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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克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中国韵文学会副会长，中国词学学会副会长）
雅俗是中国传统诗学的一对重要范畴，古人多予以高度重视，如宋人朱熹说：“须先识得古今体制，雅俗向背。”清人陈廷焯说：“入门之始，先辨雅俗。”雅俗之辩又是一个历久常新且无处不在的命题，古今中外皆有讨论。雅和俗的内涵十分丰富，在诗学领域它可用以品评诗人风范或鉴赏作品风格，又可作为思想准则，审美理想和批评标准。雅和俗是一对发展变化的范畴，不同时代、不同社会思潮对雅俗有不同认识，不同的思想家、批评家对雅俗又有不同的诠释。雅和俗之间既对立异势，又相互交融转化。雅俗范畴的复杂性源于它的多源性，上古的多种理念经过发展、融合，嬗变为当代具有丰富意涵的范畴；“雅”和“俗”由各自独立的概念演变为一对相反相成的范畴，并成为当今使用率最高的文化审美范畴。
儒家雅俗观的核心：推崇雅正
儒家的雅正观念与雅言有直接的关系。雅言本为周朝秦地（今陕西）的方言，由于秦地为周朝王畿之地，因而雅言就具有正统、高贵的性质。孔子对雅言的态度极为严肃而尊重，《论语·述而》记云：“子所雅言，诗书执礼。”孔子在讲解《诗》《书》及执礼典仪时，都要用雅言以示郑重。在孔子生活的时代，“雅”除了语言上的标准外，还融入了思想内容上的要求。《论语》记孔子语：“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孔子把“郑声”作为“雅乐”的对立物，对郑声持完全否定态度，孔子说：“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把“郑声”与“佞人”相提并论，说明孔子认为郑声是有义理内容的，那么与“郑声”相对立的“雅乐”也是有义理内容的。雅在义理方面的内容就是“正”。孔子之后，儒家一直以“正”训“雅”。例如汉朝人孔安国说：“雅言，正言也。”（《论语集解》引）郑玄说：“雅，言今正者以为后世法。”（《周礼注》）雅正既是思想品德，伦理观念，行为言语方面的准则，又是审美理想的追求。清人蔡世运说：“名之曰雅正者，其辞雅，其理正也”，即是此谓。雅正观对后世文学思想、文学批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立意的雅正。儒家的文艺观认为雅正是各种文艺创作最重要的标准。雅在文艺作品的表现首先体现在立意之上。清代诗论家薛雪说：“心正则无不正，学诗者尤为吃紧……心不正，则言不正，志不正，则声不正，心志不正，则诗亦不正。”（《一瓢诗话》）诗歌是人的思想感情的外现形式，是情志的寄托，只有高尚正直的思想情操和端正的创作态度才能写出情深意切，真挚感人的优秀诗篇。否则心存杂念，就只能写出“歪诗”“俗诗”。薛雪说：“人知作诗避俗句，去俗字，不知去俗意尤为要紧。”“俗意”的表现大略有三种：其一，把文艺作品作为歌功颂德、阿谀逢迎之物。陶明睿《诗说杂记》说：“俗意者何?善颂善祷，能谀能谐，毫无超逸之志是也。”其二，求名求利。叶燮《原诗》指出：“诗之亡也，亡于好名。”“诗之亡也，又亡于好利。”有些文人或为求名而钴名钓誉，或为求利，沦为商人习气，文坛风气为之败坏。文学史证明，存有追名逐利之心的人，其作品与“雅”是无缘的。其三，在作品中放纵自己的情欲也是俗意的表现。宋代的词学家张炎说：“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词源》）表达情感要有一定“度”的限制，超越此度，作品的艺术性就要受破坏。
