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同学:群众路线、民办公助与返乡青年农业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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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同学（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年在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返乡创业的青年明显增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返乡青年尝试依靠农村的资源条件从事农业经营。但是，受多种因素影响，返乡青年创业(尤其是从事农业经营)也不乏困难和挑战。究其缘由，有研究者认为，青年返乡本就是社会“外在诱因”作用与“内在基因”萌生并发的过程，对现代社会与乡土链接的认识有可能存在不足。从这个角度看，返乡青年也涉及到社会再融入，即如何形成返乡归属感的问题。在经历“去传统化”的“乡—城—乡”式流动后，部分返乡青年的个人主体性和赋权均有所不足。再者，缺乏团队支撑的返乡青年创业也不乏随意性、盲目性，在经营方向选择上有“冲动”“跟风”的特征。此外，返乡青年不得不面对市场激烈竞争，而乡村的现代基础设施匮乏、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尤其是经营现代农业需要多元“产销资本”衔接大市场等，也常成为制约条件。由此，强调制度支持，以优惠政策给青年返乡“动力”，以产业、环境和情怀号召、鼓励、吸引、留住返乡青年参与乡村振兴，无疑是值得探索的方向。不过，也有研究者指出，外部支持应当与返乡青年作为“过 日子”主体的内在需求相结合，方能起到效果，否则他们仍可能有“游民化”的倾向。综合起来看还有不少根本性的问题亟待深究。例如，返乡青年经营农业有成有败，仅是个人主体性及其能力差别，还是有经济规律制约？如果有，主要是何种规律？外部需如何有针对性地给予支持，方能精准有效而非“大水漫灌”“广种薄收”？

本文将结合笔者于2021年7~8月在云南西部双江县的双勐镇实地调查所获资料(为保护被调查者隐私，文中镇、村及人名均为化名)，对以上问题略作探讨。双江县地处北回归线，国道214线由东北向西南贯穿全境，县城距临沧市104公里、距昆明市755公里；面积2157.11平方公里，绝大部分为山地，平整的坝区占总面积低于3%；“七普”人口数约16.5万，主要为汉族、傣族、佤族、拉祜族、布朗族。该县是滇西典型的农业县，主要农作物有土豆、玉米、甘蔗、咖啡、茶叶等，另有少量水稻主要集中在坝区，但除北部某镇茶叶较有名之外，并无优势产业。

一、返乡青年经营农业有成有败

返乡青年创业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本属正常现象。对于从事农业经营的返乡青年而言，更是如此。相对其他产业，农业生产周期长、受外界因素影响较多，风险控制更为复杂。不过，如果将返乡青年不同类型经营模式及其成败进行对比分析，还是可以发现一些除了经营者个体禀赋之外的、带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

在双勐镇，因当地农户传统上一般每年都会养一两头猪，所以生猪养殖曾是较多返乡青年尝试发展的产业。不过，同在生猪养殖产业的经营上，不同经营模式所需要的要素和结果相差甚远。例如，在该镇西村退伍返乡的佤族青年李林于2015 年考虑发展生猪养殖业时，其二姐和一位堂哥都持反对意见。李林二姐和堂哥之所以表示反对，是因为他们此前都曾尝试过，但最终不仅没赚到钱，反而还欠下了不少债务。因为父亲在一场事故中失去了一只手，农业劳动能力有限，家庭经济条件不好，李林二姐从小便十分勤快，十二岁起协助母亲采集野外植物，每年养3头猪。全家一年绝大部分的收入也有赖于此(除日常开支外，还支撑着李林上学)。她在十五岁和大姐一起外出打工，但工资不高。1999年，大姐在广西北海因意外去世，再加上家里需要照顾，李林二姐只好回到村里继续协助母亲务农。2002年李林初中毕业、入伍后，她找亲友借了5000 多元养了8头猪(自采植物不能满足需要，因此不得不购买一部分工业产饲料)。但是，她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同时饲养8 头猪比养2~3头容易招致病害，经过几个月养殖，最后只活下来3头猪。李林堂哥家境比较好，在2000年办过一个25头猪的养殖场，一旦发现有病害苗头，就雇佣摩托车到镇上请兽医帮忙处置(据说摩托车在当地当时还很“金贵”)。其猪场倒未出现过大规模致命的病害，但是由于生猪出栏季猪肉价格下跌很厉害，因此亏了将近2万元。

