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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风策略] 周方银:习近平主席首次出访颇有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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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5-11 09:39:3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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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方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导,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当地时间1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欧洲三国之行,乘专机离开布达佩斯回国。在赴巴黎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法国《费加罗报》发表题为[color=var(--weui-LINK)]《传承中法建交精神 共促世界和平发展》的署名文章。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说,“中法作为两个有独立自主精神的大国,在历史长河的每一次相遇都能迸发出巨大能量,影响世界行进方向。”

“中国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忠实实践者。”“70年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和认可,成为现代国际关系重要准则。”今年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新中国成立75周年。在这一重要年份,中国国家元首的首次出访,释放了哪些重要信号?新形势下,如何从世界历史进程看中华民族的发展特质?一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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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的巴黎,风和景明。塞纳河畔,荣军院金色穹顶熠熠生辉,五星红旗和蓝白红三色旗迎风飘扬。  新华社

为什么说大国发展不具有可比性?

历史上,大国兴衰是国际社会中反复出现的现象。由于大国在国际体系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大国的兴衰往往会带来十分重要的国际影响,因而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就从经济与安全的角度,对1500年以来的大国兴衰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历史与战略分析。

不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兴盛与衰落不具有可比性。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俄罗斯、德国、日本等不同国家在历史上的兴衰轨迹存在很大的差异。在它们的兴衰过程中,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在起作用。从大国中随意挑选两个国家进行比较,从方法上说是不严肃的,特别是在这样的比较本身带着很强的先入之见时。不少西方学者将当前的中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或者19世纪的美国作类比,就是犯了这样的错误。这样简单的类比很容易导致在理论上缺乏可信性,以及在政策层面的误导。

在对大国兴衰进行比较分析时,面临的可比性问题比较突出地表现在以下方面。

大国兴衰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1500年以来,国际社会经历了很多重要的变化,其中比较突出的包括从没有主权规范到形成主权意识再到主权规范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从民族意识淡漠到民族主义的广泛兴起与传播,并成为强化国家认同与国家凝聚力的重要力量;从农耕经济到工业时代进而到信息时代、数字时代,使国家的实力基础与国家间战争的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越来越成为影响国家实力的重要因素,其发展进步的速度也在不断加快;技术、土地、人口、自然资源等不同要素对于财富的重要性发生深刻变化,并对大国的对外政策产生很强的塑造作用。

国际体系结构对国家兴衰的制约作用不同。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面临不同的国际体系结构,所承受的体系压力也存在很大差异。一般来说,在单极格局下,霸主国对于任何可能挑战它的国家都会给予高度关注,并能够凭借其实力优势对崛起国进行强力打压,次等大国要联合制衡霸主国则面临不小的困难,这使得单极格局下其他大国的崛起更为困难。在两极格局下,虽然两大强国的相互牵制为第三国的崛起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但由于两大强国试图扩展其势力范围、强化对他国的影响与控制,因而第三国拓展自身实力和影响力的国际空间总体上比较有限。相比之下,多极格局中存在多个大国,它们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并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这为其他大国的崛起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事实上,19世纪到20世纪初美国、德国、日本的崛起,以及20世纪30年代苏联的崛起都是在多极格局的背景下实现的。除全球层面的实力对比外,大国的周边环境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也会对其崛起形成一定的制约。

大国的资源禀赋与自然条件不同,这也影响了其实力积累的方式以及提升国际影响力的路径。通过简单的比较可以发现,近代以来在国际上崛起的大国,其资源禀赋存在相当大的差异。美国、苏联都是地域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国家,其丰厚的国内资源可以成为其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战略支撑。相比之下,德国、日本的国家规模要小得多,仅依靠国内的资源很难长期支撑其在国际上发挥十分突出的影响力,这使它们对拓展国际能源、原料来源和国际市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与之不同,西班牙、英国在其强盛时期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地体系,这成为其实力基础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支撑,而一旦殖民地体系崩溃,其实力地位就会受到很大冲击,其国际地位也不可避免地大幅跌落。由此,在大国兴衰的历史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陆上强国与海洋强国的差异,拓展殖民帝国和以本土为主的不同,以及对商业手段与军事手段运用的不同侧重,等等。

国家特质的不同。世界上的每个国家都是不同的,国际体系中的大国也是如此。不同的国家不仅实力、资源存在差异,还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价值观,它们在自身历史演进与对外交往的过程中形成不同的战略文化与对外政策偏好,这些会影响其对自身利益的界定、对战略目标的排序、对实现既定目标的手段选择以及对战争与和平具有不同的倾向,等等,这会使其在兴衰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模式。我们不能将一个国家的行为模式简单地套用到另一个国家身上,不能认为所有大国的战略思维都是一致的,并试图用一种单一的思维模式来解释所有大国的国际战略行为。具体到当前,就是不能把历史上欧洲大国的行为模式套用到中国的身上,不能用美国习惯的战略思维来简单地推测中国的对外行为,这可能会产生相当大的误导,甚至出现南辕北辙的情况。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何特质?

