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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当今世界进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关系是最大变量。很大程度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表现为美国作为世界最大发达国家国际地位的下降与中国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的上升，并引起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相应调整的过程。在这次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为深刻的社会变动中，难以想象的是美国会将世界第一的位置心平气和地拱手相让，可以预期的是中美两国矛盾与竞争不可避免。
美国总统特朗普入主白宫后主张“美国优先”，在政治、军事、科技和经贸等各方面遏制中国，将中国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使得中美关系的对抗性遽然提升，引发人们有关新冷战格局的话题，“越来越多人相信中美冷战已经开始”。所谓新冷战格局，即中美两个国家经贸、政治与意识形态基本隔绝；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与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形成两个截然不同的经济体系、政治体系、意识形态体系，相互对立、对抗以及相互攻讦。本文认为，这种情形发生的可能性极小。
01、关于世界范围内形成两个对立或平行市场的可能性
中国是百年大变革的重要推动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2010年，中国的GDP开始超过日本，2014年，达到日本的两倍，1978年，中国GDP约为美国的2/30，到了2018年，则变为2/3。有学者推测，到203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跃居世界各国首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3%。“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基于国家安全战略的考虑，从国会山到白宫，从华尔街到硅谷，甚至普通民众都会对中国的崛起和挑战格外敏感。”在这一背景下，目前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已经恶化到中美建交后最严重程度，但尽管如此，中美关系依旧像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判断“只到了冷战的山脚”，不可轻言未来两国必有一战，包括冷战。
新冷战格局的形成须以中美经济彻底脱钩为前提，但本文的判断是：在未来一个时期，中美在科技、经贸方面的矛盾与摩擦在所难免，局部脱钩有可能，但彻底脱钩不可能。理由很简单，美国方面不完全想脱，中国方面完全不想脱，两国经贸关系的紧密程度以及世界各国经济共同发展的现实，客观上决定了不可能脱。
目前美国主张与中国脱钩的是部分人而不是全部人。美国建制派和军方或许想脱钩，但华尔街不想。“华尔街之所以支持向中国施压，是希望中国更大程度地开放，让他们赚钱。”虽然制造业想通过减少购买中国制造的方式重获新生，但农业依旧指望把更多的大豆、猪肉销往中国。美国政府想在高科技领域中断与中国的往来，但因此要承担失去中国市场的后果是苹果、英特尔、高通等企业难以接受的。
即使在高科技领域，美国也有所保留。美国的精英层很清楚，高科技赶超而非中低端竞争是中国超越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重要路径。因此，美国政府努力争取第一流高科技国家形成一个“反中联盟”，如于2019年3月组成由美、英、加、澳、纽、德、法、日参加的“八眼联盟”，以共同抵制华为5G技术，给中国的高科技发展增加阻碍。但是，美国又想继续享受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低端提供的好处，从而继续就单方面挑起的贸易战与中国谈判，表现出不愿意彻底与中国切割的立场。
投反对票的还有中美以外的其他国家，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就曾明确指出：“中美以外的世界其他国家非常明确地表示希望同时与全球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保持经贸关系，不接受以与一国脱钩的代价来维持与另一国的经贸关系。因此，中国或美国若想把全面脱钩强加于第三国，只会自我孤立于世界。”中国方面则根本不想割断与美国以及外部世界的联系，更加开放、更加国际化是中国面向未来的唯一正确选择。中国是一个开放的经济体，经济高速发展与全球化密切联系，即使未来美国进一步加大遏制、打压力度，也不可能再次把自己封闭起来。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2019年6月，习近平主席出访俄罗斯时，更加明确地否定了所谓的“中美脱钩论”。
1946年2月22日，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凯南在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报中指出，美国能够与苏联决裂并对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苏间的“利害关系微乎其微”。与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相比，今日中美关系可谓天壤之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推进国际交往合作、加强与世界经济体的联系实现了本国的高速发展，而随着中国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不断加深，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高度相互依赖。单就中美经贸关系而言，1978年，中美贸易总额仅为25亿美元，2018年，达到6335亿美元，增长了352倍。当前美国已成为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三大出口市场。中美经贸关系的紧密程度前所未有，也使两国“脱钩”的代价和成本极为巨大。
