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剑涛：渐熟的现代：从城乡分流演进到城乡统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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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在现代化进程中，人类的生存空间出现了结构性的重组。在前现代的长时段中，人类主要分布在分散居住的乡村社会，城市是满树绿叶中的少数红花而已。进入现代化早期，城乡结构出现了根本的变化，城市开始以自身的迅速扩张，吞噬性地吸纳乡村资源，不仅让乡村挤出效应明显增强，而且让乡村陷于资源显著短缺的困境。城市的一枝独秀塑就了城乡关系严重倾斜的现代早期畸形局面。随着城市经济与社会的长期发展，现代早期城市达到一定的饱和度，城乡关系的逐渐平衡才成为现代城乡关系重塑的走势。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渐趋成熟的城乡发展进程。一种基于理想性的现代化城乡骤熟关系，超出了人类认知与实践的能力，是不曾出现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状态。这对目前正在调校城乡关系的中国来说，是需要在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中加以理性确认的重要事务。

01一、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与乡

现代化 (modernization) 是人类建构现代文明的过程，也是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个结果。进入现代化状态，人类既收获了伟大的成就，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其中最显著的悖谬就是，人类进入了一个高度聚集的城市化状态，显著提高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水平与境界，但同时也将人类乡村生活时代的田园牧歌、终极理想彻底加以重塑。以城乡关系为视角，人们可以较为深入全面地认识到城市中的现实追求与乡间理想想象之间的转换进程。从城乡关系认识现代化的长处与缺点，是一个切近人类生活实际状态的角度。但在直接进入这一论题的背景上讲，先期理解人类历史进程中最全面、最深刻变化的现代化，则是真正理解城乡关系何以在现代早期出现重大变化的背景条件。现代化史提醒人们注意，现代化本身具有三个必予重视的基本特点。其一，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客观过程，而不是一个人们可以主观选择的社会态势。这意味着，在所谓传统 (the tradition) 与现代 (the modern) 的二分框架中，人们通常采取的那种看重传统，以为传统才是人类社会健全发展模式，而现代化则是在人类抛弃了宝贵的传统之后，催生的一种社会运行模式，乃是一种非常主观化的认知。在这种认知中，人们认为，现代化乃是启蒙运动领袖人物们误导的结果。这场悲剧性的社会运动，不仅导致人类社会放弃了积之既久、行之有效的宝贵传统，而且以一种极为盲目的自信去开怀拥抱并不值得期待且成罪恶渊薮的现代。其实，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并不是这种以人为的 (artificial) 现代取代一个自然的 (natural) 传统的状态。与其说是一个由思想家们生造出来的现代取代了更值得期许的传统，不如说是传统自然的演变引导出了现代。现代正是传统的产物，而不是断送传统的结果。故而现代正是人类社会自然而然发展出来的产物。简单地讲，从农业到工业、从乡村到城市、从封闭到开放、从专制到民主、从迷信到科学这类古今之变，不是后一端口的代表人群一开初就确定的发展结果，或以模式化的现代化去取代前一端口及其代表人群的过程。它们是人类社会在生存规模、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上不能不应对的变化中逐渐凸显的认知与实践新模式。何以人们会认为现代是和传统对峙的产物呢？简单地讲，就是因为人们会以现代发展的结果模式去与传统的浓缩样态相比较，于是就将传统向现代演进的漫长过程忽略掉了，将模式化的传统与现代两种理想范式呈现在人们面前。这两种范式，对于人们分别认识什么是传统、什么是现代确有帮助，但也从根本上简化了从传统向现代发展的复杂性与微妙性，因此必须对之怀抱警惕。简单分析起来，人们习惯于将传统与现代关系加以极简化的原因有三。一是因为人们常常以一种反推的方式去认识从传统到现代的变化过程。人们将现代的成熟模式与传统的成熟模式在最终的显现形态上进行理想化比较，于是，社会的渐变过程就被省略，传统与现代的终端结果就成为人们确认两者的对立模式。二是因为人类总是心存一种理想化的认知与实践模式的期待心理。因此，在亲身体验现代生活模式所存在的种种令人不满之余，便会将超越缺陷甚多的现实的目光，投向远比现实整全的传统或未来。但因为未来主要依托想象，故确定性或切实性特点并不凸显，而传统是确定的、又是实在的，故而超越令人不满的现实的想象，就很容易投向传统。三者，现代化是一个从不均衡发展到均衡发展的过程，人们常常容易忽略这个渐进的过程，而将眼光局限在现代的种种缺点上面，因此，所闻所见都是现代化所带来的危害，如工业带来的严重污染，让英国泰晤士河成为黑河，之后进行了长达五十年的连续治理；洛杉矶的雾霾污染，即使经由长期治理也未根治。这促使人们将一个理想的生存与生活环境的想象，投向传统社会，也就是投向前工业时代的乡村农业社会。这就无形中加强了传统与现代的模式化对立思维。

其二，在确认从传统到现代变化的复杂性基础上，需要对现代化有一个近于模式化但非僵化模式的刻画。所谓近于模式化，就是不将现代化作为几个指标的刚性结构，而是将现代化的底线指标结合体作为认识现代化的坐标。于是，现代化那种以工业化、城市化、市民化替代农业化、乡村化与农民性的社会变迁状态，便呈现在人们面前。这个过程，一旦被模式化，就是一个传统端口与现代端口的三点呈现；如果是非模式化的认知，则促成一种转化的殊相与结果的共相同在的认识。在现代化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实现了一步到位的城乡统合发展。被称为第一个现代化国家的英国，“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就是现代新兴工业取代传统农业时期，社会失衡的首个标本。而对所有后发现代国家来讲，都希望不走弯路，直达城乡统合发展的理想状态。这就显然是将城乡统合发展模式化为一种值得追求的理性状态。英国的发展状态，从总体上预制了后发国家的相应状态。但英国的具体状态，不可能预定后发国家的相类状态。