大国兴衰是国际关系史上反复出现的现象,但每一次大国兴衰都不是对历史的简单重复。在不同的时代和国际背景下,大国兴衰有不同的原因、机理和表现。把握大国兴衰的不同特质,有助于更好地认识大国兴衰的进程与规律。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大国兴衰比较突出的例子包括美国、苏联、英国、德国、日本等。与这些国家的兴衰相比,当前正处于重要历史进程中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存在一些重要的差异与特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历史上多次出现强盛时期的大国的复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同于一般的大国兴起,它是一个强大国家经过一段较长的相对衰落时期后,再次恢复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强大地位。历史上中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反复出现统一与分裂、兴盛与危机的过程。在“大一统”文化的推动下,中华民族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凝聚力,在经过一个时期的分裂与衰败后,总是能再次出现一个强大的国家与王朝,汉、唐、明、清是中国历史上强盛时期的典型例子。复兴与首次兴起可能存在的一个差异在于,基于自身十分厚重与灿烂辉煌的历史,中华民族对于自身的再次强盛有着充分的自信,这种自信增强了中国对于复兴过程的耐心与定力,表现为在谋求伟大复兴的过程中不急于求成,而是耐心地积累实力,坚持在国际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复兴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是一种相对自然的结果。相比之下,1870年后的德国、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都经历了一个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快速增长的时期,但为了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它们采取了一些较为极端的做法,试图通过战争与暴力的手段在短时间内加快自身的崛起进程。

在战略意图的选择与战略目标的设定方面,中国追求的目标具有和平性、包容性的特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排斥其他国家的繁荣与强盛,中国认为不同大国之间不仅不是你死我活、你输我赢的关系,而且可以共同发展、相互成就。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西方国家更多地从他们熟悉的历史经验以及长期信奉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出发,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意味着在国际体系中实现霸权的更替与权力的转移,意味着中国要取代美国成为新的全球霸主,甚至意味着将出现一种中国治下的国际秩序。从这样一种思维出发,美国对中国采取了高强度的战略围堵、遏制和打压。美国的做法,既是其长期奉行的战略思维指导下的结果,也体现出其对中国战略意图与战略目标的多重误解。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的持续追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但中国追求的绝不是成为全球霸主和主导世界。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要内容。2023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旧金山与美国总统拜登会晤时明确指出:“中国的发展有自身的逻辑和规律,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不走殖民掠夺的老路,不走国强必霸的歪路,也不搞意识形态输出。中国没有超越或者取代美国的规划,美国也不要有打压遏制中国的打算。”这段话明确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径与历史上的大国崛起不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不存在殖民掠夺,不对外进行意识形态输出;即使中国变得更加强大,也不会与其他国家争夺霸权,不会在世界上称霸,中国无意主导世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历史上大国崛起的一个重要差异在于,中国不试图通过击败——不管是以战争的方式还是非战争的方式——体系中的既有大国实现自身的崛起,中国从根本上认为自身利益与体系中既有大国的利益之间是高度相容的,双方之间不存在你死我活的生死存亡的竞争,在利益上也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关系。即使2018年以来,美国对中国采取了高强度的遏制、围堵与打压政策,试图挤压中国的国际战略空间,恶化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迟滞中国发展的步伐,试图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过程中“竞赢”(Outcompete)中国,中国仍然坚持以自身的思维看待中美关系,而不为美国的对抗性思维所左右。在2023年11月的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中,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这鲜明地体现了中国看待大国之间利益关系的思维与方式。在中美关系中,虽然美国对中国的很多做法蛮横无理、具有强烈的挑衅意味,但中国没有采取与美国针锋相对的做法,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反对脱钩断链与阵营对立,不增大其他国家选边站队的压力,积极为他们提供中美之间的缓冲空间。中国的做法体现了高度的战略主见与战略定力,显著弱化了国家间关系的阵营化,减轻了大国对抗的激烈程度。这既是对中美两国负责任的态度,也是对世界负责任的态度。中国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坚持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表示永远不称霸,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政策的背后都有明确的国与国利益关系层面的含义,他们既是中国对国际社会作出的重要承诺,也是中国对外政策中自我战略克制的重要体现。

