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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or=rgba(0, 0, 0, 0.9)]王子今，男，西北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教授；“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协同攻关创新平台、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在张骞“凿空”之前，丝绸之路已经发挥着联系中原与中亚、西亚地方经济往来与文化交流的作用。汉武帝时期汉朝占有河西，列置四郡，打通西域道路之后，这条东西通路的历史意义更为显著。国外有的汉学家评价当时西域丝绸之路开通的意义时，曾经指出：“其在中国史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美洲之发现在欧洲史上的重要。”对于汉代丝路贸易实际情形的考察，限于资料的缺乏，推进颇有难度。结合出土汉简资料与遗址发掘收获了解河西地区民间市场的中原织品，可以增进对于当时丝绸之路经济与文化功能的认识。士卒贳卖衣物，是中原织品流向河西，并进入丝路开拓市场的特殊形式。出土汉简简文与汉代遗址发掘获得的实物资料可以证实相关现象。多种色彩的丝织品残件，保留了重要的历史记忆。活跃的西域“贾胡”可能亦对这些商品继续向西转运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多彩的河西毛织品的发现，也可以增进我们对丝绸之路贸易的认识。[color=rgba(0, 0, 0, 0.9)]一、“采缯”和“缯采” 汉王朝对匈奴施行和亲政策。《汉书》卷四六《贾谊传》记载：“汉岁致金絮采缯以奉之。”汉与西北少数民族政权的经济往来，包括将“金絮采缯”“奉”与对方。《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乌孙国”条：“汉遣中郎将张遵持医药治狂王，赐金二十斤，采缯。”又《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渠犁国”条说汉武帝轮台诏事“上既悔远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言：“故轮台东捷枝、渠犁皆故国，地广，饶水草，有溉田五千顷以上，处温和，田美，可益通沟渠，种五谷，与中国同时孰。其旁国少锥刀，贵黄金采缯，可以易谷食，宜给足不乏。”内地物质生活中也可以看到“采缯”的消费记录。《汉书》卷六八《霍光传》可见对刘贺的指责：“发御府金钱刀剑玉器采缯，赏赐所与游戏者。”“采缯”又作“缯”。《史记》卷三二《齐太公世家》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说齐桓公墓被盗掘情形，涉及随葬品的发现：“齐桓公墓在临淄县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岗，一所二坟。晋永嘉末，人发之，初得版，次得水银池，有气不得入，经数日，乃牵犬入中，得金蚕数十薄，珠襦、玉匣、缯采、军器不可胜数。又以人殉葬，骸骨狼藉也。”墓中“金蚕数十薄，珠襦、玉匣、缯采、军器”等，符合当时葬式规范。“采缯”“缯采”语义大致是接近的。这一出现“缯采”的文句，句式与前引《霍光传》所谓“御府金钱刀剑玉器采缯”颇相近。《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言富户资产：“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汉书》卷九一《货殖传》沿用其说：“其帛絮细布千钧，文采千匹。”“亦比千乘之家，此其大率也。”颜师古注：“文，文缯也。帛之有色者曰采。”《史记》《汉书》这段文字，均前引“刺绣文不如倚市门”说，《汉书》特别提示为“谚曰”。可知“文缯”的“文”，可能主要指经“刺绣”工艺程序形成的彩饰。而直接说“采”，即“采缯”的“采”，应主要指染得的彩色丝绢。由《续汉书·舆服志下》“锦绮罗縠缯，采十二色”及“锦缯，采十二色”记载可知，“采”可能有纷杂繁复的构成。又如《三国志》卷三〇《魏书·乌丸传》裴松之注引《魏名臣奏》载雍州刺史张既表：“寇娄敦遣弟阿罗盘等诣阙朝贡，封其渠率二十余人为侯﹑王，赐舆马缯采各有差。”