意识形态，重建政统，回应人民对社会主义的期待与诉求。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乡村振兴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领导人民、实干兴邦的现实写照。乡村振兴实践表明，农民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重要群众基础，乡村之治能就能在坚持党的领导。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有力化解了资本意志主导的单一模式陷阱。传统观点认为，资本逻辑必然触发以本国或者他国乡村透支为代价的工业化、城镇化的现代化进程，并且是一个城乡差距、东西方国家差距不断扩大的不平等过程。然而，中国的乡村发展图景却表明，资本也可以被驾驭，社会主义就是驾驭资本的强悍手腕。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发展图景中，中国共产党和资本的关系具有决定性意义。一方面，党充分发挥资本对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和壮大乡村经济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党努力做到不被资本渗透和左右，坚决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领导人民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现代化乡村。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道路不仅扬弃了资本逻辑，而且实现了对资本意志主导的单一发展模式的超越。

再次，中国式现代化有力证明了自主探索发展道路的可能性。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展开过程“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9]中国式现代化则致力于打破城乡对立的窠臼状态，把农村从城市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彰显出人类现代化之路的新可能性。尽管这种可能性还未完全付诸现实，但已有效实现了城乡社会改组和资本权力规制的合一，这与复写西方文明发展道路的“拉美陷阱”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和鲜明的对比。在西方霸权构筑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全球乡村都沦为资本的奴役和附庸，中国的乡村发展之路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凸显出自己的独特性。更重要的是，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企图创造出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乡村发展模式，而是通过自身发展经验证明每个国家都有权自主探索本国的发展道路，无疑有利于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再次焕发新生。

最后，中国式现代化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张力和活力。社会主义的成长和乡村振兴的实现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长期、持续地探索和研究。中国如何保障国家建设进程中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是一个极具意义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发展道路以其独特实践，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有机统一做出了生动的现实诠释。亦即，坚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主体地位，克服资本力量对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瓦解，朝着共同富裕目标奋斗。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发展图景，不仅是对那些“中国不是社会主义”谬误言论的有力回击，更实现了西方话语下对现代文明的逻辑重构，进一步证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巨大的张力和活力。

五、结论

乡村发展是比较中国式现代化和西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视域。我们由此可以清晰看到中国式现代化显著不同于西式现代化。首先，西式现代化面临西式民主边缘化农民利益诉求的政治约束，中国式现代化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优势；其次，西式现代化鼓吹私有化，以牺牲传统农业实践和农民利益为代价，中国式现代化则始终坚持底线思维，确保土地公有制性质不改变和农民利益不受损；再次，西式现代化无法引导资本利益与乡村社会整体利益相向而行，中国式现代化则努力推动资本下乡，充分发挥资本在乡村振兴上发展先进生产力的积极作用；从次，西式现代化放任资本无序发展，农业垄断资本过度兼并家庭农场，技术垄断资本加速农村劳动力分化，商业垄断资本进一步剥夺农村的生活生产空间，中国式现代化则努力避免资本无序扩张，牢牢驾驭资本以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最后，西式现代化的农村主流叙事经常将少数族裔群体排除在外，中国式现代化则注重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并努力保障农村弱势群体的根本权益。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性及其世界意义在中西乡村之治的比较中凸显而出。它表明发展是全体人民的正当权利，既不应当成为资本的附属品，也不应当为少数人把持和垄断。（来源：中国乡村发现网转自：《理论探讨》202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