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涨价逻辑：畜禽肉价格将被波及 如何避免与大豆抢地？

                               
登录/注册后可看大图

应对玉米紧平衡问题的核心，应包括如何保障种粮农民的利益以促进增收，以及解决好大豆与玉米“争地”的问题。有国内学者指出：应把用于榨油和动物饲料的大宗大豆市场留给美国、巴西等主要生产国。图为美国密苏里州某大豆主产区。《财经》记者 焦建/摄

进入2020年后，作为中国三大主粮作物之一的玉米如同坐上了多头快车，即便在国内农产品价格的一片“涨声”中，上涨幅度依然是最抢眼的一个。

以期货价格这一“晴雨表”来衡量：今年国内玉米期货价格累计上涨已达三分之一左右。2019年玉米期货主力合约均价为1892元/吨，至今年9月16日收盘，大商所玉米期货主力合约结算价已升至2406元/吨，而这则是继2日前价格创下5年新高之后的又一个新高。

推高玉米价格的大背景，源于市场的供需缺口。按照国家粮食交易中心8月发布的供需月报数据，2019/2020年度，国内玉米供需缺口为2618万吨。而在部分市场人士看来，实际的供需缺口可能还更大一些。

这其实已是国内玉米连续3年出现缺口。自从玉米价格开始进入市场化调整，并经过2018年、2019年的库存下降后，中国的玉米供需关系正处于从平衡走向紧平衡的拐点。这也意味着“风吹草动”成为常态，而2020年的情况又显得格外特殊一些：

一方面，作为“饲料之基”的玉米，其最主要的用途之一就是加工生猪、禽类饲料。其价格的上涨，势必会对生猪、禽类养殖业的成本端带来一定冲击。近日养殖业规模因价格提升出现的增加，会与玉米价格形成何种关系仍有待观察；另一方面，玉米种植面积呈现趋势性减少，东北罕见的台风又引起部分区域玉米倒伏，引起市场对单产和品质下降的担忧，则使期货价格进一步出现上扬。

新冠疫情与蝗灾，以及宽松的货币供应等一系列国际性因素，亦使得粮食价格不乏炒作题材或者所谓“价格重估”，而在“水涨船高”之下，仍需部分进口的玉米，自然会产生国内外的联动效应。

短期来看，天气炒作或将继续推动期价上涨，但考虑到仍有大量临储玉米待出库，加上新玉米将集中供应及玉米进口量增加等利空因素，玉米价格继续上涨空间或有限。下游生猪等养殖行业复苏情况亦会对玉米价格产生制约效应。

长期来看，近年来在部分产区出现的玉米和大豆“争地”现象，则意味着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亦面临新的形势及取舍，“主要需解决耕地问题，拓展国内备耕地资源，提升耕地质量，优先满足口粮需求，再结构调整饲料粮结构和辅助利用海外农业资源加适度进口相结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第四研究室主任韩杨对《财经》记者解析称。

供需因素之外

在玉米行业内部，普遍认为本轮玉米价格上涨周期始于2016年，在持续多年的“尾大不掉”情况下，当时国内将玉米的临储政策取消，通过推进价补分离，玉米价格转为市场化运行。自此开始的数年当中，国家还采取了调结构、去库存等一系列措施。

以前者为例：在东北及内蒙古的镰刀湾地区，玉米的种植面积被调减，同时加大对大豆的价格补贴，使得部分地区的玉米改种大豆。从价格及需求等情况来看，种大豆比种玉米来得更加划算。

从2016年以后，经过连续3年的抛储，国内的玉米库存也呈现持续下降态势。2016年国储玉米库存一度超过2亿吨，若将今年的国储玉米拍卖量计算在内，玉米库存大幅下降的态势非常明显。

值得提及的是，不考虑短期因素的影响，旨在为消化不合理的储备库存，以及为其他主粮的调控探路，上述调减将会在相对长期的时间内展开，因此会主动造成玉米供需之间存在一定的“硬缺口”，意味着玉米从产大于需向产需紧平衡转变。