民族经济关系中“缯采”的流动，又见于《后汉书》卷一二《彭宠传》的记载：“遣使以美女缯采赂遗匈奴，要结和亲。”又《后汉书》卷八七《西羌传》“东号子麻奴”条：“安帝假金印紫绶，赐金银缯各有差。”《后汉书》卷八六《西南夷传》“哀牢”条：“明年元会，安帝作乐于庭，封雍由调为汉大都尉，赐印绶、金银、采缯各有差也。”田单复国战争用火牛阵。《史记》卷八二《田单列传》：“田单乃收城中得千余牛，为绛缯衣，画以五彩龙文，束兵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苇于尾，烧其端。凿城数十穴，夜纵牛，壮士五千人随其后。牛尾热，怒而奔燕军，燕军夜大惊。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军视之皆龙文，所触尽死伤。五千人因衔枚击之，而城中鼓噪从之，老弱皆击铜器为声，声动天地。燕军大骇，败走。”所谓“绛缯”“画以五彩龙文”，实际上就是“彩缯”“采缯”。而彩色“龙文”是可以产生精神恫吓的威力的。“彩”色“龙文”借助“炬火光明炫耀”，或许可以增益其神秘性。前引《汉书》卷九六下《西域传下》“渠犁国”条“其旁国少锥刀，贵黄金采缯，可以易谷食，宜给足不乏”，颜师古注：“言以锥刀及黄金采缯与此旁国易谷食，可以给田卒，不忧乏粮也。”按照颜师古的理解，“采缯”就是“缯”即“彩缯”。齐桓公墓发现的“缯”“缯采”，也写作“缯彩”。《后汉书》卷六五《张奂传》李贤注引陆翙《邺中记》曰：“永嘉末，发齐桓公墓，得水银池金蚕数十箔，珠襦、玉匣、缯彩不可胜数。”“采缯”“缯”“缯采”“缯”，以及“文缯”“文采”，应当都是染色的丝织品，是富足阶级服饰用料。《后汉书》卷一〇上《皇后纪·明德马皇后》：“常衣大练，裙不加缘。朔望诸姬主朝请，望见后袍衣疏粗，反以为绮縠，就视，乃笑。后辞曰：‘此缯特宜染色，故用之耳。’六宫莫不叹息。”看来这种能附加色彩的原色织品，是较俭朴的着装。《盐铁论·力耕》大夫说丝绸之路的贸易优势：“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以骡驴驼，衔尾入塞，马，尽为我畜，貂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输出的主要织品所谓“缦”，王利器校注引《说文·糸部》：“缦，缯无文也。”又引《急就篇》颜师古注：“缦，缯无文也。”丝绸之路向西输出的织品，按照“中国一端之缦”的说法，可能是“无文”的，但是从许多迹象看，却是多彩的。[color=rgba(0, 0, 0, 0.9)]二、贝格曼发现“各种颜色的丝绸”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七记载了“崇宁”年间“天都”地方汉章帝章和时代（87年—88年）“木简札”的发现：[color=rgba(0, 0, 0, 0.9)]崇宁初，经略天都，开地得瓦器，实以木简札，上广下狭，长尺许，书为章草，或参以朱字，表物数，曰：“缣几匹，绵几屯，钱米若干”。皆“章和”年号。松为之，如新成者，字遒古若飞动，非今所畜书帖中比也。其出于书吏之手尚如此。正古谓之“札书”，见《汉武纪》、《郊祀志》。乃简书之小者耳。张浮休《跋王君求家章草月仪》云尔。 “天都”在宋与西夏战争前线，也应相当于汉代的北边。看来，“缣几匹，绵几屯”简文传递的信息在宋代已经为学者关注。甘肃考古学者在总结敦煌西部汉代长城烽燧遗址出土实物时，列言“生产工具、兵器、丝绸”。汉代边塞军人值勤岗位与生活场所遗址存留的文物中，丝绸位居第三。据贝格曼在额济纳河流域的考察，许多汉代烽燧遗址发现织品遗存。如烽燧A6与汉代封泥、木简同出有“敞开的、织造精美的覆盖有黑色胶质的丝织品残片；丝质纤维填料；细股的红麻线”等文物。通称“破城子”的城障A8与诸多汉代文物同出“天然丝，丝绸纤维填料”，“植物纤维织物”，“天然褐色和其他颜色的丝绸残片”，“不同颜色的丝织物、丝绸填料、植物纤维材料残片”。烽燧P1发现“黄色天然丝绸的小块残片和羊毛纱线”，烽燧A9发现“一块红丝绸”。障亭A10发现包括“褐色、红色、绿色和蓝色”的“不同颜色的丝绸残片”。台地地区“地点1”标号为P.398的遗存，发现“（天然）褐色、黄色、深红色、深蓝色、浅蓝色、深绿色、浅绿色”的“小块丝绸残片”。“地点7”标号为P.443的遗存也发现丝织物，“色泽有褐色（天然）、黄褐色、浅绿色、深绿色、蓝绿色和深蓝色”。