其三，现代化表面上呈现为城市对乡村的绝对竞争优势，但如果从城乡的应然关系上讲，它们之间应有一个平衡发展。在文明演进的漫长过程中，农耕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为时最长、最为成熟的文明形态。从大处讲，人类不应决绝抛弃农业文明的成果，漫不经心地对待人类付出沉重代价才取得的农业文明进步。缺乏文明积累的支持，现代工业—城市文明是不可能具有深厚文化土壤的。农业文明主要是由乡村负载的文明形式。这就意味着，乡村长期承担着人类文明发展的空间载体重任。这会催生一种由农村空间担负、农业产业承载、农民习性支撑的文明形态。它所具有的文明惯性力量，不会不对工业文明的产生发挥影响力，也不会因为社会转型而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更不会被现代所完全代换。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混杂性作用，是后者得以展现其新面貌的永久性参照系。这就提醒人们，不对城乡关系的不同文明载体进行关联性考量，就很难真正理解城乡关系的演变情形。

在对现代化有一个比较完整理解的基础上，再对城市与乡村关系做具体了解，就有了一个社会背景的明显衬托。一般而言，在现代化的总体进程中，城市文明对农村文明的取代、工业对农业的超越、市民对农民的身份替换，构成人们理解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关系的基本视角。基于此，可以断言，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与乡，不是一个对称的关系结构，而是一个城市对乡村占据绝对优势的状态。基于此，曾经催生了两种鲜明对立的现代城乡关系理念：一是推动城市抛离乡村的城市浪漫化理念，二是极为厌倦城市而眷恋乡村的田园牧歌观念。这两者都不是没有社会土壤的空穴来风，相反具有深厚的社会根基。就前者讲，将城市化视为人类发展的必然结果与理想状态，是站在城市化之作为人类社会聚居方式的长时段演化基础上的一个认知产物。换言之，它是深植在人类对自己聚居方式的历史认知基础上的判断，也是人类将实践因素作为其判断的重要根据的表现，更是将城市相对于农村所具有的种种优势加以聚合性思考的结果。在疾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的迅速退化、农业的显著凋敝、农民的自闭自守，在城市的疾速扩张、工业的蒸蒸日上、市民的开放进取的鲜明对比中，确实呈现出夕阳与朝阳一般的根本差异。就后者论，城市化迅猛发展，其节奏的快速化、生活空间的高度密集性、人性的自利取向、邻里守望相助感的丧失，催生了城市居民心中那种对农村的慢节奏、生活空间的分散化、人性乐于利他、邻里的互帮互助的无比眷恋与无限怀想。因此，面对现代化进程中城乡日益疏远且呈两极化状态的情形，现代化的城乡关系便似乎成为一种人们习以为常的、无以和谐的关系。

从人类关于城乡关系的历史认知来看，上述认知实属畸形。在整个农耕文明时代，或者说农业社会的长时段中，城乡关系并不是一种对立关系，而是一种相对和谐的关系。农业社会的城市是政治与商业中心，具有进取心的人们进入城市空间，或者志在获取心中所期盼的国家权力，或者勤奋谋求自己所意欲的商业利益。这成就了中国儒家传统中“达则兼善天下”①的进取性理念。但城市并不是唯一的生活空间，一者大多数人一直居住在农村谋食谋生，二者农村也可以提供一个类似于避风港的生活场域。当人们在城市失意的时候，既可以“穷则独善其身”地暂时、甚或永久地退避乡村，也可以在乡村中寻找到与城市勾心斗角完全不同的、非常诗意的生活。陶渊明的“田园将芜胡不归”“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便是对此的最好诠释。在整个古代社会，城乡是不同资源供给的地方。因此，并不存在一方资源向另一方资源绝对倾斜的情况，至少不存在城市讹诈性地汲取乡村资源的情形。进入现代早期，城乡关系出现了结构性变化：城市的飞速发展显现出强劲的势头，因此，不仅需要乡村全方位输出资源以供城市发展，而且乡村的存在理由迅速地丧失，城乡间的存在与发展天平显著倾斜。城市成为人类聚居性生存的主要空间，乡村被掠夺；城市成为人们向往的地方，乡村成为落后的代名词；城市的发展与乡村的衰颓形成尖锐的对比。城市成为令人瞩目的地方，成为人们普遍向往之地。这也导致了城市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水平标志的结果，即城市发展状态构成一个区域在国家发展中战略地位与影响力的衡量尺度。随着城市化进程与后起的工业革命挂钩，城市发展如虎添翼，以至于城市掠夺农村这样的情况，在所有国家的现代早期时段都曾出现过。直到这种局面造成人类生存环境的极大破坏，才促使人们转向城乡关系统合发展的新方向。这就明显将人类社会的城乡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与两种状态。三个阶段，一是农业社会长时段的城乡相对和谐，二是现代化早期阶段的城乡极差最大化，三是现代化成熟阶段的城乡统合发展尝试。两种状态，一是城乡关系相对和谐的状态，二是城乡关系的严重倾斜状态。这是理解人类社会有史以来城乡关系的几个基本向度。

