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改革激活潜在的内需需求

不管是从短期还是中长期看，扩大内需战略都是中国推动高质量发展非常重要的安排。3月25日，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经济峰会的“扩大内需战略：新阶段、新特征”分组会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田国立，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刘遵义，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白重恩就中国扩大内需战略分别作了专题发言。

中国扩消费的潜力巨大

“着力扩大国内需求，不仅是当前推动经济企稳回升的关键，也是中长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途径。”王一鸣建议，从以下四个方面着力扩大国内需求。

第一，把恢复和扩大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政策重点。自1998年提出扩大内需战略以来，政策重点多以扩大投资需求为主，并形成了一整套引导地方政府和企业扩大投资的政策框架和工具，但扩大消费的手段和政策工具较为有限。随着扩大投资的空间收窄和边际效率下降，扩大消费对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作用进一步凸显，需要创新扩大消费的政策工具，完善扩大消费的体制机制，释放消费需求潜力。

第二，扩大内需要以改善预期为重要前提。只有改善预期、提振信心，居民消费潜能才会释放、企业扩大投资热情才会被激活、社会创新创造活力才会迸发、外资才会看好中国市场。要抓住经济加快恢复的窗口期，以问题为导向，回应市场关切，提振市场信心，让过去三年被疫情抑制的内需潜能充分迸发。

第三，放松中高端商品和服务消费的限制性措施。建议松绑住房限购措施，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松绑大城市汽车限购措施，通过扩大城市路网缓解拥堵压力；增加教育、医疗中高端服务供给，满足多层次消费需求。

第四，以改革创新激活潜在的消费需求。我国2.9亿农民工已经占到4.6亿城镇就业人员的近65%，但农民工在城镇落户享受均等化公共服务仍受到限制。根据经合组织的研究，如果农民工按照城市居民消费方式消费，人均消费支出将增长30%。因此，应加快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打通农民工在城镇落户通道，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激发潜在的消费需求。

王一鸣表示，激活潜在消费需求，将释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的经济增长潜力。

刘遵义认为，中国要重视提高家庭消费，中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例按照国际标准来看是很低的。刘遵义建议，政府要提供更多的社会福利提高家庭收入预期，刺激家庭消费。

促进更高效的投资

“要让投资能够可持续对经济产生正面影响，需要不断提高投资的效率。”白重恩提供了一个他自己的观察：越来越多的投资受到了政府规制的影响。

白重恩说，不管是人工智能还是数字经济的发展，最终都会受到规制的影响。智能技术和数字技术都有一个鲜明的特征，就是边际成本低、固定成本高。开发一个软件、训练模型成本很高，但每增加一个用户带来的成本是很低的。这种情况下，就会形成通吃效应，有少数的企业成为这个市场上的主导者。有了通吃效应，就会形成大规模企业，一旦企业规模大了，一定会受到规制的影响。如果经济中通吃效应越来越重要，那么规制对于企业的发展也越来越重要、规制对于投资的影响也就越来越重要。过去几年对数字平台的监管，都是这些原因在起作用。企业考虑投资的时候就会想：一旦成功了，就会被管制，管制到底怎么管？如果没有给投资者一个比较稳定的预期，投资的积极性就会受到影响。

白重恩表示，实现“双碳”目标，需要大量投资，未来增长较快的是绿色转型投资，比如绿色发电。但新能源发电会面临储能、供给波动、电网消纳、调配、价格机制等很多方面的问题，这些方面都要受管制、受监管。投资者必须有预期才愿意投资。“扩内需要促进更高效的投资，越来越多的投资受到监管的影响，我们的监管能力、监管方式要不断改善提升。”

史蒂芬·罗奇表示，投资过度会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他建议，中国在扩大内需中应重视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

田国立表示，房地产将继续在中国扩大内需中发挥重要作用。房地产转型需要长期资本进入。之前，房地产开发主要依靠银行贷款，资产负债率高，积聚了较大的金融风险，现在，更多地通过盘活存量不动产升级改造后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但需要精耕细作、长期运营。

产业转型升级需要更多地引入保险资金、养老金、年金等长线追求稳定回报的资本，对于短期市场波动有一定的承受能力，同时需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特别是以REITs为代表的不动产股权投资产品，促进建立金融与房地产良性循环机制。（来源：中国经济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