与历史上的大国兴起相比,中国对自身与既有国际秩序的关系有不同的认知与态度。在国际秩序的演化过程中,大国具有突出的重要性,原因在于其强大的实力赋予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体系约束的能力,使其行为可以影响体系中更广泛的行为体。相比之下,中小国家往往要受到国际体系的更大制约,其行为很难产生体系性的影响。当大国认为既有国际秩序对其存在较大的不公正,或者不能很好地满足其利益,并认为自身有足够的能力打破既有国际秩序对其的束缚时,就可能采取不利于国际秩序稳定性的做法,推动国际秩序向对其有利的方向转化。虽然其努力不一定能获得成功,但往往会带来国际体系的较大震荡。正因如此,对于任何一种国际秩序的稳定性而言,获得主要大国的支持都十分重要。历史上,当对现有秩序感到不满时,不少大国采取了战争这样一种颇为极端但如果成功的话效果也会十分明显的方式对既有秩序提出挑战,这也多次引发国际体系中的动荡与变革。

在中国实力快速提升的过程中,中国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态度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中国与既有国际秩序的关系存在一定的复杂性。客观上,现有国际秩序的主要理念、规则、制度平台大部分是在中国的实力相对有限、中国的制度性国际话语权颇为薄弱的背景下确立的,它们并未有效地反映国际体系中实力结构的变化。既有国际秩序对中国不能说是完全公正的,中国的作用和贡献在其中远未得到充分体现。正因为现有国际秩序没有比较充分地体现中国的地位与利益,中国是否愿意维护这一秩序的稳定性,反而能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反映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

过去几年,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这样的表述除了表明当前中国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态度外,还有更深刻的含义。总体而言,中国的实力还处于快速提升的过程中,中国被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是实力仅次于美国的兴起国,是一个未来有能力对国际秩序产生很大影响的国家。特别是,现有国际秩序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奠定的,它总体上由美西方国家主导,其中的某些规则对中国并不是十分有利,比较突出的是,美国、日本、欧洲部分国家到目前为止依然未承认中国完全的市场经济地位,这给中国经济利益带来持续损失。面对这样一种局面,中国依然积极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稳定性,认真履行自身的国际承诺与义务,而不是试图动摇这一秩序的基础。这一事实本身对于认识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宣示与行为显示,中国无意建立一种取代现有国际秩序的新秩序,不试图形成以自身为中心的等级秩序。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总体上是非等级性、非中心性、低强制性的,中国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加强主要靠共同利益驱动,而不是强制手段的牵引。中国有一系列自我约束性的政策,包括不干涉他国内政,坚持不结盟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宣示永远不称霸、不扩张、不谋求势力范围,等等。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政策都具有很强的秩序含义,其指向都不是要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和地区秩序,反而是不利于这样一种秩序的建立。从国家发展战略上看,中国追求的是和平发展。和平发展意味着在未来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会以和平的方式维护自身的利益、发挥自身的作用、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对外政策手段的和平性意味着,即使中国的实力继续得到大幅度提升,中国也不会以强制性的手段改变现有国际秩序;意味着即使未来国际秩序发生改变,其程度也相对有限,且变化的过程会十分缓慢。手段的非强制性意味着,国际秩序的改变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共同协商的结果,改变秩序的方式会尊重他国的意愿与利益考量,其结果对国际社会更具有建设性。在这样的情况下,国际秩序即使发生改变也是局部的调整,并且在总体上符合国际社会的长期利益,从而会受到国际社会的欢迎。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路径选择具有自身的独特性。与历史上多数大国兴起的案例相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作出并将继续作出不同的路径选择,这既是时代背景不同带来的结果,也是中国自身特性的反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路径选择与以往大国兴衰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在积累和增强实力的方式方面。大国兴起需要以强大的实力为基础,所有的大国兴起都要经历一个实力快速成长的重要时期,但在如何积累和增强实力方面,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选择,包括建立殖民体系。有的国家对竞争性大国采取负面竞争的做法,通过削弱对手来相对地强化自身的国际地位。在这个方面,中国的路径选择具有以下特点:第一,高度重视经济实力的增长,在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的关系中,把经济实力放在更为优先的位置,长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也体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和平性。第二,在提升经济实力的过程中,努力探索适合自身的发展模式,通过自身的现代化来增强实力,而不是通过掠夺、剥削他国的方式。中国在国际上没有殖民地,也不搞经济殖民主义,而是积极与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性质的经济合作,共同做大世界经济的“蛋糕”。第三,在自身经济实力快速增长的过程中,谋求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共同发展,积极与其他国家分享自身的发展成果,希望中国的发展能为世界带来新的机遇,并更好地惠及世界各国人民。中国通过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等形式积极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其结果是在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同时,也更好地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