02二、分流演进

人类文明的发展，在时间延续和空间广延上讲，农业文明长期处在一枝独秀的状态。农业、农村和农民是传统社会的三根支柱。在传统社会中，城市不过是汪洋中的一叶扁舟，不足以对广大的农村地区、农业结构、农民行为产生根本影响。即便是在政治权力左右城市关系的情况下，乡村对城市权力的反向影响也是巨大的：在封建欧洲，分封地区以城市连接的农村，成为对抗王权的政治空间；在帝制中国，乡村乡绅权力成为接纳或拒斥官僚权力与皇权的筛选性权力。而在商业非常发达的古代城市，也会受制于农村所提供的可交易产品多寡与优劣，城市的手工业者服务的主要对象，部分是城市居民，更多的则是农村居民。与现代化情景中城市影响甚至是制约农村的情况经常相反：传统社会的城市是被农村所塑造的。城市的逻辑是农村逻辑的一个收缩版，农村逻辑则是城市逻辑的一个扩散版。但并不是说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中，相比于农村，城市中心性地位就不凸显。尽管在农业社会中分散居住的农村居民具有经济与社会上的重要地位，但城市在政治上仍然居于一个更为重要的位置。一方面，是因为在这个长时段中，城市的演进与文明的进步内在地联系在一起，而农村与文明进步的阶段性勾连，终究被城市与文明发展的更紧密联系所取代。“城市的演进展现了人类从草莽未辟的蒙昧状态到繁衍扩展到全世界的历程。……城市也代表着人类不再依赖自然界的恩赐，而是另起炉灶，试图构建一个新的、可操控的秩序。”这是城市不同于乡村的最本质的地方：乡村乃是一个自然秩序和谐之地，因此，它不足以代表人类以创造性的方式促成文明秩序的特殊活动方式；而只有城市这一人为的秩序空间，才真正反映了人类创造性适应并改良自然秩序且形成人为秩序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在古今社会中，城市以其三大功能凸显了完全不同于农村的根本属性：一是构建神圣的空间，二是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三是拥有一个商业市场。第一个方面是由人类早期生活在一个神性支配一切的氛围中决定的，宗教祭祀需要在一个成员聚合性空间中进行，最初的城市便因此萌芽。随着古代社会政治与宗教（欧洲）、政治与教化（东亚）的高度整合，城市成为供给心灵秩序的核心地点所在。及至现代化阶段，早期的政治与宗教、政治与教化的分离，从城市发源，扩展全国乃至于全球，但城市依然维持了它在提供、整合心灵秩序上的精神策源地的地位。愈是成熟的现代化国家，其城市作为思想发源地的特点就愈是突出。第二个方面是由于城市聚集了较为丰富的物质、权力与文化资源，因此足以提供远较农村为高的安全保障。城市不仅是物质资源的聚散地，也是相对公平交易的场所，不像农村在物质资源上主要受自然节律的制约，很难进行跨季节、跨地区的物资调剂；城市也是权力的心脏，驱动整个国家的权力运行，即便是专制权力，它也让国家保有底线的秩序，不至于让人类陷入丛林社会，而民主城市更是提供了基于安全追求的稳定秩序。第三个方面是因为城市是各方所需物资的集散地。城市是商业交易的中心，在农业时代，商业交易怎么发达，都是农业的点缀，而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但到了工业时代，工商经济取农商经济而代之，科学技术的迅猛进步与工业革命携手，让城市的商业交易成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强大引擎，商业成为推动人类进步的核心动能。因此，理解城市在人类发展中的重要性，既可以从城市在人类文明总体进程中的主导作用来进行，也可以从农业与工业两个大时代来展开。以前者言，城市的重要作用一直受人瞩目；就后者论，城市的决定性作用愈来愈凸显，以至于到了现代化阶段，城市文明已经成为无可匹敌的城市文明形式。

现代社会表现出城市对农村一个不可逆的替代过程。这个过程的外部鲜明特征是它的系统性、迅速化和不可逆。其实效性令人瞩目，其残酷性一直被人诟病。这是一个历史变迁已然定型的状态。但只有对其进行理性重述，人们才足以理解现代化变迁进程中城乡关系的结构性变化状态。这一进程的典型事件出现在西欧。在时间上起自 14、15 世纪，成于 19 世纪，广被世界则已经到了 20 世纪。在空间的地域属性上起自西欧，更准确地讲，起自英格兰；而在空间的结构方式上呈现为农民向城市的流动、农业向工业的演进、农村向城市化过渡。如今人们回观这一过程的时候，以建设性的眼光看，很容易将其描述为一个温情脉脉的变化过程；以批判的目光审视，则会将其残酷性兀自展现，令人怵目惊心。但从历史变迁的角度理性看待这一过程，则可以说这是现代化进程改变城乡关系的一个过程，既有进步性，也有残酷性。以城代乡和以城带乡构成这一演变过程的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人类聚居空间的结构性转移为标志，形成了城乡分流发展，一个具有鲜明对比效果的状态是：乡村资源明显短缺、城市资源丰沛性聚集。这一过程，对人类长期促成并习以为常的乡间理想、田园牧歌、农业节奏、乡民淳朴、邻里信任产生了摧毁性打击，让人类不得不重构一种新的聚居性秩序，以适应新的社会机制的需要。后一阶段则以人类对聚居空间多样化的认识为基础，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一个统合城乡发展、重回乡村空间、再行整合秩序的状态。

城乡的悬殊分化，是一个现代化进程中必不可免的城乡分流演进阶段。这里所谓的城乡分流，不是一个简单的城市发展模式归城市、乡村发展模式归乡村的分途演进，而是一个城市发展夺取乡村资源，让乡村发展处在一个资源匮乏、吸引力减弱、单方流向城市的状态。这是一个从农业文明跃迁到工业文明的艰难过程，是人类所经历的一次刻骨铭心的重大转变。这个过程不是一个温文尔雅的过程，而是一个疾风暴雨式的变化。“城市革命”这一辞藻，让人对其激荡起的社会滔天巨浪记忆犹新。