第二，体裁的雅正。雅正对体裁的要求主要体现在要求保持体裁的传统性，以古为雅，以今为俗。古人对体裁论析有“正体”“伪体”之分。金人元好问说：“汉谣魏什久纷纭，正体无人与细论。”（《论诗三十首》其一）文学史上的各种体裁，几乎都有一个由俗变雅的过程，就一定时代而言，某种文体会有盛衰，人们对不同文体会有不同认识，雅和俗的认识也包含其中。如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云：“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以《诗经》以来的四言体为“正体”、为雅，以当时新出现的五言体诗为“流调”、为俗。然而就整个文学史的发展来看，这种一定时期文体的雅俗又是相对的、阶段性的。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说：“雅俗古今之分，不过时代之差，其间固无界限也。”（《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
第三，语言的雅正。雅正对语言的要求，表现在既反对俚、俗、粗陋，又反对纤、巧、绮靡。清代王士禛云：“诗，雅道也。择其言尤雅者为之可耳，而一切涉纤、涉巧、涉浅、涉俚、涉佻、涉诡、涉淫、涉靡者，戒之如避鸩毒可也。”（《师友诗传续录》）语言的雅正表现在文字、语法、文章结构的基本规范方面，雅正观反对随意改变这种语言规范。
道家雅俗观的核心：高雅的精神表现
道家哲学的精神实质是强调众我的对立，以突出自我的独立精神。《老子》第二十章云：“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傫傫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众人”与“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值得注意的是：《老子》中“众人”与“俗人”是等同的，“众人”即“俗人”。老子强调的是“众人”（“俗人”）与“我”的巨大差异和根本对立。老子所说的“独异于人”是主体意识的高扬，正是脱俗精神的阐发。在此问题上庄子持有相同的观点。庄子把那些蝇营狗苟地生活的人都视为世俗之人，庄子追求精神上的脱俗，标举“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保持着高度的独立，其内心极为高蹈超拔。老庄的高雅精神在审美领域更具有深刻的意义。《庄子·天地》云：“大声不入于里耳，《折杨皇华》则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于众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胜也。”《庄子》所说的“大声”“高言”与宋玉《对楚王问》中的“阳春白雪”的道理是相同的，“其曲弥高，其和弥寡”是必然的结果。《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接受者（欣赏者）的多寡说明了艺术品的雅俗差异，俗者众而雅者寡。“曲高和寡”的实质是高雅品格的存在。
老庄以众为俗，肯定众我对立，追求超凡出众品格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老子和庄子并没有以“雅”的范畴来概括脱俗之美，赋于“雅”以这种新内涵的是魏晋人。与先秦西汉时期相比，守礼为正，遵礼为雅的观念为魏晋人的高蹈脱俗为雅的观念所取代。魏晋名士以与“俗人”“俗事”的对立表示自己的“清高”“高雅”。从语言、行动、精神面貌到审美情趣都要与凡俗之人相区别，就形成了“脱俗”“绝俗”的追求，并以“雅”名之。《世说新语》有“雅量”一门，表现了魏晋名士的风貌。此“雅”非雅正，非古雅，亦非文雅，反映的是超凡脱俗的名士风流。从《雅量》门的内容看，所标举的多是不同凡响、独领高标的风貌气度，正是“高雅”的精神体现。把这种清通绝俗、超逸高韵的“雅”从气度风貌到艺术审美，从品评人物到文学批评，使“雅”这一范畴外延扩大和内涵深入的，则是唐代司空图的贡献。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有《典雅》一品，这是在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将“雅”赋予超凡脱俗意义的表述：“玉壶买春，赏雨茆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荫，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玉之岁华，其曰可读。”司空图的“典雅”与刘勰“熔式经诰，方轨儒门”（《文心雕龙·体性》）的“典雅”旨趣大异。司空图之后，超凡脱俗的高雅就成了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范畴，其内涵主要有二个方面：其一，题材内容上要表现雅士的清脱风雅的生活情致。如司空图所形容“坐中佳士”的“玉壶买春，赏雨茆屋”之类，带有出世隐逸的情调，以区别于庙堂干进之徒和世俗物累之人。其二，风格语言上追求清远有致，淡泊飘逸，含蓄蕴藉，高韵逸响。
