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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自强（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大摩复工指数显示，中国工业产能大致正常化，复苏瓶颈从供给侧转移至需求端：全球疫情第二波之忧，延缓了国内消费行为复苏；而欧美经济停摆或超时，外需冲击更甚于2008年。当前潜在失业或超过劳动者的10%，此外存在着相当规模的非充分就业。尽管跟1990年代末相比，当前的严峻就业压力更偏短期摩擦性，但亟需大规模纾困举措，反哺企业和个人共度难关，避免摩擦性失业转为结构性。
鉴于疫情带来的冲击变幻莫测，在研究过程中，我们秉承了两个工具和一个框架。两个工具是疫情预测模型和大数据跟踪。利用这两项工具，结合全球消费受“大封锁”压制、海外供应链因停产脱臼的双重冲击框架，可以构建各国的复工复产指数，刻画经济衰退到复苏的图谱。基本可以断言，本轮全球新冠肺炎大衰退（Great COVID-19 Recession，GCR），是全球自1929-33年大萧条以来遭遇的最严重经济冲击，海外疫情此起彼伏难见顶，欧美经济停摆延期或超时，对中国外需冲击的深度更甚于2008年金融危机。
外需受到的冲击更甚于2008年
疫情形势此起彼伏，新冠病毒的解药——疫苗或者特效药取得突破的时点尚有较大不确定性，因此只能靠强有力的隔离措施来遏制，代价则是经济活动严重停摆。
大摩的全球医疗团队认为，欧美主要经济体的疫情仍未见顶，美国确诊病例的攀升曲线陡峭，发展轨迹或许比意大利更严重，其总确诊人数或许要到5月底至6月初才会逐渐见顶受控，峰值高达140万人。但到达峰顶之后的趋势好转，则是一个慢下坡，这也意味着，目前的“社交疏离”等遏制政策到4月30日仍难以解封，经济停摆时长或因此延长。至于彻底缓解局面的疫苗，则有可能到明年才能广泛使用，因此，复工复产之路将是坎坷艰难。欧洲各国的情况类似，疫情受控的时点普遍在5月份及以后。亚洲此前一些疫情缓解的东亚经济体，也面临疫情第二波反弹压力。
鉴于此，本轮因疫情导致的经济衰退，突出的特点是冲击来得快，下跌时呈现深V型。大摩预计，美国经济在2季度年化萎缩近40%，欧洲经济的萎缩幅度也超过30%。仅仅在单个季度所造成的全球经济总损失，已经相当于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四个季度累计造成的总损失。并且，由于三季度之前疫情能否受控并无把握，下半年的复苏力度也高度不确定，难以是V型。从经济总量上看，则是U型恢复，欧美可能需要接近两年才回到此前的生产总值水平。
外需持续疲软，势必将给中国出口和就业带来二次冲击。依据历史上出口对全球经济的弹性，笔者估计，今年中国出口增速可能被下拉20个百分点，加上对于就业和收入的传导效应，拖累GDP增速3个百分点。出口在2季度的冲击将尤为明显，因海外各国的隔离措施在三月中下旬先后依次升级，中国对其出口增速将依次显著放缓。
内需遇阻，消费者行为复苏有待时日
再回看中国经济。通过大数据跟踪，笔者刻画出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三个月的中国经济图谱。由于疫情先发且管控得力，中国经济率先复工复产，有望走出一季度的最低谷；但服务和消费复苏滞后，且路径更为坎坷。随着复工推进，经济复苏的瓶颈逐渐从初期的供给侧转移至需求侧，尤其是外需大幅走弱行将对生产端和就业产生二次冲击。内需中的消费需求，受到保持社交疏离以防范疫情第二波，以及隐性失业削弱收入的双重压制。有鉴于此，政府亟需进一步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
通过日度追踪电煤消耗量、空气污染指数、交通拥堵指数、人员迁徙情况，结合大摩各个行业小组进行的公司调研，笔者发现，过去一个半月的工业复工进展斐然，工业产能从2月底仅仅相当于正常时期的40%，恢复到3月底的90%以上。然而，新冠疫情的冲击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挑战从生产端转向了需求端：过去两周，电煤消耗量停滞在春节前的80%左右，继续改善的步伐似乎受阻，原因很可能是海外疫情持续恶化导致的外需走弱，制造业丢失出口订单的报道近来频现报端。