中国玉米的种植区域，主要为东北和华北。今年东北地区种植面积已然出现微幅减少，时至8月，数个台风过境东北，对正处于关键生长期的玉米产生显著影响，吉林南部优质玉米产区减产，则进一步引发了市场的担忧情绪。

反观需求端：非洲猪瘟给国内的生猪产能造成了较大的影响。但因猪肉价格高企，国内的产能一直处于逐步恢复状态，加之禽类的饲养增加，均使得国内饲料需求出现增长，也对玉米价格造成了利好。

整体而言，业内的一种估计是：中国玉米的产量预期在2.4亿吨-2.6亿吨之间，消费水平的预期在2.8亿吨-3亿吨之间。在不考虑储备玉米的情况下，玉米的供需缺口被认为在2000万吨-4000万吨，有个别机构认为缺口达到5000万吨甚至7000万吨。

全球性的新冠疫情与蝗灾背景，以及宽松的货币供应，亦使得粮食价格不乏炒作题材或者所谓“价格重估”，而在“水涨船高”之下，仍需部分进口的玉米，自然会产生国内外的联动效应。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分别在2003年左右及2006年至2009年前后出现过两轮粮食价格大幅上涨。前一轮与城镇化、退耕还林等因素造成的粮食播种面积减少有关，后一轮则与当前情况类似，即国际粮食可能存在的危机（主要是欧美一些国家大量采用粮食来发展生物燃料）造成粮价上涨。

从期货市场的角度来看，据大商所给《财经》记者提供的相关资料显示：玉米是中国产量最大的粮食品种，近年来市场基本面发生重大变化，玉米市场由“卖粮难”变为“粮难买”，临储玉米拍卖呈现“高成交、高溢价、高涨幅”行情，玉米种植者、贸易商，深加工企业乃至饲料和养殖企业面临价格波动风险，避险需求大幅增加。

虽临储玉米库存已经基本消化完毕，但中国依然会有常规储备和每年定期的轮换粮储备，以及可以通过一次性收储等手段来调节市场供应，另外还可以通过扩大进口来补充国内供应。市场对于未来供需缺口有不同的解读，但在价格上涨的周期中，心态看涨，缺口容易被夸大。

“随着临储玉米的存量下降，也使得一些市场主体的心理预期发生变化，积极参加拍卖，囤粮待售，这些无形就放大了产需缺口。但按照临储玉米消化数量去推算产需缺口不是特别科学，比如企业多存1个月粮食就感觉扩大了2000万吨左右的缺口，实际这是一个库存搬家的现象。”国家粮油信息中心的一位人士在近日参加由大商所主办的“2020中国玉米产业大会”时指出，“按照国家公布的产量水平测算，本年度玉米产需缺口应该是2600万吨左右。国家投放的玉米已经足够覆盖缺口，玉米市场供应有保障。”

9月中旬，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随着新玉米上市，价格上涨态势会明显放缓，在市场作用下，玉米价格保持稳定是有基础和条件的。

如何再平衡？

玉米最主要的两个用途，一个是深加工，另一个就是用于生猪、禽类饲料。其价格的上涨，势必会对生猪、禽类养殖业的成本端带来一定冲击。

因事关CPI涨幅，后者是目前各方均高度关注的。对玉米饲用行业来说，目前应分两类进行解析：其一，由于目前生猪、牛羊、肉鸡养殖仍有利润空间，可在一定程度上承受成本上升；其二，蛋鸡、肉鸭等养殖本身就已连续亏损，对这类养殖单位而言，玉米涨价带来的成本上涨就是“雪上加霜”。

利好因素是，国内的小麦供应充足。今年上半年开始，一些饲料企业已尝试用小麦来生产饲料。业内的相关测算是：2020/2021年度小麦用作饲料的数量会增加500万吨以上。因此，虽然中国的饲料粮消费会出现增长，但玉米的用量可能会保持稳定甚至微跌的状态。