金关遗址A32“地点A”发现“有朱红色阴影的鲜红丝绸残片”，“地点B”发现“玫瑰红、天然褐色丝绸和丝绸填料残片”，“地点C”发现“天然褐色、褐色和酒红色丝绸残片”，“地点E”发现“丝质服装、丝绸填料和纤维织物残片”，“部分缝补过的丝绸为天然褐色、绿色、蓝绿色、蓝色和红色”。地湾遗址A33“地点4”发现的丝绸残片，色彩包括“褐色、浅红色、深红色、绿黄棕色、黄绿色和黄色”。又据记述，“色度为：接近白色、褐色、红色、绿色、普鲁士蓝”。大湾遗址A35地点1、地点2、地点5、地点12发现“丝绸残片”，地点4、地点6、地点7、地点8、地点9、地点10发现“纺织物残片”。“地点1”标号为P.66的遗存，发现“各种颜色（浅黄色、灰色、褐色、绿色和玫瑰红色）的丝绸残片”。贝格曼考察额济纳河流域多处遗址发现的织品均颜色鲜丽，特别引人注目。瓦因托尼一线的“障亭10”试掘出土“各种颜色的丝绸”制作的“丝质缝缀物”，“9块丝绸衬里的颜色为：深酒红色、绿色、浅灰绿、深蓝、蓝绿色；3块丝绸面子的颜色为：深红色（主要的两部分）、深天蓝色（三角形的角）”。鲜艳华美的织品竟然在以“寒苦”为生活基调，甚至往往“至冬寒衣履敝毋以买”的边塞军人身边发现，使得我们不得不注意导致这种异常现象发生的特殊的织物市场背景。有些丝绸残片发现于鼠洞中。额济纳河流域汉代遗址的丝绸遗存普遍遭到鼠害破坏，因此每多残碎。但是台地地区“地点7”标号为P.402的发现，据记录：“黄色（天然）丝绸残片，其中一块的整体宽51.5—51.7厘米。”地湾遗址A33“地点6”发现的丝绸残片中，“第2件和第19件保留了完整的宽度，其宽分别为45厘米和40厘米”。对照《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关于“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的规格，“广二尺二寸为幅”以西汉尺度通常23.1厘米计，应为50.82厘米，“整体宽51.5—51.7厘米”的形制与此接近。而以东汉尺单位量值23.5厘米计，“广二尺二寸为幅”，恰好为51.7厘米。所谓“整体宽”或说“完整的宽度”，提示发现的并非成衣而是整匹的可能为衣料的织品。以51.7厘米为幅宽，简文“入七稯布二千七百九十七匹九尺六寸五分”（73EJT26:23）所说织品总面积达13594平方米。[color=rgba(0, 0, 0, 0.9)]三、河西出土“不同颜色”的汉代织品及其鉴定与研究 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纺织品140件，其中丝织品114件，“品种有锦、罗、纱、绢等”。所谓“绿地云气菱纹锦”，“以绿色作地，黄色为花，蓝色勾递，基本纹样为云气和菱形几何图案”，“织锦的工艺技术要求是相当高的”。“马圈湾出土的四经绞罗，是一个不多见的品种，其经纬纤度极细”，“轻薄柔美，是少见的精品”。“黄色实地花纱”1件，“是目前我国所见最早的实地花纱，在丝绸纺织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出土绢92件，研究者分析了其中61件标本，“其特点是经纬一般均不加拈，织物平挺、紧密，色彩丰富、绚丽”。“颜色有：红、黄、绿、蓝、青、乌黑、紫、本色、青绿、草绿、墨绿、深绿、朱红、桔（橘）红、暗红、褪红、深红、绯红、妃色、褐黄、土黄、红褐、藕褐、蓝青、湖蓝等二十五种。”汉简文字所见不同色彩的织品，据沈刚《居延汉简语词汇释》，包括：白练，白素，白缣；赤缣；纯赤堇；皁布，皂缯；绛；缥等。缥，沈刚引《说文》：“帛白青色也。”这应当是不完备的信息。但是出土不同色彩的织品，也应当并非各种簿籍记录的对象。我们还看到出现如下可能表现织品色彩的简文：素，白素，缥素，皂，皂练，皂布，□黄，绛绮，等。又有“交龙锦”，应是有龙纹纹样的织品。张德芳《丝绸之路上的丝绸——以河西出土实物与汉简为中心》讨论河西地方汉代遗址“出土的丝绸实物”，对丝绸的色彩予以关注，特别介绍了“汉代采绢”以及“杂色绢”。其中说到“汉代绢制冥衣”，特别值得注意。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报告称之为“玩具衣”，可能即女童喜爱的玩偶的服装。考古学者记述：[color=rgba(0, 0, 0, 0.9)]玩具衣三件。标本T3:017。以素绢手工缝制，以深红色绢作领和袖，以深蓝色绢作袖缘。衣长4厘米，胸围3.4厘米，两袖长2.6厘米，领边宽0.6厘米，下摆残。依古代衣服制度，似仿襦制作。 