文雅：以文化修养、文采修饰为雅
文雅的意涵可以追溯到《诗经》。《诗经》的风、雅、颂三类诗篇的作者有明显的文化修养的差异，朱熹说：“风则闾巷风土男女情思之词，雅则朝会燕享公卿大人之作。风多出于在下之人，雅乃士大夫所作，雅虽有制而其辞庄重，与风异。”清人惠周惕《诗说》引章俊卿语云：“风体语皆重复浅近，妇人女子能道之，雅则士君子为之也。”他们都从作者和风格两方面指出了风诗和雅诗的不同之处。风诗的作者多为农夫走卒、妇人女子，多道田间闾巷的山情水音，显得浅近野俗一些；雅诗则多出自公卿士大夫之手，较为讲求辞彩，显示出作者较高的文化修养。因而雅诗与文彩相联系，成为文雅。文雅指人的文化修养或作品的文彩修饰。文雅观念的形成也与孔子有关，儒家还是较为重视文饰、文彩的，《论语·雍也》记孔子语：“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认为文采和品质同样重要。《论语·颜渊》记子贡语云：“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是否有文彩是十分重要的，好比用毛皮花纹可以区别虎豹和犬羊，价值有显著的差异。子贡用这个比喻道出了“文”（纹）的重要性。
文雅的重要内容是指语言中显示出的文化知识的积累。所谓文化知识主要指经典著作和古人的作品。在语言中经常引用或化用古人语句，古典古事，可使语言有苍古博厚之风。在这个意义上亦可称之为博雅、典雅。刘勰说：“模经为式者，自得典雅之懿。”（《文心雕龙·定势》）清人马荣祖《文颂》也有“典雅”一门，其文如下：“胎息圣籍，妙香暗熏。浑如百和，酿成卿云。孚尹远耀，迸散尤文。翰运大化，铭勒之勋。句奇语重，高媲皇坟。明堂清庙，佳气氤氲。”要达到典雅的要求，文化积累是一项重要的标准。王国维曾对古雅（文雅）的美学意义作了精辟阐述：“古雅之性质，既不存在于自然，而其判断亦但由于经验，于是艺术中古雅之部分不必尽俟天才而亦得以人力致之。”（《古雅在美学上之位置》）王国维认为“古雅”（文雅）是一种通过后天学习提高修养方能达到的美学境界。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度”，超过度的限制，就会走向它的反面。语言的文雅、古雅也是这样。过分讲究辞采，难免华而不实；片面追求古奥，必然隐晦难懂；刻意注重形式，可能损害内容。一旦形成风气，争相仿效，必将导致变美为丑；将文雅强调到极端，就会产生令人反感的酸腐。
雅俗的意涵特征
“雅俗”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思想审美范畴。中国古典诗学的雅俗范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代思想文化、文艺创作和批评领域经常使用“雅俗”概念，如尊尚“高雅文化”，倡导“雅俗共赏”，反对“三俗”等。这些概念无疑是从古典诗学中沿袭发展而来，体现了中国古典诗学审美的精髓。然而，如果对古典传统诗学雅俗观缺乏系统认识，也会在理解使用过程中产生偏颇。下面从四个方面谈谈古今雅俗观的意涵特征。
第一，雅俗观两个场域。在中国古代审美史上，雅俗之辨既具有价值判断的性质，又具有区分艺术风格和文体种类的意义。价值判断意义上的雅俗，主要表现为尊雅抑俗，求雅忌俗；作为风格形态的雅俗，或体现文体特色，或代表表现手法，不再具有优劣意味。如明代王夫之说：“青莲，少陵，是古今雅俗的一大分界。假青莲以入古……循少陵以入俗。”（《明诗评选》卷二）王夫之认为唐代大诗人李白和杜甫代表雅俗两种风格，两人的雅俗只有风格差异，没有高下之分。“雅俗”在风格领域不过是两种不同的形态样貌，各有特点，各自具有自己喜闻乐见的群体。在当代文化遗产和文艺创作领域，民俗风格的表现如民俗风情、民族乐器演奏和民族唱法，已经确立了自己独特的地位，没有因为“俗”而受到歧视。