在临储玉米库存消化结束之后，玉米市场紧平衡态势或将维持一段时间。国家可通过何种中长期途径实现玉米市场的再平衡，则是市场人士所普遍关心的问题。目前来看，这种再平衡的手段分别包括增加玉米产量、增加进口、品种的调剂，以及建立理性的玉米价格上涨预期。

从进口角度来看：近期全球石油价格快速下滑，用于发展生物燃料产业所需的玉米、食糖、油菜籽及大豆等原料的替代需求减少，国际玉米价格随石油价格下跌呈现低迷态势。国内玉米价格的上升，则使得价差进一步拉大，充分利用国际玉米价格下行的机遇补充国内玉米库存是国内的产业共识。

今年7、8月间，中国企业订购美国玉米的积极性很高，仅8月21日、8月25日、8月27日三次购买就达到155.7万吨玉米。按照美国农业部公布的出口销售情况来估算，2020-2021年度中国进口玉米数量已达到747.2万吨。不仅如此，中国其实还会常年从乌克兰进口大约三、四百万吨的玉米。仅这两项相加，今明年进口玉米的数量应就会超过1000万吨。

农业农村部近日则指出：来自美国的玉米进口订单大幅增加，并将陆续运抵入关，加上政策性玉米出库量增加，后期市场玉米供应充足。

从产业上游的生产角度看，玉米涨价将会增加种植农户收益，也有利于促进中国玉米种植面积出现恢复性增长，进而助力恢复玉米产业的上游供给。但亦有分析人士指出，种植玉米的农户收益有望增加，但收益波动问题仍需关注。在今年的玉米价格上涨行情中，玉米种植农户可能并非是最大的受益者，反而是收购了大量玉米现货的贸易商可能获利更多。2019年时，后者曾以约1600-1800元/吨的价格收购了大量玉米，玉米上涨到超过2400元/吨附近，其浮盈超过600元/吨。

从增产角度看：在中国的主要主粮作物当中，小麦单产水平已经超过美国，平均每公顷单产5.6吨，美国则只有3.5吨左右；水稻与美国相差不大，玉米单产提升还有很大空间。相关资料显示：2019/2020市场年度，中国玉米平均每公顷产量6.32吨，同期美国玉米平均每公顷产量10.51吨，如中国能追上美国玉米的单产水平，现有的玉米种植面积4200万公顷保持稳定，还可以增产约1.8亿吨玉米。

因此，应对玉米紧平衡问题的核心，应包括如何保障种粮农民的利益以促进增收，以及解决好大豆与玉米“争地”的问题。

对于后者，常年研究中国粮食政策的同济大学教授程国强对《财经》记者指出：中国应该把用于榨油和动物饲料的大宗大豆市场留给美国、巴西等主要生产国。中国应该利用有限的可耕地来发展高蛋白非转基因大豆的小众市场。

对于前者，持续关注国内粮食安全的韩杨则认为：短期内粮食价格走势还是看需求变化。近年来，农药、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都在上涨，增加了种粮成本，粮食价格一直在低位平稳运行，农民种粮净收益在成本和价格之间两头压缩。尽管国家为了保护种粮农民利益、调动种粮积极性、促进农民增收等，出台了一系列强农惠农政策，但种粮农民收入增长更主要依靠市场的变化。

为提升农民收益，韩杨认为关键应在以下三方面增加对农民的扶持：其一，可以思考在符合WTO规则情况下，探索加大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或者是种粮产业的支持力度，合理利用规则加大对农民的支持；其二，从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体系来看，将社会服务体系做得更到位，对农民的服务支持可以从公共服务或者生产服务体系入手支持；其三，在产业链上下游中完善利益联结机制，让处于产业链最底端的种粮农民赚取更多的收益。

“提升粮农利益是保持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根本，才能促进市场供需平衡，进而稳定粮食价格，更好地保障民生所需。”韩杨称。（来源：《财经》杂志；记者：焦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