由尺寸可知，不可能是实用衣物。这件文物，又有称之为“冥衣”者，如甘肃省博物馆编《甘肃丝绸之路文明》写道：[color=rgba(0, 0, 0, 0.9)]冥衣 [color=rgba(0, 0, 0, 0.9)]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 [color=rgba(0, 0, 0, 0.9)]敦煌市马圈湾遗址出土 [color=rgba(0, 0, 0, 0.9)]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存 纵长4.5厘米，横长8.9厘米。残缺，粉红色，绿绸镶边，丝线缝制，保存较好。是冥器，在新疆一带的墓葬中多见，一般缝在死者入殓时所穿的衣服上。同一件文物，尺寸的记述略有差异。所谓“冥衣”的判断得到附和。依据依然是“新疆”“墓葬”出土物。对于马圈湾遗址出土的另一标本T7:18，赵丰主编《丝路之绸：起源、传播与交流》有所介绍：[color=rgba(0, 0, 0, 0.9)]冥衣 [color=rgba(0, 0, 0, 0.9)]汉代 绢 [color=rgba(0, 0, 0, 0.9)]衣残长5.5厘米，领残长11厘米，领宽0.8厘米，通袖长11厘米 [color=rgba(0, 0, 0, 0.9)]甘肃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 甘肃简牍博物馆藏（79DMT7:18）署名周旸的解说文字，介绍了这件织品的色彩构成：“冥衣残损，作交领式，左袖缺失，自腰部断裂，无下摆。衣身单层无衬里，由红色绢制成，经密70根/厘米，纬密35根/厘米。领部及袖缘采用蓝色绢，经纬密度与红色绢相近。染料分析结果表明，红色为茜草染成，蓝色还是来自靛青。在马圈湾烽燧遗址共出土两件此种冥衣，另一件款式与此接近，袖略长，衣身为米黄色，袖及领为红色，袖缘为蓝色，同样在腰部以下缺失。根据河西出土的汉晋衣服的形制推断，此件冥衣极有可能是腰部以下加缝一段下摆的短袖襦。此类冥衣是中国古代丧葬礼仪及风俗的产物，其体量很小，虽是专为陪葬所做的冥服，但其样式应是对实物的模仿，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服装式样。在楼兰古墓群MB2曾出土一件绢质冥衣，宽衣长袖，是仿制成人衣服制作的冥衣。营盘15号墓也出土过一件淡黄色绢衣袍和黄褐色绢衣襦，不仅服装保存最为完整，入葬方式也最为明确。在胸前及左手各置一件绢质冥衣，以象征备足四季之衣服，供死者在另一世界享用。从楼兰及营盘墓地所保存较为完整的信息推测，马圈湾遗址所出土的小型服装亦应为冥衣类随葬品。”其“衣身”“由红色绢制成”，“领部及袖缘采用蓝色绢”。对于“染料”的“分析”，判断“红色为茜草染成，蓝色还是来自靛青”。而对于另一件标本，指出除“袖及领为红色，袖缘为蓝色”外，“衣身为米黄色”。就此类文物的性质，有必要予以辨正，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的标本T3:017和标本T7:18，与新疆出土于墓葬的被判定为“冥衣”的遗存性质应当不同。在边塞军事设施发现作为“中国古代丧葬礼仪及风俗的产物”的“专为陪葬所做的冥服”，是不大好理解的。发掘者以为“玩具衣”即女童玩偶的服装的性质定位，可能是正确的。而据《丝路之绸：起源、传播与交流》提出的楼兰墓地所谓“保存较为完整的信息”，关于“在楼兰古墓群MB2曾出土一件绢质冥衣”，书中原注是：“新疆楼兰考古队，1998，第23—39页。”参考文献是：“新疆楼兰考古队.楼兰城郊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98（3）。”书中记载有误，准确信息应为：新疆楼兰考古队：《楼兰城郊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7期。发掘简报记述“孤台墓地”发掘收获：“标本MB2:28为一件绢质冥衣，宽衣长袖，腰部两侧各钉有三根供系结用的黄色和赤红色小绢带，领、袖和下摆以黄色绢贴边，中为褐色绢，是仿成人衣服制作的冥衣。身长15、身宽8.5、每只袖长6.5厘米。”然而对于墓葬形制，只简单写道：“MB2因斯坦因挖掘扰乱，形制不清，但从LC墓葬分布图看，应是一长方形墓。”对于墓主骨骼遗存、墓葬规模和其他出土物均无介绍。