第二，雅俗观念的复杂性。雅俗是一对相反相成的范畴，“雅”和“俗”因分别确立对立面而显现自身的特点，如上所述，“雅正”“高雅”“文雅”分别具有自己对立范畴。“雅正”与“淫邪”相对；“高雅”与“低俗”相对；“文雅”与“鄙野”相对。雅俗的对立具有复杂性，略举两项：其一，雅正的复杂性。“雅正”的对立面既有思想领域的“淫邪”“异端”，还有风格领域的“怪”“奇”“新”“变”等。在诗学史上，受雅正思想的规范，一切怪奇、变易、今近都列入俗中加以抑制，表现了“雅正”观念在特定领域保守的思想特点，这是需要高度注意的。其二，“俗”意涵的复杂性。“俗”，《释名》解为：“俗，欲也，俗人之所欲也。”《说文解字》云：“俗，习也。”从“俗”的本义及上古引申义加以考察，“俗”字大致有以下几层意思：其一，俗产生于人的本能，即所谓“欲”，是人的俗望和爱好。人作为一种动物具有一些与生具来的本能欲望和爱好，它不需要后天的培养和教习，因而与人类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所产生的文化、知识、理智等文明产物相比较，具有原始性、初级性和低等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俗文化是一种低级文化。第二，正因为人的本能和欲望又具有普通性，所以俗又可体现为一定群体的普遍欲望和爱好，具有广泛性，因而有“世俗”之说。俗文化、俗文学因适应大众群体的知识结构、欣赏习惯而为下层社会所喜闻乐见，易于普及流行。古人说：“话须通俗方传远，语必关风始动人。”正因其多而众，使俗具有平常、凡庸的意思，成为存在于民间、社会的事物的代称，如“俗习”“俗尚”“俗语”“俗忌”等。
第三，俗的欲望、爱好普遍广泛的特点也造成了它的传承性和连续性。“风俗习惯”具有世代相传的特点。“俗”在先秦时期就已具备了以上丰富的内涵：它是流传久远，又有相当广泛传播范围的低等文化。它深深植根于人们思想意识之中，又时时会表现于言行之中，它根深蒂固，不易被置换和改造，更不容易被消灭，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因其具有的群众性和广泛性，它被人重视；又因其“屡见不鲜”和“习以为常”，受到轻视。
第三，雅和俗的辩证关系。其一，雅和俗虽然异势，但也并非水火不容。雅俗在一定的条件下也会互相易位，或变俗为雅或化雅为俗。在诗学史上，曾有“以俗为雅”的提法，即运用俗语入诗而表现出“雅”意，“以俗为雅”的转变机制是以艺术辩证法为基础的。雅是与俗相对而言的，其基本精神在于其固有独立的品格，异于普通，异于一般，异于凡众而独具风采。然而一种审美风格一旦成为“高雅”，就会成为人们争相做效的目标，历以时日，这种审美风格便会成为普遍风格，而失去其特色，随之而来其“高雅”的光彩也会逐渐暗淡乃至消失，同时，又因其“凡”和“众”的特点，“俗”的阴影已步步走近，久而久之，终于沦为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艺术辩证法又在呼唤新的高雅产生，新的雅俗对立又逐渐形成。文学艺术正是在这种历史洪流的激荡和冲刷中发展前行。
第四，对待雅俗的态度应有历史主义眼光。如认识古代的“雅正”，它既具有明确的和相对稳定的典范、标准，便于学习、掌握的一面，却也具有保守、陈腐的一面。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雅正观，随着时代的发展，雅俗的价值评判也会发生变化。传统雅正的原则背离了时代发展的要求，就会被体现新价值观的雅正所取代。又如认识古代的“高雅”，一方面注意到它超凡脱俗永远在追求新的境界，具有先锋性、超前性，有引领潮流的意义。也要认识到“高雅”永远是“小众”，曲高和寡，脱离大众，常常不被人理解。还要看到随着时代的推移，“小众”或可变为“大众”，“雅”或可变为“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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