二是在面对国际矛盾、冲突与纷争时,对和平手段与暴力手段的偏好与选择。中国外交长期坚持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理念,但在国与国关系中利益不一致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以什么样的方式处理利益分歧,不同国家会作出不同的选择。在这个方面,大国的选择对国际社会具有特殊的意义。大国的特点是拥有非常强大的综合实力,特别是普遍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相对于其他国家,大国有更为强大的行动能力,这导致一些大国在国际社会中表现出较强的滥用武力的倾向,如美国是冷战结束后世界上使用武力最多的国家,曾经有一个时期,在新保守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美国还试图用武力的方式在世界上推行民主制度与民主价值观。相比之下,中国则表现出很强的和平倾向。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十分注重寻求与其他国家的共同利益、并努力扩大利益交汇点,但由于历史遗留问题,中国周边地区存在多个热点问题,同时中国还面临来自美国及其同盟体系的战略打压,受上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中国与某些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着利益上的分歧与争议。面对国际矛盾、冲突与纷争,中国总体上采取战略克制的态度,尤其是对于武力的使用持十分慎重的态度。

当前,世界处于动荡变革期,一些地区的热点问题演变为高强度的武装冲突,但从中国周边来看,在同时存在多个热点问题且域外大国频频挑唆的情况下,地区各国大体上仍然能够较为有效地管控分歧,而未爆发直接的武装冲突,这与中国作出的努力无疑密不可分。为了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关于国际安全问题的看法与主张。全球安全倡议倡导,“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摒弃冷战思维,反对单边主义,不搞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坚持重视各国合理安全关切,秉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则,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安全架构,反对把本国安全建立在他国不安全的基础之上”。这些既是中国对全球安全问题的看法,也反映了中国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态度与偏好。

中国在处理利益分歧包括重大利益矛盾时的做法,表现出很强的和平主义倾向,这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既受到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特别是其中的“慎战”、反对穷兵黩武思维倾向的影响,同时,也是中国从长期历史发展中汲取的重要政治智慧,并在当前成为中国对外政策中一种重要的价值偏好。它在实践层面表现为,在处理发展与安全的关系上,坚持把发展放在更优先的位置;面对热点问题与利益冲突时,强调不激化矛盾,努力通过政治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安全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主张一个国家在谋求自身安全时,兼顾其他国家的合理安全关切,而不能简单地追求自身安全利益的最大化;认为战争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与国关系中的问题,反而可能带来更大的问题,并积极在国际危机中劝和促谈。即使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会面临诸多挑战和困难,中国仍然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努力以和平的方式实现自身的复兴。面对当前国际体系中最强大国家美国的打压,中国耐心地与美国周旋,不与其搞军备竞赛和阵营对抗,坚持奉行防御性的国防政策,这对于避免阵营对抗和冷战回归,以及国际形势的显著恶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是以何种方式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从历史上看,常见的方式包括:在国际上拓展自身的势力范围,建立排他性的“小圈子”并在“小圈子”内强化自身的主导地位;建立海外军事基地、控制战略通道、加强对重要战略资源的控制;建立庞大的同盟体系,扩大自身在军事安全领域的优势;对其他国家进行渗透与控制,强化他国在经济、安全上对自身的依赖;通过建立和维护国际制度与国际组织等方式,制定对自己有利的国际规则;对竞争对手进行遏制与打压,限制对手的国际空间,抑制其国际影响力的提升,等等。这些方式很多都具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色彩,但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看,它们并非没有效果。此外,大国还可以采取更为温和、更少强制性、更易为他国接受的方式来提升自身的影响力。在这个方面,中国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奉行“结伴不结盟”政策,表示永远不称霸,明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强调不走殖民掠夺的老路,这些原则性的主张已经决定了中国不会利用前面提到的大部分方式来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

从实践上看,中国更多是通过利益融合、利益分享、利益让渡的方式来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其主要路径包括:与世界各国探索和扩大共同利益,使自身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紧密利益伙伴,建立广泛的伙伴关系网络;积极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在国际社会中发挥建设性作用;与其他国家共同应对全球性威胁与挑战,并试图在这个过程中作出更大的贡献;在国际冲突与热点问题上以负责任的态度发挥作用,而不是试图利用国际冲突与热点问题谋求自身的利益;通过为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作贡献的方式吸引追随者与支持者,而不是进行简单直接的利益交换。总体上看,以这样一种低强制性、低制度化水平的方式来提高国际影响力,需要通过很长时间前后一致的行为来赢得其他国家的信任与尊重,收效的过程往往比较缓慢,这样的国际影响力更多是一种说服或者让人信服的能力,而不是对其他国家的强制能力。选择这样一种过程漫长、效果不是很直接、对于自身利益的促进作用有限的方式来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这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历史上大国兴起相比的一个重要不同。

与历史上多数大国兴起的案例相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作出不同的路径选择,主要表现为对经济增长的重视,对共同发展的坚持,对和平手段的偏好,对武力使用的克制,以及以为国际社会作贡献的方式来提升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基于中国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设定与路径选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个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共同发展的过程,是一个中国以建设性的方式为国际社会作贡献的过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将有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上文略有删减
选自 | 《学术前沿》杂志202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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