具有现代化意义的城市革命，以城市成为大规模生产产品的场所为标志。所谓大规模生产产品，所指不是农业时代出现的那种在生产上达到相当规模的城市手工工场，而是指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的大工业工厂机构的生产。它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是工业革命直接引发了城市革命，也是工业革命终结了曾经辉煌的农业文明。工业革命需要以资本的经营方式来满足大规模生产产品的需要，也需要中止那种以土地的精心耕种来增长财富的农业模式。对此，可以这种生产方式的创生之国英国，以及这种生产模式的亚洲模范生日本及接力承载者中国为例来做一个历史观察。英格兰是世界范围内工业革命首发之地。在工业革命之前，英国已经在农业文明的土壤中生长出了一系列有利于工业革命的因素，诸如不断改进的农耕技术、手工纺织技术、集市贸易、保护私产等等。随着英国建立起稳定的君主立宪制度，在国内发展与海外竞争（战争）中，人们对财富的热望浮现出来。以小农户为单位的农业生产方式，在改进农业的口号激励下，开始向大农场主导的农业耕作方式迅速演变。对推动英国从传统农业演进到现代农业和工业具有标志性作用的“圈地运动”出现并迅速扩展开来。圈地不是大农场一时兴起的单纯行动，而是城市化进程的重要一环。此后，城市星罗棋布：随着圈地的兴起，农村面貌发生巨大改变，不仅到处出现墙、建筑和道路，而且让散布在农村各处的小农户向这些聚居地即城市集中。曾经自给自足的小农户破产了，只能给圈地者干活而成为城市“奴隶”。但随之兴起的城市群落，不仅让伦敦这些老牌大都市发挥出更加巨大的中心城市作用，也让新兴城市群落出现。城市空间中聚集了资本生产者、律师、艺术家、文人和各种从事服务业的人群，随之正规教育机构出现，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让设备愈加齐全的城市所具有的吸引力，远非设备简陋的农村可比拟。一个由城市抛离农村的城市化运动的轮廓展现在人们面前。此时，新的生产单位不再是农户，而是工厂；新的聚居空间主体不再是农民，而是城市居民；新的社会关系不再由等级制呈现，而是由平等的契约显示；新的生产机制不再由自然节奏驱动，而是由生产效率推进；新的贸易方式不再是国家化的集市贸易，而是自由贸易；新的领导力后备队伍不再由代际传递，而是由学校培养；新的权力机制不再由君主权力主导，而是由市民社会驱动；新的政府运作机制不再是控制型的，而是服务于经济增长的。如此等等，都展现出城市化进程显现出来的全新面貌。英格兰的这个变化过程，尽管被人们从经济视角赞美，但也被伦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所痛斥。就前者讲，经济的显著增长让各个阶层都是受益者；就后者论，城乡区隔、富人穷人的分化，确实令人心惊。显然，人们很难将这一进程单纯看作是温情有加的社会变迁过程，其中确实充满疾风暴雨。人们以“羊吃人”对圈地运动所做的残酷性概括，足以反映出它的残酷性。因此，像当代英国的历史人类学家麦克法兰那样，将英格兰的现代早期城乡关系描述得温情动人，就很难让人信服。他指出，“英格兰的城乡之间不存在天悬地隔。这里随处可见 rus in urbe，即城市里的农村，也就是说，人们设法用树木、公园和小花园把城市变得像是农村；这里也随处可见 urbe in rure，也就是说，农村里住着秉持城市价值观的人，他们痴迷于时间，痴迷于算计，痴迷于社会流动 (social mobility)”。也许英格兰局部地区存在麦克法兰描述的这种现象，但圈地运动中的“羊吃人”，很难被这种描述所改观。日本是亚洲承接现代化变迁相当成功的一个国家。无疑，日本起自明治维新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表明它是一个后发外生性的现代国家。在“黑船来航”的外部势力威逼下，日本才启动了它的工业化进程。但这时资本的主要资源如土地，主要由使用者即农民控制着，而不是由城镇和乡村统治者所控制。这是一种典型的农耕体制。在日本精英阶层寻求富国强兵理念的推动下，国家权力体制发生了重大改变。明治宪法的颁布，促成了国家宪制政体的落实，打破了日本古已有之的等级秩序。这样，不仅让东京成为政治权威的集合地，也让它成为一个控制广大农村的政策制定与实施地。随着武士身份到领主、地主身份与其社会功能的分立，阻挡日本现代发展的集群被降低为比较单纯的社会身份，天皇制这一象征着国家统一的制度确立起来。以学习西方为取向的变革国策，逐步实行开来。日本现代化的“中心与外围”，也就是以东京为全国中心、京都一类中心城市为区域中心，而小城市与农村为外围的机制浮现而出。其中，东京几乎聚集了推动日本现代化、城市化最具自觉理念的人群，相应也就将中小城市与农村的权力与智力资源吸纳到东京。“财富、前程和对世界看法上越来越大的差别这类更基本的问题——这些差别将受过教育者、城市人、上层阶级与劳动大众、尤其是农人区分开来，一直在激化。”这样的情形与英国工业化、城市化初期的情形，如出一辙。

中国也是后发外生的现代化国家。与日本的情形相类似，中国的现代化起自 19 世纪中期的洋务运动，时间上稍早于日本。洋务运动是由清政府直接推动的工业化运动，那是出现在中国不算太多的大中城市里的现代工业建设运动。上海、广州、天津、南京、杭州、西安等地官办的军工企业，成为中国中心城市里兴起的早期工业机构。随着军工企业的成长，城市不仅吸纳农村的人员流入，而且也吸引城市和乡村青年进入新兴的技术学校学习。伴随军工企业而出现的现代工业机构，吸纳了大量的农村人口不说，也将农村中国的面貌改变为以城代乡的城市化面目。由此逐渐形成了近代以降中国的城市与农村所谓“双元经济”局面，一个现代化的城市与传统化的农村，在这样的经济局面中，形成极大的反差。“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大部分农村保持着与传统社会相似的情景模式——小农经济的生产组织形式、与百年甚至千年前一样的农具、依靠畜力和人力的耕作方式、地主和农民相对立的生产关系；而同时，城市中却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景象——现代的工厂、交通工具、金融结构、商业企业……城市的变化是一个高起点的渐变的过程。而农村不同，看起来，农村的变化很小。” 这种城乡的两极反差，一是因为城市大量吸纳资源而让农村资源极为匮乏，二是由于早期城市发展的大趋势无法反哺农村。因此其反差处在一个扩大而不是缩小的状态。

