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素香：深刻理解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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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素香（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了中华文明，并推进中华文明延续发展。文化特别是狭义的文化更多是指思想观念和精神形态，是个中性词。“文明”与野蛮相对，指人类社会进步的状态和发展的成果，是一个褒义词。文明既是文化形态的集中体现，也是文化在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中的正向反映，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并非所有文化都是文明的，比如落后文化、野蛮文化等，所以文化并不完全等同于文明，文化的历史也长于文明的历史，因为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只有优秀的文化才能孕育出文明的种子。一个民族的文明依附于其文化的发展，如果文化消失也意味着其文明的消失。人类历史上先后出现了数十种文明形态，诸如米诺斯文明、苏美尔文明、玛雅文明等，但这些文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或衰落、或消失，或融入其他文明，只有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延绵五千多年而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华文明没有中断的原因，就是中华文明拥有悠久灿烂的优秀传统文化，让中华文明从始至终都富有创造力和生命力，成功地应对了各个历史阶段的挑战，使中华民族可以始终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也使中华文明具有了突出的连续性。

从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尽管经历了文化的萌芽、发展、碰撞、融合、创新等不同阶段，但始终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通过文化的浸润，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了特有的风俗习惯、精神品格、道德风范，使中华文明绵延不绝。文字的出现是文明的显著标志，对中华民族而言，文字特别是汉字的发明可以说是中华文明萌芽的标志，汉字延续至今也足以证明中华文明的发展性和延续性。在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优秀传统文化也以众多的学术流派、文学作品、民间艺术等样态来传承中华文明。其中，发源于先秦时期的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诸子百家，兴盛于宋元明清的心学、理学、佛学等众多学术流派，提供了中华民族发展所需的思想营养；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各种文学作品，为提升中华民族思想境界和审美能力作出了独特的贡献；琴棋书画、剪纸、雕刻、杂技、戏曲等民间艺术形式也丰富了中国人民的闲暇生活和精神世界。不仅精神生活是中华文明延续的载体，物质形态呈现的文明形式也承载了中华文化的精神因素，如农耕、水利、建筑、丝织品、青铜器、瓷器、饮食、茶道等物质样态所呈现的文化元素，也表现出了中国人民对真善美的追求，其蕴含的劳动精神、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勤俭精神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延续的重要表征。

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不仅要理解古代的中国，也要理解现代的中国，更要理解未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样态所具有的知识智慧和思想资源不仅是中华文明基因深深扎根于中华大地的生动体现，也是中华崛起的文化价值之源。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形成的文明观不仅在历史进步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今天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烙印，是我们代代相传的文明基因，更是培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活水源头。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首先，中华文明具有的创新性体现在从古至今的思想观念上。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经典就有自强创新的表达。《周易·象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的精神就是中华民族进取创新的力量源泉。《周易·系辞上》曰：“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日新”“生生”即创新。《周易·系辞下》曰：“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意思是事物发展遇到困境就必然要有所变革，变革则能通达，通达则能恒久。《周易·杂卦》曰：“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意指只有除去旧的事物才能建立新的事物。《礼记·大学》也提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周易》等经典中充满的创新、革新、求变的思想，一直激励着中国人不断进取和变革。到了近代，为应对时代变局，思想家康有为继承了传统的革新观念，提出只有变革创新才能救国的观念。康有为指出：“近者洋人智学之兴，器艺之奇，地利之辟，日新月异，今海外略地已竟，合而伺我，真非常之变局也。”“夫泰西诸国之相逼，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因此，他在《变则通通则久论》一文指出：“法《易》之变通，观《春秋》之改制，百王之变法，日日为新，治道其在是矣。”中华民族是一个饱经沧桑的民族，但中华文明却始终绵延不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华民族具有自强创新精神。