在这种情况下，深受资本逐利性制约的西方国家不仅不可能彻底断绝与中国的交往，反而还会加强与中国的联系。历史上，为了打开中国市场，西方国家不惜发动鸦片战争，实施炮舰政策，让商品跟着刺刀走。而在可预见的时间内，中国仍将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消费市场。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目前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已达4亿人，单是中等收入群体人数就已超过美国总人口数和欧盟总人口数。只要未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改变自身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中国继续实行开放政策，这些国家毅然决然中止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放弃全球最生机勃勃市场的情形断然难以发生。2019年11月，德国总理默克尔明确表示，她希望在不引起美国不满的情况下，保持德国与中国之间的有利可图的贸易关系。欧盟权威智库布鲁格研究所所长贡特拉姆·沃尔夫、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让·皮萨尼·费里也表示，与中国“脱钩”绝对不符合欧盟的利益，欧洲不应该也不可能跟随美国“孤立”中国。
中美两国人口占全球的25%，经济总量、制造业产值总量分别占世界的41%和47%，其中经济总量美国占世界的25%，中国占16%。基辛格指出，冷战时期的苏联并非世界经济大国，且苏联和美国间基本不存在经贸往来。与此相对，当前的中美两国都是经济大国，“所以我们必然在全世界踩到对方的脚趾头”。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能够构建一个把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外的封闭市场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发展中国家行列，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构成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使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逐渐丧失世界经济中心地位，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有所下降。1880年，西方国家工业制成品产量占世界总量的90%，而在2010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了60%，预计到2050年，这一比重将降至40%。与此相应，当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已接近全球经济总量的40%，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80%，且这些数字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发达国家把发展中国家排除在外，单独建立一个封闭市场，不仅意味着失去全球贸易主导权，而且还面临被边缘化的可能。回顾历史，在冷战时期，美苏对抗以及两大意识形态阵营对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贸往来匮乏。例如，由苏联组织建立的经济互助委员会与西方国家的贸易总额仅为西方国家间贸易总额的1/20。但在全球化时代，无论是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还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都已形成紧密程度远超以往的相互依赖关系。
史蒂文·奥尔特曼认为，以资本、信息和人员流动为衡量基准的全球化在2017年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而且新兴经济体的交易密度与发达经济体相当。尽管发达经济体仍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据优势，但随着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各方面联系的加强，“脱钩”成本对世界经济发展而言是难以承受的。组建一个仅包括发达国家的“超级自贸区”，或是与之相反，组建完全由发展中国家构成的经贸集团，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缺乏可行性。
在冷战时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矛盾是美苏两大阵营缺乏经贸联系的重要原因。经互会成员国推行计划经济，导致价格机制等要素欠缺；成员国之间的经贸往来受到政治因素的深刻影响，经贸规则也无法与西方集团有效对接，且两大集团处于敌对状态。但在当前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普遍推行市场经济、遵循国际经贸准则，也不存在与发达国家集团之间的敌对状态。以中国为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始终秉持融入世界、遵守国际秩序的本原则，并未在既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之外“另起炉灶”。与此同时，中国一直以国际规则坚定维护者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一贯支持并积极参与国际组织所开展的各项工作，迄今已签订400多项多边条约，加入了几乎所有政府间国际组织。
2020年新冠疫情开始在全球蔓延后，美国人民的生命安全与身体健康同样遭到病毒严重袭扰，并引发经济明显衰退。面临这场全球性危机，中美两国理应加强合作，共同抗击疫情，但部分美国政治精英却试图借助疫情因素进一步促使中美“脱钩”，试图通过制造业回归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学术界也有人担心，疫情在世界范围得到控制后，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会出现断崖式下滑。但中美共同抗击新冠疫情，尤其是中国向美国援助大量对方所急需的医疗物资深刻表明，战胜关乎各国人民安危的疫病，离不了两国的团结合作和共同努力。