03三、统合发展

城市化的发展显然不能以城市对乡村资源的无度吸纳为持续不变的条件。原因很简单，乡村并不是一个可以不停地为城市供给资源的场所，如果城市一味汲取乡村资源，会使乡村资源陷于枯竭状态。乡村需要一种资源再生的机制，这一再生机制，不只是着眼于乡村自身的存续，更是着眼于城乡的相互需要与相互促进。如前所述，在城市化的早期过程中，乡村供给了城市所需要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与社会资源。这一时期的城乡关系，主要是一种向城市倾斜，而轻视甚至是无视乡村的机制。但城市的发展，并不能完全取代乡村的功能。一方面，这是因为城市空间、资源与人力的组合，无法干净彻底地取代乡村，因此让乡村完全退出人类生活空间。乡村的存在理由，不仅与提供人类物质生活资源的农业所顽强表现出的韧性相关，也与不同于城市聚集度极高的分散性乡村生活方式所独具的魅力有关，更与城市文明一骑绝尘式发展得到的沉痛教训相连。这也是一个残酷的事实。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城市发展自身存在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城市的密集空间让生活的趣意受到明显挤压，就业与发展的个人压力让城市成为压力增压空间，工业化所必然造成的城市污染甚至让其不适合于人类生存，城市景观的生造性或人为性远无法与乡村的自然景观媲美，城市社会的极快节奏让人感到窒息，作为陌生人社会的城市相对于熟人社会的乡村让人感到冷漠，城市空间里严重分化的富人阶层与穷人阶层引发人际对峙，等等等等，这些城市病让人们在城市化的进程中逐渐反思以城代乡的城市化模式，尝试以城带乡的城乡互动模式给城市的健康发展注入新动力。

城市化进程自身催生了城乡关系的重建。这不是一个具有先见之明的城市化谋划者的未雨绸缪，而是城市化进程显现其自身必须克服的重大缺陷之后，推动人们展开补偏救弊式的城乡关系谋划。一方面是前所提及的城市化的一般缺陷；另一方面是城市发展不均衡造成的此起彼落，也就是老工业城市被新兴工业城市取代，促成一些曾经令人瞩目的大城市的衰败景象，促使人们思考，单纯将城市化作为一个令人向往的目标，是不是幼稚可笑。如果说城市自身的更新问题，是处理城市空间刷新的内部问题，那么，城乡关系也成为人们重新审视城市发展的一个代换论题。人们在“更好的城市”的期待中，开始对长久发挥城市吸引力的中央商务区 (CBD,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及闹市区 (Downtown) 加以拒斥，转而对城乡交界地区即郊区这一可能具备城乡共同优势的区域大感兴趣。这是一个关于城市居住空间的崭新想象和空间的重新营造。“郊区在世界主要经济大国取得了胜利，也横扫了所有工业发达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与选择居住在拥挤的公寓大楼相比，更多的人似乎把他们心中‘更好的城市’定义为有更多的个人空间和隐私，甚至还要有一块私家草坪。” 郊区热潮的兴起，不单是一个城市空间从中央商务区和闹市区向城乡接合部转移的地理改变，而且是一个城市文化理念出现根本转变的标志，更是城乡天平从严重倾向城市一端向城乡平衡点回摆的表现。一个兼具城乡优势的“更好的城市”理念，象征着曾经被城市大幅抛离的乡村，再次回到人类发展的舞台上来了。这自然不是乡村重回发展中心舞台，无论是在经济上、文化上还是政治上，城市空间的绝对主导权都没被乡村撼动丝毫。但乡村楔入城市的发展空间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这可以被称为城乡统合发展的一种新城市发展模式：在其间，乡村不再被城市发展所完全忽略，而是成为城市发展中需要注重的基本元素，需要重视的参照体系。发达国家城乡统合发展的既有经验值得重视。一种可称是逆转性的城乡关系在成熟的现代国家中浮现出来，推动人们重新思考城乡关系。如前所述，人们热衷于居住在郊区，对城市的拥挤、污染、摩擦、冲突忍无可忍。表面上看，这不过是城市居民居住习惯的改变；从深处说，则是对人类聚居空间的文化重构。走过了轻视乡村、重视城市的漫漫长路，人类才发现农业文明时代的某些价值遗产、制度安排与生活方式足值珍惜，因此才回过头来将城乡关系做统合观。这是人类在聚居空间认知上的一个显著进步，也是人类对城市化的进程仍具反思能力的表现。在这中间，英国及欧陆国家统合城乡发展的经验值得重视。而作为全球城市发展典范的美国在融合城乡发展上取得的突破，也值得参考。就英国和欧陆国家不同的统合城乡侧重点而言，英国在二战后特别重视大都市外围地带的统合规划，从而让城市成为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引擎，这就将早期现代化阶段的以城代乡转变为以城带乡了。欧陆国家法国也建立起以巴黎之类的大都市为中心的辐射性发展机制，并且因为城市快速交通系统的发达，大都市与周围城市以及农村的联系更加紧密。同时，在将巴黎去中心化的同时，着力扶持周围城市的发展，并通盘考虑城市的区域发展规划。这都与现代早期那种城市对乡村资源的掠夺，城市之间处于一种可说是恶性竞争的状态迥然相别。20 世纪执城市发展牛耳的美国，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一直呈现出一个“逆城市化”趋势。这是对此前城市化进程的一种自觉扭转的结果。这一结果，既体现为高速的城市化进程的中断，也呈现为城市规划思路的如前变化，更显现出亲近自然的郊区生活意欲。于是，“全国各个区域正在形成新的就业形态。交通改善和新的交流方式大大削减了交通运输典型的地方化效应、新思想与实践快速传递中的邻近性。由于国家快速增长，工业被扩散到以前城市的远郊地区、非大都市和阳关地带边缘区，这些地区正在实行私营部门的后工业化管理和控制职能”。城乡的这种关联性发展，既是城市发展逻辑发生转变的结果，也是乡村被纳入而不是被排斥在城市发展视野中的产物。这不是说乡村显现出它对城市发展具有某种独特的价值，而是说乡村那种亲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在城市自身的演进中必然大放异彩。前述城市的人为性与乡村的自然性，本就是人类生活所必不可少的两个组成部分。在城市需要排斥乡村才足以体现它的无限潜力的早期城市化阶段，这两种特性也就被切割在城市与乡村的两个世界之中，而一旦这种排斥性趋淡或消失，人们就会看到人为性与自然性的不可或缺，城乡的关联发展，就自然而然呈现出来。