其次，中华文明具有的创新性在社会实践中也得以体现。马克思指出：“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不仅创造了我们耳熟能详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四大发明”，还有农业、冶铸、土木、水利、建筑、航海等领域技术的发明创造和创新。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不仅体现在科技创新上，也体现在社会变革中。特别是中国近代史，既是中华民族的屈辱史，也是中国人民的抗争史和变革史。为了拯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奋起反抗，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变革接连而起。新中国成立后，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经济和技术上的封锁、外交上的孤立，但是封锁和孤立并没有让中国人民退缩，反而激发起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勇于创新的精神。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科技创新方面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都是得益于中华民族的自强创新精神。正是创新精神不断激励着中国人民奋勇拼搏，不断变革，才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创新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这种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是我们直面现实、攻坚克难、锐意进取，不畏困难、不惧挑战并取得重大成就的精神力量。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牢固凝聚，决定了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决定了国家统一永远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决定了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

爱国统一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中华文明的精神基因和精神标识。《诗经·小雅》中的“君子万年，保其家邦”，《尚书·周书》的“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左传》的“谋不失利，以卫社稷”“德，国家之基也”，《礼记·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都是爱国思想的最初表达。“统一”的概念，肇始于先秦时期的“大一统”。“大一统”一词始见于《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汉书》中记载：“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一统者，万物之统皆归于一也。”从先秦诸家言论来看，天下一统是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政治主张。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继承了公羊学之“大一统”思想，并做了进一步阐发：“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此时的“大一统”除了要求在政治和思想上的统一，还要求在历法、礼乐等方面的统一。从此“大一统”观念作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心理特质，深深根植于人们的内心深处，成为中华民族不可动摇的文化根基。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面临被分割蚕食以至亡国灭种的危险，于是“大一统”再次被强调，并重新以“大规模统一”的内涵被广泛使用。梁启超的“天然大一统”、孙中山的“五族共和”等都是对“大一统”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梁启超曾感叹：“中国者，天然大一统之国也，人种一统、言语一统、文学一统、教义一统、风俗一统，而其根原莫不由于地势。”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提出了新的民族国家观，即“民族统一”论，他指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方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这里的“大一统”开始指向的“统一”，不仅是政权、领土的完整统一，也是民族、文化的和谐统一。从此中国是一个统一国家的观念就牢牢地印在各民族的集体意识之中。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使得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团结一心，不懈努力，共同捍卫着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

爱国统一精神也是在中国共产党百年来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巩固的核心理念。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浴血奋斗、勇往直前，归结起来就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中华民族热爱祖国、追求统一的精神基因，发扬近代以来中华儿女团结一致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精神斗志，团结带领各族人民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奋斗，实现了爱国统一精神的升华。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维护中华民族团结统一。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各民族文化可以融为一体，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也坚不可摧。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指出“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我们要不断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建设伟大的祖国。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思想传统，深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这是中华文明凝聚力、生命力、创造力的精神来源，也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内在动力。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首先体现在思想观念的倡导上。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强调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包容气度，主张“和而不同”“和衷共济”。《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论语·子路》中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的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也是文明融合的基本法则。“和而不同”即与他人相协调，但并不盲目地重复或附和别人，也就是追求内在的和谐统一，而不是表面的相同和一致。《尚书·陈君》中言：“有容，德乃大。”《道德经·十六章》中言：“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这些都体现出中华文明在长期实践中所彰显的宽容的气度和包容的智慧。因此，和谐包容就成为千百年来中华文明处理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重要准则。纵览中华文明的历史，包容的风范已根植于整个中华文化的精神谱系之中，这是中华文明最突出的特质之一。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更是体现在历史的实践中。中华文明有着巨大的整合性和宽容度，不断超越地域、民族、宗教等界限，产生了巨大而又无形的文化聚合力。一个社会的矛盾冲突有时要运用强制的力量来加以解决，但强制的目的仍然是为了达致社会的和谐。解决社会冲突的最佳手段是运用和谐的方法来化解矛盾，乃至把矛盾消灭在萌芽状态。在中国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的民族冲突和文化的较量，最终不仅没有导致民族分裂和文化冲突，反而促进了民族融合，其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秉承“包容”之道，通过彼此沟通，最终达到相互融合的境地。