而斯坦因1914年进行的发掘十分“草率”，“墓葬都是在墓中心掏坑，人骨架与随葬器物均被扰乱”，“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部位均不清楚”。MB2墓主还不能排除未成年人的可能。所谓随葬“体量很小”的“冥衣”“以象征备足四季之衣服，供死者在另一世界享用”以及“冥衣是中国古代丧葬礼仪及风俗的产物”的说法，缺乏论证，似不足取信。[color=rgba(0, 0, 0, 0.9)]四、汉代礼制与“采”“色”等级 《汉书》卷二四上《食货志上》：“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颜师古注：“缟，皓素也，缯之精白者也。”记述“商贾”的消费追求，前说“衣必文采”，后说“曳”“缯之精白者”。而汉初推行抑商政策，“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所谓“文采”更是妄想。而据《盐铁论·散不足》的说法，汉武帝之后，“衣服器械”“颇逾制度”已经成为社会风习。“衣服”色彩的时好，据说“玄黄杂青，五色绣衣”。汉代超越一般世俗的制度规定，服用色彩的使用依身份尊卑有所不同。如《续汉书·舆服志下》写道：“公主、贵人、妃以上，嫁娶得服锦绮罗縠缯，采十二色，重缘袍。特进、列侯以上锦缯，采十二色。六百石以上重练，采九色，禁丹紫绀。三百石以上五色采，青绛黄红绿。二百石以上四采，青黄红绿。贾人，缃缥而已。”自“采十二色”“采九色”“五色采”“四采”至所谓“缃缥”，形成了上下等级差别。“缃缥”，是极普通的单一之色。刘昭注补：“《博物记》曰：‘交州南有虫，长减一寸，形似白英，不知其名，视之无色，在阴地多缃色，则赤黄之色也。’”这种“贾人”服用的所谓“缃缥”，在有的条件下显示“赤黄之色”，通常则“视之无色”。很有可能就是不加漂染的原色织品，即前引文字所谓“黄色（天然）”、“褐色（天然）”。有学者注意到，汉代墓葬发掘资料中织品衣物色彩品种的多少，也依地位高下有所不同。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河西边塞遗址发现的织品之色彩纷杂绚丽，如果以为普通军人所服用，也是不好理解的。从居延汉简提供的资料看，以戍卒为主的居延地方服刑人员常用衣物以“皁”色和“白”色为主。以《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为例，可以举列如下简文：[color=rgba(0, 0, 0, 0.9)]戍卒南阳郡□里□□□ 皂禅衣一 □月□亥自取（28·14） [color=rgba(0, 0, 0, 0.9)]贵里 皁布襦 [color=rgba(0, 0, 0, 0.9)]淳于休 枲肥 [color=rgba(0, 0, 0, 0.9)]衣橐 常韦一（34.15） [color=rgba(0, 0, 0, 0.9)]望□苑髡钳钛左右止 [color=rgba(0, 0, 0, 0.9)]大奴冯宣 [color=rgba(0, 0, 0, 0.9)]年廿七八岁中壮发长五六寸青黑色毋须衣皂袍白布履白革舄持剑亡（40·1） [color=rgba(0, 0, 0, 0.9)]贳买皂练复袍一领贾钱二千五百今子算〼（69·1） [color=rgba(0, 0, 0, 0.9)]皂布单一两 [color=rgba(0, 0, 0, 0.9)]官裘一领（82·16） [color=rgba(0, 0, 0, 0.9)]魏华里大夫曹世 [color=rgba(0, 0, 0, 0.9)]皂布复袍一领 [color=rgba(0, 0, 0, 0.9)]皁布章襌衣一□ [color=rgba(0, 0, 0, 0.9)]练复褏袭一领 [color=rgba(0, 0, 0, 0.9)]皂布复一两 [color=rgba(0, 0, 0, 0.9)]〼（101·23） [color=rgba(0, 0, 0, 0.9)] □□五 [color=rgba(0, 0, 0, 0.9)]□□里苏置年卅四 白复袍一 [color=rgba(0, 0, 0, 0.9)] 布复袍一（159·16） [color=rgba(0, 0, 0, 0.9)]睢阳戍卒西尉里玉柱 [color=rgba(0, 0, 0, 0.9)]粱 □里袭一领 [color=rgba(0, 0, 0, 0.9)] 皂布复袍一领 [color=rgba(0, 0, 0, 0.9)]· 皂布复禅衣一两 [color=rgba(0, 0, 0, 0.9)] 