后发国家的城乡发展，从总体上显现出与发达国家发展线索相一致的演变过程。但具体的情况，则可以从两个不同视角加以观察。从后发优势的角度讲，后发外生型现代国家似乎可以避免先发内生型现代国家曾经在城乡关系上所走的弯路，不重蹈以城代乡的覆辙，而能够做到以城带乡的统合发展。并且在制度上真正保证这种发展模式能够引领国家的健康发展。但从后发劣势上讲，后发外生型现代国家在现代起点上均属于落后国家，他们可以在技术上迅速学到先发现代国家的先进经验，但在制度上却无法保证其健康发展，甚至在制度上模仿先发国家的能力都受到未能成功限制的国家权力的阻扰。所谓后发劣势，是对“落后者诅咒”(Curse To The Late Comer) 的一个温和翻译。“意思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为什么说‘诅咒’呢？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的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从世界城市史来看，西欧北美之外的后发国家，无一不走过一段城市发展的弯路。这就是后发劣势所注定的结果：那种以暴风骤雨的方式推进城市化的结果，就是城市对乡村颇为剧烈的掠夺，国家规划的制定者大致着眼于城市单方面的发展需要，将国家资源无条件向城市倾斜；而城市自身的发展，也显现出追求城市地标的辉煌，而对城市生活设施建设及民生资源的配给相当轻视。如此一来，城乡的分离固不在话下，而城市的辉煌与农村的凋敝构成两幅具有惊人落差的画面。城市发展格局也形成了极少数大都市畸形发展，大多数中小城市资源匮乏、发展不足的失衡局面。

中国是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国家，在城乡关系重构上的经验与教训，都值得人们深思。在计划经济时代，城乡二元模式、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等问题，让人清楚地看到了苏联城市发展模式在中国的影响力。但中国领导者尽量规避苏联发展模式，如剥夺农民、如重工轻农的产业秩序安排，都在避免之列。毛泽东的名篇《论十大关系》，对此有明确的论述：“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但是就是这样，如果粗心大意，也还是会犯这种或那种错误。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 这是一个计划经济时代国家领袖人物对城乡统筹发展的清醒论述。但也不能不看到，仅从非农户籍和农业户籍及其相关政策上，就可以看出农业、农村与农民相比于工业、城市与市民的明显差距，这正是城市单方面发展的一个明显标志。

在市场经济时代，农村经济体制，尤其是土地制度的改革，掀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随之而起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将中国推向了经济疾速发展的阶段。中国崛起的历史奇迹，证明了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实践是相当成功的。但也不能不看到，中国的城乡二元模式造成的城乡发展差距及其缩小尝试、城市反哺农村的努力、城乡户籍制度的改革、作为过渡身份的农民工命名问题、农村的空心化问题等等，一再表明，农村的发展是明显落后于城市的进步的。2000 年，身为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致信时任总理朱镕基，道出了“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症结，就反映了市场经济时代城乡二元发展模式的严重问题所在。中共十八大以后，国家领导人明确提出的乡村振兴政策，以及倡导的“两山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反映了“中国式现代化”在统筹城乡发展上的政策取向。这就再次印证了城乡分流发展模式，一定会转进到城乡统合式的发展。这是一个现代化的全球普遍现象。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从以城代乡到以城带乡的转进，证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世界的同一进程是高度吻合的。

04四、渐熟、骤熟与文明发展

从城乡关系演变的现代过程来看，现代化呈现出一种逐渐成熟的特性。这种现代化的渐熟性是与现代化的骤熟性相对而言的。不存在一步到位的现代化，自然也就不存在一步到位的现代城市（与乡村）文明。任何国家都没理由自以为是，认为自己可以一枝独秀、独辟蹊径，走出一条不付出任何代价的城市化发展道路。这是一种幻想。这种现代化的骤熟性期待是一种反现代化的理念。现代化只能行走在渐熟的进路上。这是符合人类认知与实践特质的社会发展模式：人类对一切事物的认知都不可能一览无余、无一遗漏，而是遵循一条从局部到全体、从表象到实质的认知进路。这与人类认知能力随事物自身状态展现的过程性或持续性相关。人类的实践更是不可能一次性彻底解决所有问题，而是从易到难、从个别到整体地解决其能够解决的问题。这与人类实践依循的制度的情景约束机制内在地联系在一起。