不过，李林养殖生猪却“意外”地取得了成功。他没有用房前屋后养猪的传统办法，而是靠战友借钱和政府惠农贷款筹集了280余万元，在自家菜地里建了一个专业化乳猪繁殖场，精养280多头小猪，在远离自家和亲戚村庄、人迹罕至的荒山上建栅栏、内盖若干投食点(35天以上的小猪 即从繁殖场移至山场。山场同时还养了 200余只羊、4200余只鸡)。李林并不是掌握了专业化的养殖技术再回到家乡创业，而是回乡后经专门学习才掌握此类技术。县委县政府涉农部门和镇政府主办的农业科技培训给他提供了学习的机会。除此之外，李林还利用电脑和手机上网学习。对此，他曾表示：“人不可能天生什么都会，都要靠不断学习。在部队学到的东西回到家乡很多没用了，但学习能力比没出去见过世面的人肯定强。原来见过家里养猪，但大规模(养)就不同了，一般的消杀工作、常见病打针得自己会搞才行”。他举例道：村民一般认为日常饮用的地表泉水就足够干净了，但乳猪喝了却容易拉肚子；经过学习之后，他才注意到饮用水中的微生物问题，专门打了一口170多米深的井取水。至于将生猪主要放在山上，也是看重山上自然生态条件极好，不仅可以降低 饲料成本(一半以上饲料为周边群众种植的各种植物，由此带动330多个农户参与种植——其中包括130个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而且能有效降低疾病发生率。此外，李林解释道：“当然，这有个前提条件，就是佤山民风极端淳朴，绝对不用担心猪、羊、鸡在山上会被人偷”。至于销售方面， 李林的战友关系网络帮了大忙，县农业部门牵线“农超对接”也起到了支持作用。除了本地生鲜市场供应外，其产品多经急冻快递到顾客手中。

返乡青年从事养殖业规模和效益的差别，在种植业当中也同样存在。在双勐镇东村不少农户种植甘蔗，但由于自家耕地面积有限，再加上受制于成本、技术，一般农户种植的都是1~2亩制糖甘蔗(不可直接嚼食的品种，只能卖给糖厂制糖)。据东村会计和几个农户与笔者粗略的算账：1 个人(一般指小家庭中的丈夫)最多可以管理2亩，如果管理得好，每亩每年可产10 吨左右制糖甘蔗；为节省劳力和种子成本，播种一次即管收5年，第1年砍甘蔗后，后4年依靠自然再发芽生长(但第4年和第5年产量会下降两三成)，使用普通农药，不使用生长素；近几年本地糖厂收购价在每吨400元左右，从农历1~5月需要大量劳动力砍甘蔗，若请人砍则每小时10 元；如全部自家投劳(不计算土地价值)，每亩需投入现金2500~3000元，纯收入很难达到1万元(如2亩则2万元以内)。对于强壮劳动力而言，这样的收入在当地固然不算太低，但也不算高，颇似“鸡肋”。加上当地糖厂资金周转时有问题，偶尔需过半年甚至一年后方能付钱，农户如有其他就业机会，往往对种植制糖甘蔗积极性不高。在东村，笔者曾遇到傣族返乡青年岩冲在种植甘蔗，但他表示“目前没找到什么好门路，暂时过渡一下，这个没法长期搞”。不过，另一个傣族返乡青年岩峰却与其在浙江打工时认识的2个浙籍老板合作，在该村租地种植水果甘蔗(可直接嚼食的品种，主要销往水果终端市场)，效果却不错。他们以每亩每年1500元的价格租种了 180亩耕地(日常管理只有5人，平均每人管理约16亩)，每年都下播新种子，使用生长素和专门的农药；每亩可产水果甘蔗30 吨以上；主要批发给水果商，价格为每吨 1450~1500元(在临沧、昆明等地，批发商再以每吨1600元左右的价格卖给零售商)。由此，尽管估算每亩成本比一般村民自种普通甘蔗高5000元左右(含土地租金)，岩峰和2位浙籍老板的水果甘蔗经营利润却十分可观，近五六年一直在种植。