正如习近平主席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所说：“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实际上，抗击疫情期间，中美经贸关系已出现缓和迹象。2月份，在以举国之力抗击疫情的同时，中方如期履行中美第一阶段协议的相关条款，降低对美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税率、解除对美禽类和禽类产品的进口限制。3月初，为满足抗疫需要，美方则对多项进口中国的医疗相关产品进行了关税豁免。可以预期，新冠疫情会对中美贸易额的增长带来负面影响，但导致两国经贸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不大。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世界经济体系何去何从，“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重要线索。“一带一路”所包含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经济合作架构。“一带一路”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凡是认可、支持这一倡议的国家都可参与，且参与各方无论大小强弱，在政治地位上一律平等。以“一带一路”为参考形成的世界经济体系，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能够实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02、关于两大政治阵营和两个世界体系形成的可能性
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两极并立”，各自领导着两大国际“阵营”，在第三世界中也划分了势力范围。可以说，这两大集团在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直接对立，在“冷战”这种独特的敌对状态下展开了激烈的军备竞赛。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不存在形成两个相对立、相互排斥的国家集团的可能性。
最近几年，美国在政治方面排斥、打压中国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2017年12月，美国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视为头号竞争对手，该报告表示“将应对其正在面临的世界范围内日益增长的政治、经济及军事方面的竞争”。美国不但在所谓台湾问题、新疆问题上刻意寻求与中国的对抗，在南海屡屡挑战中国领土主权，而且还有意拉拢盟友与其共同寻求与中国对抗。但今日中国不是昔日的苏联，中国主张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尽量避免与美国发生对抗，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坚持“结伴不结盟”，从根本上避免了中美发生严重对立与对抗的可能性，使形成两大对立阵营的前提条件难以具备。
现代美国成功故事的关键支柱便是国际同盟体系的建立。目前美国在欧洲有北约，在东亚构筑了美日、美韩、美菲、美澳、美泰等盟友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又力图构筑美国、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四国联盟”，目标主要针对中国。为和平发展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多年来中国外交一直以“不干涉、不结盟、不当头”为系，摒弃对立对抗。2014年11月，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2015年，习近平主席出席第70届联合国大会时再次重申，要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际交往新路。就实践层面而言，中国在当前已初步构建起全球伙伴关系网络，与8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伙伴关系。
在冷战结束多年后的今天，美国依旧坚持奉行结盟政策，主要动机在于继续维持自身的霸权地位。长期以来，美国的综合国力、国际影响力一直高居全球首位，并以此确立了牢固的国际领导地位，形成了本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时至今日，这种情况也未发生根本转变。然而，随着全球经济、政治与科技力量出现的新变化，在价值理念、体制机制和秩序安排等方面，美国的主导地位和绝对优势都有所削弱。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防止中国对美国世界领导地位取而代之，美国不择手段对中国加以遏制打压，包括不怕与中国打一场甚至多场结果必然是双输的贸易战，不惜暂时放弃使自身获益颇大的国际体系，也包括在凭一己之力难以如愿以偿的情况下，借助盟友的力量围追堵截。
与美国的立场有所不同，中国的发展无意挑战谁、取代谁，无意改变已有世界秩序，不谋求地区和全球主导地位。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与美国力图建立唯我独尊的国际关系格局不同，中国从未尝试颠覆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而是通过不断增加与美国的交流合作，力图在中美两国实现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共同推动世界发展。中国不相信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主导这个世界，认为中美两国有太多的共同利益可以追求。
二战结束后，美苏两国都是在战争中崛起的军事大国。根据军事大国自身的逻辑，二战结束后两国各自演变成军事扩张集团。目前美国是世界上头号军事强国，部分出于向世界炫耀武力的动机，冷战结束后，美国先后发动或参与了海湾战争（1991年）、科索沃战争（1999年）、阿富汗战争（2001年）、伊拉克战争（2003年）。但今日中国既不是世界第一军事大国，也不是世界第二军事大国。中国人崇尚“和为贵”，安全上以防卫为主，从来没有与美国搞军备竞赛的意图，从来没有对外扩张，也从来没有在海外建立任何军事基地。