包容之道是中国人的智慧，不仅促成了社会的稳定与平和，而且促进了文化的包容和整合。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发展进程，可以说就是各种不同思想文化不断交流、不断互相吸取、不断融合的过程。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后经过儒、道、佛三家的互相吸取、融合，终于形成了多元一体、互补共存、求同存异的文化格局，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繁荣。另外在具体的文化层面，如文字、方言、衣着、饮食等，以及民族风俗习惯等方面，由于华夏地域的幅员辽阔和多民族共存的背景，也呈现出不小的差异，但本着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原则，相互学习借鉴，亦使得中华文明更加丰富多彩。从历史上看，周边异域文化的融入，外来文化的输入，也给中华传统文化带来了更多新元素和新营养，兼容并蓄并没有改变中华文明中优秀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内核，反而让中华文明在汲取外来优秀文化后不断焕发更加灿烂的光辉。

“和而不同”的包容精神不仅是处理不同文化之间关系的原则，对于解决不同国家与民族之间的纷争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以中国的汉唐盛世为例，张骞作为汉王朝的使臣出使西域，开启了具有世界意义的“丝绸之路”，打通了中华文明与欧亚文明交流汇通的和平道路；唐代经济文化之所以繁盛，就是因为秉行了对各民族和外来文化的开放胸襟的包容原则。在当今世界，由于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所导致的地域冲突和文化纠纷不断发生，把“和而不同”作为解决纷争的原则也具有现实意义。在“和而不同”的原则下，人们求大同存小异、和谐共生、互补互济、美美与共，才能达到利益整合和人类共荣的局面。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只有各国行天下之大道，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繁荣才能持久，安全才有保障。”传统文化的和合包容精神，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和而不同”的为人处事之道，更是为社会整合、民族融合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提供了思想源泉。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

“和平”是中华传统文化核心理念之一，是深植于中国人灵魂深处的文明观。《论语·季氏》载：“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就是倡导通过文化、道德等文明方式感召“远人”，而不是用武力来征服他人。社会和谐、社稷和平始终是中国人的政治理念和追求的目标。《尚书·尧典》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就是强调在民族关系和国家关系的处理上，要亲善、和睦、协和。不仅儒家主张社会的和谐和国家的和平，道家墨家等也都反对战争、主张和平。《道德经·第三十一章》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墨子·兼爱》提出：“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郊语》中曰：“天下和平，则灾害不生。”刘安在《淮南子·氾论训》中说道：“天下安宁，政教和平，百姓肃睦，上下相亲。”这些思想都反映出中华传统文化中富有和平的基因和反对不义战争的文明观。孙中山先生明确说道：“中国更有一种极好的道德，是爱和平。现在世界上的国家和民族，止有中国是讲和平，外国都是讲战争，主张帝国主义去灭人的国家。”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这样评价：“中国伦理道德品质的某些方面非常高明，为现代世界所急需。这些品质中我最看中的是心气平和，以理服人，不以武力相迫。”

和平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追求，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鲜明特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的是和平崛起的复兴之路，是追求和平、维护和平、捍卫和平的道路，这条道路是既促进中国自身发展、也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大力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展同其他国家的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革开放带来的中国迅猛发展不会、也更没有对任何国家和地区构成威胁，只会给世界带来更多的和平发展机遇和更加广阔的贸易市场。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大势，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深化拓展了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平基因，中国两千多年对外交往的历史，以及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和平发展的实践，都足以证明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也决定了中国不搞文化霸权，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会始终坚持国际合作，反对霸权，追求和平。没有和平，中国和世界都不可能顺利发展；没有发展，中国和世界也不可能有持久和平。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要把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与推动各国共同走和平发展道路结合起来，把坚持和平发展与维护我国正当权益和核心利益统一起来，推动我国与世界各国良性互动、互利共赢，为人类和平发展的事业作出更大贡献。（来源：《国家治理》2023年6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