基层政府在资金、技术、场地、大市场对接等方面给予返乡青年支持，对其经营农业来说可谓至关重要。例如，施某是双勐镇北村一位汉族返乡青年，曾尝试利用当地生态条件种植姬松茸。姬松茸种植对水质要求非常高(据说因为是菌类，最重要是水中不能含有农药)，因此他不得不到邻镇靠近山谷出口的拉祜族和布朗族寨子、溪水上游租赁土地，同时还得修通简易公路到这些地方。而要较大规模租地和修简易公路，仅靠亲戚、朋友关系是协调不了的。为此，基层政府和2个村的干部为其协调相关农户做了大量工作。施某与其他7个农户共种植25个大棚(约35亩)姬松茸，近年每亩年纯收入2.5~3万元。据其估算，每个大棚可用4年，第一年需成本 1.8~2万元，以后每年1.2~1.4万元。技术来源一是来自县农业局组织的培训，二是向双勐镇其他有经验的种植者学习；资金来源除自己打工积累约占1/3外，约1/3是场地所在村农户自愿入股(这部分农户有红则分红，无红可分也不承担亏损风险)，此外约1/3则是向县发改委申请的支农低息贷款。但是，2021年双江县城糖厂不再出售甘蔗渣(种植姬松茸的主要原料之一)，施某得从邻近的沧源、西盟等县寻找原料， 因种种因素影响，要倒腾2~3个中间商方能到手(曾请政府出面协调，但暂未果)，原来含运费每吨300元左右的原料变成了每吨500元以上(在西盟、沧源出厂价每吨才150元)。与此同时，姬松茸成品价格却没有太大变化，仍是鲜品每公斤10~12 元、干品每公斤115~120元(每公斤干品 约需9公斤鲜品烘出)。由于每个大棚每年需要17~18吨甘蔗渣，这一变化给施某带来了不小的压力。

二、农业革命及其二元农业格局

就双勐镇的返乡青年来说，以上提及的养猪、种甘蔗均可谓传统农村中常见的产业形态，种植姬松茸相对来说虽不是那么常见，但也并非是完全陌生的产业。如果对前两种产业中提及的案例稍作对比分析，则不难发现，传统的经营方式无论对于养猪还是种甘蔗而言，几乎都已经无利可图。

在生猪养殖案例中，李林二姐和堂兄都曾有过一家一户每年养2~3头猪的经历，通过不断增加劳动投入，即经济学上所谓的“勤勉革命”，以追求产值微量增加。但是，由于总投资和产值都十分有限，实际上多养一两头猪，只能为改善家庭日常生活起到一些作用，却不能改变小农户难以致富的事实。而且，这中间至少还得再投入一个强壮劳动力(如李林二姐外出打工后，其母亲每年就只能养1头猪)，只有在不考虑劳动力成本的情况下，小农户“勤勉”养殖所带来的产量微增，才会形成收入略有增加的主观印象。一旦计算劳动力成本，或劳动力有工商业的就业机会，留在家中多养1~2头猪，便成为明显不划算的选择。返乡青年在外经历过现代市场经济的洗礼，对于这样简单的成本与收益核算，无疑是清楚的。由此，李林二姐和堂兄都曾尝试过适当增加养殖生猪的规模，如增加到8头甚至25头。但是，一旦养殖规模稍有扩大，新的风险紧接着就来了。一方面，随着单一品种养殖规模增大，病害概率直线上升乃生物界规律。另一方面，随着养殖规模增大，也意味着绝大部分产品不再是自食或在亲友和熟人圈中销售，而不得不对接大市场，因此市场风险也会直线上升。这样的自然、市场风险，已远非小农户通过更加“勤勉”即可掌控。失败的教训不仅足以让他们不敢再涉足规模化生猪养殖，甚至也不倾向于支持亲友涉足此类经营。而在甘蔗种植方面， 小农户要扩大规模或提升产业品质，同样也受到资本、技术和大市场对接方面的限制，以至于小规模经营赚不到钱，在难以找到其他更好门路的情况下，不得不权宜性地选择“暂时过渡一下”。