枲布复一两 [color=rgba(0, 0, 0, 0.9)]国 枲菲一两 [color=rgba(0, 0, 0, 0.9)] 常韦二两（179·2A） [color=rgba(0, 0, 0, 0.9)] 缣复袍一两 □盖苑一 白布衿褕一领 [color=rgba(0, 0, 0, 0.9)] 白布单衣一领 白布巾一 [color=rgba(0, 0, 0, 0.9)]皂复绔一两 白革履一两 ·右在官 白布单绔一两·右在槥中（206·23） [color=rgba(0, 0, 0, 0.9)]白布单衣一︱ [color=rgba(0, 0, 0, 0.9)]皂布单衣一︱（264·14） [color=rgba(0, 0, 0, 0.9)] 白□□□一领 常韦二两 [color=rgba(0, 0, 0, 0.9)]戍卒河东安邑□里 [color=rgba(0, 0, 0, 0.9)] 皂布单衣一□袜〼（285·25） [color=rgba(0, 0, 0, 0.9)]第一皂单衣八百领（504.19） [color=rgba(0, 0, 0, 0.9)]南阳郡戍卒 皂布单衣一领 （帛）（576.1）衣物颜色多为“皁”“白”。简264.14“白布单衣一︱皂布单衣一︱”，反映了常态。简504.19“皂单衣八百领”，很可能是批量军服制作储运发放的记录，是有制度史意义的。[color=rgba(0, 0, 0, 0.9)]五、河西“采缯”与丝绸之路沿途的“市” 考古学者发现，边塞遗址发现的织物质量，竟然可以看到对可能用以满足远销需要的设计美学品级的追求。前说“障亭10”发现的丝绸残件中，可见这样的作品，“华丽的复合经线棱纹丝绸残片，底色为苔藓黄，简单的斜纹菱形图案的交叉处有蓝绿色和浅绿色条纹，缝缀在一块普通的灰绿色丝绸上”。又如，“2块华丽的复合经线棱纹丝绸残片，有蓝色、绿色、灰白色，其中一块缝缀在另一块上面”。有学者认为，“其制作水平从技术和艺术两个方面来讲都很高。图案属于很特别的类型，堪与欧亚地区流行的动物风格相媲美”。有经济史研究者注意到，“至今仍不时在沿丝路沙漠中发现成捆的汉代丝织品”。当时丝路交通形势十分复杂，“所谓通西域的丝路，实际上是在亭障遍地、烽墩林立和烟火相接的严密保护下才畅通无阻的”。而河西烽燧遗址发现的大量的“汉代丝织品”，也成为丝绸之路贸易史的生动见证。前引楼兰“孤台墓地”发掘收获中绢衣标本MB2:28的色彩也是值得注意的。据考古学者记述，衣物使用“黄色和赤红色小绢带，领、袖和下摆以黄色绢贴边，中为褐色绢”，出现了“黄色”“褐色”“赤红色”三种色彩。上文所说戍卒与吏民之间的私人“贳卖衣财物”形式，属于民间交易。而（59）“赵丹所买帛六匹”则可能通过市场。（53）“今余广汉八稯布卌九匹直万一千一百廿七钱九分”，（54）“□□二百卌七匹八尺直廿九万八千一百〼”，（55）“入七稯布二千七百九十七匹九尺六寸五分直六十万八千四百率匹二百一十七钱五分”数例可以称作大宗的买卖，大概也应如此。然而也有“贩卖衣物于都市”的情形：·甲渠言部吏毋铸作钱发冢[color=rgba(0, 0, 0, 0.9)]贩卖衣物于都市者（E.P.F22.37） [color=rgba(0, 0, 0, 0.9)]有学者根据出土简牍资料分析“投入居延市场的货物”中，有“衣服类”和“布帛类”： 衣服类，计有：皂布衣、韦绔、皂袭、皮绔、皂襜褕、布复襦、绛单襦、皂练复袍、布复袍、皂襦、缥复袍、白紬襦、袭布绔、皂复绔、单衣、缣长袍、皂绔、裘、绉复襦等。布帛类，计有：七稯布、八稯布、九稯布、练、缣、皂练、白素、皂布、布、、鹑缕、廿两帛、白缣、絮巾、缇绩、系絮、丝等。“衣服类”中“韦绔”“皮绔”“裘”等大致不属于我们讨论的对象。“布帛类”中可能“絮巾”不宜列入。“系絮”应为“糸絮”之误。其中“皁”“白”“衣服”占比之高，是引人注目的。现今我们看到的“衣服类”和“布帛类”的品种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当时的统计。《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说河西四郡风俗：“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谷籴常贱”，已经言及市场形势。《后汉书》卷三一《孔奋传》记述：“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对于所谓“市日四合”，李贤注：“古者为市，一日三合。