与此同时，消费和服务业的复苏还取决于公共卫生政策和消费者行为模式转变，而非传统的经济刺激。这也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特殊之处。为了更紧密地追踪消费复苏脉搏，从3月中旬开始，笔者与大摩的大数据调研团队合作，每周进行一次2000多名消费者的样本调查，并与众行业分析师配合，进行了新一轮服务业渠道调研。
调研的初步结果印证，大多数服务行业的供给复苏远快于需求复苏。在供给侧，3月底包括酒店、出行、餐馆、商场、零售等服务场所，开店运营率已达正常水平的80%，4月底有望达到90%，6月将大致恢复至常态。分项来看，当前，不需要高度人群聚集的服务业如建筑业（资本密集型）、房地产和汽车销售、购物中心、旅馆、外卖等行业的供给已接近正常水平；相反，需要人员聚集或密切接触的行业供给仍远不及正常水平，如影院（依然根据公共卫生要求关闭）、线下教育（0%）、旅游（25%）、美容院等店内服务（60-70%）等。
更重要的是，消费和服务的需求侧复苏更举步维艰，至3月底仅恢复到正常水平的50-55%，而完全恢复正常或许要延迟至三季度。尤为突出的是，城际交通仍有限，旅行和旅馆需求仅达到正常水平的30-40%；受限于持续的消费者社交隔离和公共卫生要求，餐饮和店内服务的需求也处于低位（正常水平的30-50%）。最新的周度消费者调研也显示，尽管外出就餐和逛商场意愿已从底部爬升，但仍处于低位，且可选消费（奢侈品、家用电器和电子产品）的意向被大幅延迟。
政策重点应是稳就业和纾困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一季度的供给冲击之后，虽复工进展斐然，但仍面临全球大衰退、消费低迷带来的需求侧大考，短期就业压力上升。
根据大摩自下而上的行业调研估算，短期摩擦性失业（企业停业导致暂时无班可上）和不充分就业（需求不足导致失去计件工资，或工作时长小于合意水平），峰值可能分别达到总劳动力的10%。其中第二产业（包括制造业和建筑业）的摩擦性失业可能达到2000万，并伴有2000万不充分就业。服务业的压力更大，摩擦性失业和不充分就业可能达到制造业的数倍。这当中，由于居民消费行为模式仍处于社交疏离状态，零售、住宿餐饮和美容业的就业形势最为吃紧。相反，因需求缺乏弹性，教育和医疗行业的就业形势相对稳健。
上述调研显示，摩擦性失业或许可超劳动力人口的10%左右，还存在着类似规模的非充分就业，是自1990年代末国企改制下岗以来，中国经济面临的最为严峻的就业压力。当然，这一冲击的性质更偏短期而非结构，当前已出台了针对中小企业的一些纾困政策，部分企业在停业期间得以保留降薪的岗位，但非充分就业依然不可小觑。
中国应具忧患意识，积极应对这场全球经济大衰退，避免短期摩擦性就业冲击演变为长期结构性影响。危机应对下的宏观政策，讲究的是最小化副作用的同时“准、狠、快”，大方向是纾困——也就是用财政的钱、准财政（政策金融）的钱，和国有资源（水电、租金、出行费用）的钱，为企业和个人在停摆期间的损失部分买单。
笔者认为，中国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曾扩大赤字、启用长期建设债用于基建，与那时相比，这次扩大赤字，除了一部分用于基建和公共卫生开支之外，一大半则可对中小企业和个人纾困，尤其聚焦于服务业领域。具体做法上，笔者总结为“三免一退一发”：免租、免息（财政全额贴息）、免社保缴费，退税（退2019年所得税），发服务业消费券或现金补贴。
跟过去几轮经济周期比较，当前中国坐拥全球最发达的数字支付体系和完善的税收征缴系统。无论是进行企业退税或者对个人精准发补贴的具体执行能力，都只会比其他国家强，可借助这一优势，纾困反哺企业和个人，共度难关。宏观经济政策可以考虑明确今年主要目标是“稳就业和纾困”，而非设置较高的GDP增速目标，从而引导好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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