对于返乡青年而言，果真在产业或经营方向选择方面不容易找到“门路”吗？从双勐镇养殖生猪的李林和种植水果甘蔗的岩峰案例，以及外出到邻镇从事姬松茸种植的施某案例看，问题的关键似乎不在此。他们都在乡亲并不陌生的产业经营中，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其优势在于初始投入资本比较大，不仅克服了从头至尾所有环节的技术障碍，而且在大市场对接方面也相对比较顺畅。如果进一步细究则还不难发现，在这些案例中，经营者自身能力、努力固然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无论是 资金、技术还是大市场对接，都并不完全是靠经营者自身积累所完成。尤其是在融资、技术培训和生产要素(如土地和原材料)协调方面，县级涉农部门和基层干部的支持同样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旦这种社会支持系统稍有欠缺，即会成为返乡青年经营农业的某种不利因素。如因政府暂未能为其协调好跨县直接购买甘蔗渣，施某便在种植姬松茸方面感到不小的压力。

政府涉农部门和基层干部对返乡青年农业经营，在资金、技术培训、土地和原材料协调乃至大市场对接等方面给予支持，同时也就有理由要求返乡青年在创业中，适当带动周边小农户(尤其是贫困户) ，而不让后者承担亏损风险。这从根本上有别于“公司+农户”的常见模式，尽量将利润据为己有而将风险推给小农户的做法。小农户自身因资本、技术和大市场对接能力有限，难以进入大规模、专业化的生猪养殖和姬松茸种植，但是介入其中的一部分环节，也可分享到资本、技术密集型农业发展带来的部分收益，而不至于永远徘徊于“鸡肋”的边缘，几乎没有利润的传统小规模劳动密集型农业经营。就目前来看，后者只适宜作为老年人维持家庭生计的方式，而不宜作为返乡青年创业的方式。

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是，大规模专业化经营的自然、市场风险高，在资金、技术、大市场对接等方面有赖于社会支持，并非双勐镇一地一时的偶然现象，而是具有一定普遍性、规律性的问题。在中国农业经济史研究中，不少研究者都发现，传统小农经济依靠不断增加劳动投入去追求农业产出，总体上呈增量递减趋势，直至劳动投入达到饱和状态，投入更多劳动带来农业产出的增加接近为零。这一现象常被人称之为小农经济“内卷化”或“过密化”。现代农业革命的重要成就之一，就是利用化肥、农药、农机和良种等第二、第三产业要素，“改造传统农业”，使之跳出内卷化的循环。黄宗智敏锐地发现，在 1985~2007年间，中国食物的消费结构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粮食、肉(含禽、鱼)、蔬菜(含水果)的消费比例由8∶1∶1快速转变为5∶2∶3；农业由劳动密集型的粮食生产为主，变成“菜—果”“畜—禽—鱼”比例大幅增加的“劳动与资本双密集化”生产，发生了一场“隐性农业革命”。不过，因为种种因素影响，中国农业革命并未如黄宗智所预料的那样，在接下来的“一二十年中结束”。

在乡村调研中，正如双勐镇，我们仍常可见现代专业化经营的资本、技术密集型农业与小农户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农业并存的局面。并且，在可预见的一段历史时期内，这种因为农业革命无法彻底完成而形成的“二元农业格局”，仍将长期存在。在二元农业格局下，由于有了资本、技术 密集型农业竞争，传统小农劳动密集型农业愈发不再具有利润空间，因此只适合一些缺乏青壮劳动力的小农户，在不计较利润的经营逻辑下维持日常家计简单循环。这样的家庭经济改善，往往依靠家庭分工——部分家庭成员外出务工，才能有保障。真正要在农业经营中取得利润，愈来愈依赖于资本、技术密集型农业。但是， 且不说一般小农户并不那么轻易进入资本、技术密集型农业的大门，即使是有一定资本积累、在外见过现代市场经济世面的返乡青年，也在资本、技术、大市场对接等方面亟需外界支持，方可能比较顺利地从事这种形态的农业。若不然，则可能风险增高，而收益却并不明显。只有那些自身有一定资本和经营能力，能学肯干，同时获得了资金、技术、大市场对接帮扶的人，才能在资本、技术密集型农业经营中比较顺利地盈利。这也就决定了，返乡青年尽管比传统小农户见过更多世面而有微弱优势，在农业经营中却有成有败。