现代化的渐熟性，是从现代化的长程历史之总体特征上呈现出来的。这既是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来看的结果，也是从各国现代化的共性特点上来认知的。这是两个紧密关联在一起的特点。先从现代化的总体特点上讲，它起自中世纪晚期，萌动于文艺复兴时代，成型于 17 世纪的新知时代，推广于 18 世纪的启蒙运动，进而在 19 世纪正式开启它的世界进程。这本身就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渐熟现代化进程。如果说这仅仅是从时间维度上展现的现代渐熟性的话，那么，在各种社会要素及其相互适配性上，现代化就更是呈现出逐渐趋于成熟的特点。现代并不是横空出世、从天而降的果实，而是经由漫长的社会渐变过程催生的结果。从政治结构上讲，它是民族国家逐渐作别世界社会的产物，进而是立宪国家逐渐替代君主专制的成就；从经济结构上看，它是中世纪后期兴起的手工工场逐渐走向机器工业的结果，也是从农商经济渐次演进到工商经济的成果；从社会结构上审视，它是农村社会逐渐走向城市社会的产物，也是农民社会逐渐演变成为市民社会的结果；从思想文化上讲，它是政教合一社会走向政教分离的成果，也是个人主义、立宪主义、理性主义、理想主义复杂综合的产物。总而言之，规范意义上的现代国家，是在付出相当长时间代价的基础上，才逐渐形成的国家形态。再就现代化进程的国家情形来看，以第一个现代化国家英国（准确地讲是英格兰）来讲，从 1215 年贵族与英王约翰达成的《大宪章》算起，到 1688 年君主立宪制度稳定确立下来，付出的时间长达 470 余年。从 1688 年君主立宪制确立，让社会保有了私产的政治安全机制，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到 19 世纪英帝国作为“日不落帝国”的挺立，政治与经济的相携发展，也付出了将近两百年的时间。其间，充满了偶然性，现代的发展与磨合惊人地并存。“从 11 或12 世纪一直绵延至今，英格兰的现代性是一道横亘一千年的‘长长的拱弧’，没有任何间断。” 这自然不是说任何一个想要成为英格兰那样的现代国家都必须再付出数百、上千年的时间代价，才有望成为现代国家。而是说任何一个随英国之后尝试成为现代国度的国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现代发展的渐熟性。尽管时间上相对于英格兰可以显著缩短，如人们认为的日本实现现代转变付出的是两个 25 年：1868 年起始的明治维新，在 1894 年就实现了经济的现代转变，从农业国家一跃而成为工业国家；1945 年战败以后的政治变革，实现了日本真正的立宪建国目标，并在 1970 年再次跃升为工业强国。这都被称为“日本奇迹”。但如果不是以两个时段分别来看日本的现代转变，而是连贯地观察日本的现代转变，那么日本的现代转变，最终形成工业经济与民主政治的适配机制，也付出了将近百年的时间代价。至于像苏联、东欧一些国家，即便付出了相应的时间代价，不仅没能将国家的现代化渐渐催熟，反而陷入了可怕的国家崩溃，甚至引发部分国家的显著倒退。可见现代化的渐熟性特点是多么显著可辨。

现代化的骤熟性，既是从现代化的具体事件上来界定的，也是从现代化的结果上来确定的，更是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意图上来理解的。从总体上讲，现代化的骤熟性是在两个意义上得到界定的。一是指现代化最终成型的那一刻，它露出了现代化的总体轮廓，让人们对现代化留下清晰可辨的印象。那一刻，一个经过漫长的现代演进与积累的国家，骤然间趋于成熟现代了。二是指一个尝试转出农耕文明，转进工商文明的国家，仅仅付出了极短的时间代价，便轻而易举地实现了现代转型，跻身现代国家行列。前者，对人们理解现代化的骤熟性并无指标性意义。因为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现代化的骤熟性，仅具有结果上的提示性，不具备过程性的指示性。后者，是人们一般理解现代化骤熟性的基本指向。从前述现代化的世界进程来看，人们会怀疑现代化进程中是否真正存在过所谓骤熟的现代国家。但衡诸现代化解释史，人们经常将前述的德国、日本以及苏联视为骤熟的现代国家。日本的两次“25 年现代奇迹”、苏联18 年实现工业化的奇迹，都被视为是现代化骤熟的重要案例。而一切后发外生的现代国家，都似乎对骤熟的现代化怀抱极为高昂的热情，以至于不惜诉诸战争，来实现短时间内富国强兵的“现代化”目标。结果，不仅没有真正推动国家的现代转变，反而将国家带入现代歧途，拉长了现代转变的时距、偿付了本可无须付出的过高代价。欧洲的德国与苏俄、亚洲的日本，都是怀揣军事强国的梦想跌进现代发展极深陷阱之中的国度。现代化的渐熟性是对现代化过程准确理解的产物，现代化骤熟性的第二种定义则是对现代化扭曲理解的副产品。事实上，那些走军国主义捷径的现代国家，最后都付出了更多的时间与实践代价。在现代化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走通过这样的捷径。在一心走捷径而付出高昂代价以后，这些国家都老老实实地回到现代国家建构的正道上来，以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与多元社会的规范建构，来夯实现代国家建构的基础结构。假如偿付过沉重代价的后发外生现代国家，拒不回到现代建国的踏实轨道上来，那么它试图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就会遭遇更多更大的困难。前者如德国与日本，后者如苏俄。在这中间，人们对德国、日本以及苏联的现代化奇迹所作的解读，其实是一种明显的误读。这三个国家是力图在很短的时间内，以国家权力绝对主导的方式实现现代转变的典型。德国具有悠久的帝国传统，国家的统一也是借助传统色彩极为浓厚的“铁血政策”来实现的。其后，德国实行暴力性的国家权力推进方式，试图快速进入现代国家行列。但德国的这一尝试因为被畸形的国家权力意欲所主宰，即便历经三个帝国和一个短命共和国的极大努力，并发动两次世界大战以实现国家崛起的大战略，最终却断送了自主建国的前程。德国的帝国式现代国家建构，最终在付出三次殖民与准殖民（拿破仑的殖民、一战与二战后的准殖民）的高昂学费后，才成为较为规范意义的现代国家。日本则是亚洲国家中以国家权力意志大力推进现代转变的国度。天皇制国家的建立，以及对幕府制度的取代，对工业化的强力推进，让日本不仅确立了工业强国、军事强国的建国进路，而且以称雄亚洲、代言弱国的方式谋求大国强国地位。为此，日本不惜数次诉诸战争，以日俄战争战胜俄国而成功实现称雄亚洲、进入世界强国俱乐部的战略意图；以开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战场以求实现打败美国和殖民东亚、东南亚的目的。但诉诸非正义战争谋求国家称霸的行径，被反法西斯力量所击败。同德国一样，日本在二战后被盟军接管国家主权，且实施军事管制。经过盟军对德日两国的结构性改造，两国才终于成为比较规范意义上的现代国家。但即便如此，由于两国是二战的战败国，即便经济极为发达、政治相对规范，也无法“正常地”组织国家的行政管理与国际交往，故其努力让国家成为“正常国家”的尝试不曾间断。