《周礼》曰：‘大市日侧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今既人货殷繁，故一日四合也。”河西地方的富足和市场的繁荣，得到史籍的明确记录。有学者指出：“居延地区靠近汉代中西交通大道，有条件发展转运贸易，这也是居延的商业市场具有一定水平和商业得以发展的有利条件。”这样的判断是有根据的。正是在“市日四合”，“人货殷繁”的情况下，织品实现了“通货羌胡”的贸易程序。居延汉简可见“为官市”简文（456.2）。又有“居延市吏”称谓，这一职任似乎亦参与织品交易的管理：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禽寇燧卒冯时贳卖衣物契约券”，亦出“所买布疏”：所买布踈大□郭成买布三尺五寸直一石四斗始乐尹虎买布三尺五寸直一石四斗 索卿〼万贳范融买布一丈二尺直四石二斗长生赵伯二石凡九斛前付卿已入[color=rgba(0, 0, 0, 0.9)] （77·J·H·S:17A·B） [color=rgba(0, 0, 0, 0.9)]“布”的“直”以谷物数量核计，或许体现了河西市场在特殊情况下特殊的交换方式。 [color=rgba(0, 0, 0, 0.9)]六、西来“采”“罽”河西军人消费生活中的毛织品 马圈湾烽燧遗址发掘出土毛织品13件，“品种有罽、褐、缂毛带、毡垫、毡靴等”。有“图案非常精美”的“方格罽”1件。又有“晕罽”1件，“花部依次由黄向蓝变化，呈晕色效果。这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一件晕毛织物，它对唐代晕锦的产生，无疑起过重大影响”。又有“红罽”2件，“深红罽”2件，“莲紫罽”1件，“黄罽”1件，“青褐斑罽”1件。贝格曼考古报告中也有许多关于毛织品发现的记录。河西出土麻织品可能多来自中原地区，而毛织品，特别是质量较高的毛织品不能排除来自西域地方的可能。河西汉塞的毛织品遗存可能经由匈奴传入，活跃的西域商人或许也曾经直接促成了这种商品在丝绸之路沿途市场的流通。西域商人曾经有非常活跃的历史表演。如《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记载：“（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复遣使诣阙，贡马及裘，更乞和亲，并请音乐，又求率西域诸国胡客与俱献见。”“西域诸国胡客”和匈奴使团同行“与俱献见”，值得我们注意。此外，又有《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的说法：“超遂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合七万人，及吏士贾客千四百人讨焉耆。”可知西域“贾客”亦参与战争。有学者以“游牧民族商业化的倾向，也就愈益显著”的说法概括匈奴对“贸易权益”的追求。其实西域诸国可能更突出地体现出“商业化的倾向”。《后汉书》卷五一《李恂传》写道：“复征拜谒者，使持节领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宝，诸国侍子及督使贾胡数遗恂奴婢、宛马、金银、香罽之属，一无所受。”所谓“贾胡数遗”“奴婢、宛马、金银、香罽之属”，应是一种贿赂行为。也许这种行为曲折体现了匈奴占领时期特殊经济形式的历史惯性。其中“罽”正是西域特产。“贾胡”身份，应是西域商人。李贤注：“贾胡，胡之商贾也。”西汉中期，即有西域商人活跃于北边的史实记录。如陈连庆所说：“在中西交通开通之后，西域贾胡迅即登场。”以敦煌汉简为例，所见乌孙人（88，90，1906），车师人（88），“〼知何国胡”（698）等等，未可排除来自西域的商人的可能。《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篇末有以“论曰”形式发表的对于西域问题的总结性文字，其中说到“商胡贩客”：“论曰：西域风土之载，前古未闻也。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班超奋封侯之志，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故设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护之帅，总领其权。先驯则赏籝金而赐龟绶，后服则系头颡而衅北阙。