三、群众路线重构“民办公助”机制

从双勐镇的返乡青年从事农业经营的经验可以看出，其成败并不完全取决于个人主体性和能力差别。它们背后至少还隐藏着农业革命已经开启却还远未结束，以及由此带来资本、技术密集型农业与传统劳动密集型农业并存的经济规律制约。在二元农业格局下，惟有资本、技术密集型农业才是经济上有利可图的经营方式。但是，由于它所需要的资本、技术和大市场对接条件比之于传统劳动密集型农业高得多，需要外部在这几个关键环节给予针对性支持，方可能真正成为返乡青年创业、 致富的快车道。

如果没有国家、公益性社会组织和社会公益人士介入，普通小农要成功转变成资本、技术密集型农业经营者，是相当困难的。而从21世纪初以来、尤其是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发展实况看，短期内消灭所有小农户，将之驱赶到城镇中去寻找第二、第三产业就业机会，在中国拥有庞大人口的情况下，不仅不现实、甚至也很危险。质言之，短期内指望小农户戏剧性地、绝对性地减少，从而让其中的极少部分人以大农场经营的方式铺开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即便对留下来的经营者本 身而言是有效率的，但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尤其是被排挤出来的劳动力来说，势必是灾难性的。

与此相对照，重视乡村对于小农户长期具有社会保障的价值，无疑是一种更为现实主义的思路。不过，在二元农业格局下推导出“老人农业”也有效率的结论，则对小农经营状况可能有过于乐观之嫌。事实上，相对于资本、技术密集型农业，“老人农业”常是简单维持家计的，即使在不计算劳动力价值或其他就业机会成本的情况下，也很难有利润。至于在新技术学习、推广，扩大投资和开拓市场等方面，“老人农业”更是明显有其保守性。从较长时段的眼光看，我国农业的现代化显然不能指望“老人农业”。若简单对“老人农业”经营者进行拼凑，虽然在经营规模上可能变得稍大一些，让小农变得表面上看起来有点像是“中农”，但只要资本投入、技术水平和大市场对接能力没有实质性提高，从本质上来说就仍是传统小农劳动密集型农业。这样的“中农”面对资本、技术密集型农业，依然无利可图，在市场竞争中自身存活尚且成问题，就更不可能投入和完成农业现代化。

从返乡青年经营农业有成有败的事实看，过于激进的城镇化道路对中国而言， 无疑充满了风险。但与此同时，将农业完全锁定在维持社会保障的功能上，似乎也过于消极。事实上，包括返乡青年在内，越来越多的农户已经具备接近资本、技术密集型农业门槛的能力。只不过，他们在很多时候仍需要外部从资金、技术和大市场对接等方面给予有针对性的支持。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在于：何种主体可以长期广泛地给予农户公益性支持？从笔者已有的调研经验看，固然不乏公益性社会组织和社会公益人士，能给部分农户以资金、技术和大市场对接方面的协助，但从长时段、大规模的角度看，更重要的主体类型应该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基层党政干部。

说到基层党政干部，这里有必要再多花些笔墨强调群众路线。毕竟，抽象地谈基层党政干部支持农业经营，很难排除官僚主义。在过往乡村发展中，也确实不乏部分官员急功近利追求政绩，而大搞“面子工程”、甚至“逼民致富”的案例。由此，群众路线既是基层党政干部介入乡村发展，为农户在资本、技术和大市场对接提供协助和服务的政治路线，也理应是其具体行动的技术准则。基于群众路线构筑的帮扶和服务模式，与政绩工程“逼民致富”的本质区别在于，必须以农民自身主体性作为前提，是“民办公助”，而非“公办”强加于农民。基于群众路线的“民办公助”意味着， “公”乃是围绕着“民”的主体需求来配置扶持、服务方式，而不是反过来。在双勐镇返乡青年创业成功的案例当中，我们看到虽然大体上基层党政干部都是围绕着资金、技术培训、市场对接、土地和原材料协调等，为创业者提供帮助，但具体内容和形式却又因需而异。