俄罗斯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现代化转变始自沙皇彼得一世的亲自推动。由此可见，俄罗斯的现代化进程同德日两国类似，都是国家高层以权力机制推动的外生性现代化进程。但沙皇俄国的现代化流于表面，且遭遇革命运动的强有力挑战。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斯大林以铁腕手段推进苏俄的现代工业发展，全方位牺牲“三农”利益，以至于国家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了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但国家诸要素之间的适配性机制未能建立起来：经济上重工业一枝独秀，涉及民生的轻工业与农业处于资源短缺、发展不足的状态；政治上以准军事化管控国家，导致国家权力不能实现法治规范；社会文化上以高度统一的政党意识形态挤压社会，造成思想一律，从根本上窒息了国家生机与活力。因此，苏联晚近阶段其实已经基本丧失了建构规范意义上的现代国家的可能性。

从德国、日本与苏俄的现代化进程来看，尝试以快速的现代转变实现国家的古今之变，常常会以悲剧收场。原因很简单，一国在面对历史遗产、现实处境与未来选择的时候，在认知上一定会出现接受、犹疑、彷徨与拒斥等多种心态的相互撞击，因此很难由国家权力，尤其是由国家权力高层瞬间将全民凝心聚力，一心一意地谋求现代化事业。而在实践上来讲，即便国家权力可以凝聚举国之力谋求现代转变，但资源是否足够、资源配置能否合理、政策与社会能不能无缝对接、国家内部与外部的复杂因素可否统合到现代化进程上来，都是无法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事情，都是必须在各种因素的偶然巧合中争取满意结果。这就意味着，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很难比快，反而经常需要比慢：比慢，是慢工出细活的意思；比快，则常常导致“欲速则不达”的悲壮后果。英国的经验，证明了前者；德国、日本与苏俄的教训，印证了后者。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国家。后发是由 1840 鸦片战争被动开启现代化转型进程来呈现的，外生是由西方列强强力楔入中国并以西学东渐和西力东渐的双重压力挤迫推动现代转变来展示的。1840 年前的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文明极为发达的国度，也是一个具有悠久统治经验的成熟君主制国家，儒道互补的社会秩序建构也让整个国家显得秩序井然。但在晚清时期，夕阳般的传统农业文明陷入朝阳式的工业文明的全方位挑战，以至于根本没有应战能力。唯有改变国家的运行轨道，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国家方有未来可言。为此，“向西方寻找真理”成为先进人士不谋而合的国家建构意识。但这一进程在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的同时，因为政治、经济与文化等社会要素在现代转变上的不匹配，终于让洋务运动崭露的“亚洲第一工业国”，辛亥革命呈现的“亚洲第一共和国”的曙光暗淡下来。国家不得不经历三次国内战争，才终于重建主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解决了中国“站起来”的问题；改革开放解决了中国“富起来”的路线问题；全面深化改革则尝试解决中国“强起来”的问题。这是一个显著可辨的渐熟性现代化过程。而在第三个阶段提出来的“两山论”这类重视城乡统合发展的理念，也向人们表明，中国自晚明，尤其是自晚清以来漫长而艰难的现代转变，终于浮现出国家以社会要素适配理念引导下的发展方案。

现代化终究是建构现代文明的过程。相对于传统文明而言，现代文明本身也是逐渐脱胎于传统文明的文明发展的新阶段；与此同时，也是现代文明自身的一个发展过程。相应地，现代文明也不过是文明演进的一个特定阶段。从现代文明中衍生出新的文明形态，应当是现代文明深度发展的一个预期结果。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性所注定了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特质。人类文明发展从来不是一个一念之愿、一蹴即就的结果，而是不断丰富认知和改善实践的产物。在这个历史进程中，城市文明逐渐成为人类文明的主流形式。城市文明自身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以城代乡到以城带乡，也就是一个从城市侵夺农村资源到城市带动农村发展的转型。其间，呈现出城市文明对农村文明的文明承续和超越。城市文明的根本精神，贯穿古今城市发展进程。这是人类文明借助城市以显现其精神实质，并提点人们谨守和改进的文明核心理念。超越城乡分流发展模式、坚持城乡统合发展的进路，城市文明就能继续成为人类文明前行的灯塔。“只有占据神圣之地，社会秩序有条不紊，来自五湖四海的城市居民的多样化天性能够得到激发，城市才能兴旺发达。在长达 5000 多年的时间里，人们所眷恋的城市是政治和物质进步的主要场所。只有在城市这个古老的神圣、安全和繁忙的合流之地，才能够塑造人类的未来。”（来源：乡村发现转自：《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