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据斯坦因的考察记录，在敦煌地方的汉代烽燧遗址中，“得到半段木简，上书古撒马尔干同布哈拉通行的古窣利语；这半段显然是作为符节之用”。“在这一段长城一座烽燧尘封堆积的室中发现了八封干干净净用古窣利文字体写在纸上的书函”，“这种字体因为过于弯曲以及其他原故，极难认识，现在知道这是中亚一带商人到中国以后发回的私人通信”。邵台新据此认为，河西“有胡商居住且与中国商贾贸易是不容置疑的”。如果这一发现真确不误，这些书信遗存应当反映了“中亚一带商人”在河西活动，而他们的书信也通过汉王朝驿传邮置向远方转递的事实。斯坦因河西汉代烽燧考察记录中写道：“所得诸有趣的遗物中有一件是古代的绢，头上书汉字同婆罗谜文，这是古代绢缯贸易的孑遗。绢头上面备记产地，以及一匹的大小重量等项。这块即是从那匹上割下来的。”这当然应当看作丝绸之路上“绢缯贸易”的文物确证。这件遗物出土于汉代烽燧，即暗示汉王朝边塞戍卒也参与了“胡商”积极从事的这种贸易。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的记载：“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纻，操兵，乘骑马。”颜师古注：“，织毛若今毼及氍毹之类也。”《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狗马被缋罽。”颜师古注：“罽，织毛也，即氍毹之属。”《说文·糸部》：“，西胡毳布也。”段玉裁注：“毳者，兽细毛也。用织为布，是曰。亦叚罽为之。”班固《与弟超书》说西域方向贸易，言及毛织品的输入，“窦侍中令载杂彩七百匹，市月氏马、苏合香”。“窦侍中前寄人钱八十万，市得杂十余张。”“月支毾大小相杂。但细好而已。”“今赍白素三百匹，欲以市月支马、苏合香、登。”可知中原人对“罽”、“”、“登”等毛织品的需求。曹植《辩道论》写道：“（甘始）又言：‘诸梁时，西域胡来献香、罽、腰带、割玉刀，时悔不取也。’”说明“罽”传入中原，“西域胡”的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盐铁论·力耕》载“文学”曰：“今骡驴之用，不中牛马之功，貂旃罽，不益锦绨之实。”“西胡”之“骡驴”与中土之“牛马”，“西胡”之“貂旃罽”与中土之“锦绨”，形成对照。而很可能在丝绸之路上，正是“锦绨”与“旃罽”作为产地各在东西，品质亦显著不同的商品，经历辗转历程实现了交换。在当时特殊的商运程序中，河西地方似乎发挥了重要的中转作用。而汉简文字与烽燧遗存提供的信息，反映来自内地的戍防军人也在一定意义上参与其中，这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上文说到河西出土色彩“依次由黄向蓝变化，呈晕色效果”的“晕罽”1件，又有“红罽”2件，“深红罽”2件，“莲紫罽”1件，“黄罽”1件，“青褐斑罽”1件，这些毛织品显示不同的色彩，可能即《续汉书·舆服志上》刘昭注补引郑玄曰所谓“五采罽”。可知与中原西输“杂彩”相对应的传播至汉地的“罽”，也有“五采”以显现西域生产者的美感追求，同时亦适应内地消费者的艺术情趣。《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载录东方朔对世风自上而下“淫侈”之风的批评，言宫廷之中，“木土衣绮绣，狗马被缋罽”。颜师古注：“缋，五彩也。罽，织毛也，即氍毹之属。”《三国志》卷三〇《魏书·东夷传》：“正始元年，太守弓遵遣建中校尉梯俊等奉诏书印绶诣倭国，拜假倭王，并赍诏赐金、帛、锦罽、刀、镜、采物。”所谓“锦罽”如果不分断，或许也与“五采罽”有关。《后汉书》卷八六《西南夷传·哀牢》说其人“知染采文绣、罽毲帛叠，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说到染织技术的高超。关于“帛叠”，李贤注：“《外国传》曰：‘诸薄国女子织作白叠花布。’”汉代遗存中相关文物的发现，还有必要进行更全面的信息整理与研究说明。[color=rgba(0, 0, 0, 0.9)]编辑：何参 文章见《中州学刊》2023年第9期“历史研究”栏目，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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