即使在总体方向上“公”着眼于走群众路线、围绕“民”转，为农户经营提供资金、技术和市场对接帮助，在具体细节上是否能够真正将“民办公助”落到实处，也会有天壤之别。例如，2011年8月和 2018年8月笔者在武陵山区Y县调研，发现当地自2009年“民办公助”养殖山羊取得了很大成功。其初始投入为县扶贫资金提供的种羊，农户养殖3年后需归还政府等额数量小羊(这样可防止个别农户直接宰杀种羊用于改善伙食)。县政府聘请一批技术人员作为“养羊辅导员”，入村为农户提供养殖技术指导和病害防控服务。其工作经费、药品报销和工资兑付，需其服务农户的2/3以上签字同意。由于农户饲养原因导致羊死亡，农户按羊20%的价值赔付政府，而由于“养羊辅导员”技术支持不到位致羊死亡，政府按羊80%的价值赔付农户。同时，该县每年还派出大量村干部到周边省份城市接洽批发销售市场。几年下来，该县不仅发展出3000多山羊养殖户、每年出栏17余万只山羊的产业规模，还形成了冷冻厂、深加工等延伸的产业链。质言之，农户因为资本、技术和对接大市场的能力有限，在此产业中实际上从事的仍是传统上比较擅长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环 节，但是由于该县养羊业总体上已经成为一个规模巨大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加之基层干部并不像大公司那样占取产业的主要利润，小农户也便分享到了产业的大部分收益。

与Y县同属于一个地级市的S县，同样也于2009年尝试发展养羊业。S县同样利用扶贫资金为农户提供了种羊，并且面向全县招聘了一批技术人员为产业提供技术支持。但是，由于技术人员工作经费、药品报销和工资兑付，不需要经过其服务的农户首肯，大部分技术人员实际上集中在县城，并不能及时入村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和病害防控服务。再加上，S县养羊致死也无相应细分责任机制，当年县政府投入的种羊即死去了三分之二以上。该县不仅没有发展起养羊产业，而且浪费了大量的扶贫资金和贫困户劳动力。

将Y县和S县案例对照起来看，总体思路上很显然都有“民办公助”的基本特征。区别主要在于：在具体细节上，Y县的制度设计保证了“公”必须以农户为主体，围绕农户的需求转，“公”的帮扶作用真正落到实处，因而的确“助”推全县农户整体上发展出了一个资本、技术密集型农业；而 S县的做法则在细节上多有漏洞，表面上看似“公”投入了大量资源“助”农，但实际上这些资源并没有真正发挥出与农民主体性需求相匹配的作用，“民办公助”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逐步铺开，加之城市工商业难免有经济周期起伏，返乡创业将在可预见的很长时期内是不少青年的选择。其中，不少返乡青年会涉足农业经营。但是，农业革命兴起后形成了资本、技术密集型农业与传统小农劳动密集型农业并存的格局。在此二元农业格局下，传统小农劳动密集型经营不再具有盈利空间，而资本、技术密集型农业虽然利润高，但门槛高，风险也高。绝大部分返乡青年，如要进入资本、技术密集型农业经营，并非仅靠自身能力和激发内心动力即办得到，而往往有赖于资本、技术、大市场对接等方面的公益性支持。公益性社会组织和社会公益人士固然可提供一部分帮助，但更广泛、持续的支持应该靠基层党政干部践行群众路线。基于群众路线的“民办公助”，方是返乡青年经营农业的坚实保障。这种支持和保障并不仅限于人们常说的优惠政策，更非抽象的情怀号召，而是要有针对性地、从细节上落到实处以农民为主体，助其克服二元农业格局限制，迈过资本、技术密集型农业门槛，或至少在部分环节上分享到此类农业收益的举措。 (来源：乡村发现转自：《青年探索》2023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