现有国际秩序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进入新的调整期，但不存在被完全否定、彻底颠覆的可能性。相关预测显示，到2030年，中国、美国和印度将排在全球经济总量前三位，老牌发达国家和欧洲国家大多被挤出前5位。而在全球经济总量排名前10的国家中，将出现4个发展中国家。正在发生的这种变化带来两种不同反应，美国认为这是现有国际秩序有利于新兴市场国家、不利于美国造成的，而新兴市场国家则认为现有国际机构和机制在权力分配、规则制定等方面没有充分反映自身的合理诉求。尽管如此，无论是美国及其代表的西方国家，还是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至今依旧在现有国际秩序下行事，没有否定，也不会推翻现有国际体系。此外，双方也无力构建一个又一个以对方为敌的阵营，从而在世界范围形成分裂的、对抗的新冷战格局。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退群”成瘾，目前已经退出TPP、巴黎协定、伊核协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人权理事会、万国邮政联盟、伊核协议与中导条约等十多个群，还在扬言要退出WTO甚至联合国。但这绝不意味着美国要在“美国优先”口号下回到门罗主义，也不意味着美国决意抛弃自己苦心孤诣建立起来的战后国际秩序，而是认为现有国际体系已经不太合美国人的胃口，致力于朝有利于美国和西方世界的方向加以修正与改造。
与美国的做法截然不同，中国没有选择对立对抗，而是在不挑战和颠覆现有国际秩序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和平发展道路。从20世纪70年代初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历史性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坚持走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与融入现有的国际秩序，尊重现行国际规则并行不悖甚至达到有机统一，为人类社会发展树立了可供参考借鉴的重要榜样。正如李光耀所言：“中国与其他新兴国家不同，中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被世界接受的，而非作为西方社会的荣誉会员。”
即便中国主张对既有国际体系进行改革，但这是改革而非革命，是一种对既有国际秩序的创新完善而非彻底颠覆。除了中国以外，当前正在崛起的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也都是国际秩序的参与者、跟进者。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大都以经济依赖与政治互信作为国际交往准则，高度重视对外关系，试图更好地利用现有国际规则促进自身发展。例如，2012年8月，在经历了漫长谈判后，俄罗斯终于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印度和巴西也在力争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积极参与国际组织的各项工作。秦亚青等学者也指出，原有大国和新兴大国之间的合作能够实现国秩序的稳定健康发展。这也使新兴大国并未试图单独挑战或结盟对抗国际格局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原有大国，而是通过维护并改善现有国际规则，建立与原有大国相互依赖的密切联系以实现合作共赢。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必然发展趋势，是国际实力结构更为匹配、规则和利益分配更为均衡，最终形成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在一个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下，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制度各异的国家和地区都能在国际社会占据一席之地，形成更加包容和多元的世界体系，西方大国与新兴市场国家团结合作，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形成互利合作。中国、美国、世界，三者紧密关联。国际秩序的良好发展，需要中国和美国加强战略互信，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各方面加强战略沟通，构建互利共赢的新型双边关系。
03、两种意识形态对抗发生的可能性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不可能再次发生冷战时期那种两种意识形态对峙、对抗的情况。冷战时期，美苏两个大国都宣称自己的意识形态具有世界范围的普遍意义，并不遗余力地在世界范围加以推广，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尽管今天美国在意识形态取向方面与冷战时期相比，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但今日的中国与冷战时期的苏联存在本质区别。就美国的情况看，美国的“国教”基督教是典型的一元宗教，主张上帝为世间惟一的神。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美国自诞生之日起，便相信自己是“山巅之城”，拥有指引世界发展的“天赋权力”。作为虔诚的基督徒，美国人主张一元论，普遍认为在上帝的指引下，美国拥有主导世界、改变别国发展路径的义务和责任。在这一理念的支配下，美国人对本国制度高度自信，认为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和价值是“人类所能创造的最完美的统治模式”和最高道德，美国是唯一具备领导世界资格的国家，美利坚民族有责任将自己的制度与价值推广到世界各个角落，使美国的制度和发展模式成为所有国家的最终归宿。
与美国这种对世界发展的理想主义观点和一元论认知相反，中国自古以来就坚持“和而不同”，并未强行在别国推广自身的制度模式与价值追求，而是承认并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强调世界各国应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各国间应当在差异中寻求共识，和平共处、互利共赢。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言：“正如一棵大树上没有完全一样的两片树叶一样，天下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验，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模式。”按照美国的“唯一正确标准”，虽然这个世界上存在少数值得赞许的西方国家，但也存在许多国家需要美国的改造和拯救。自上个世纪成为世界唯一霸权后，美国更加认为自己有责任干涉别国内政。冷战结束后，历届美国政府不顾其他国家或地区在历史、文化以及发展水平等各方面的巨大差异，强行干预别国内政，运用各种强力手段推行美式自由民主制度以及与之相应的价值理念。为同化或消除国际社会中“异己”的成分，美国对那些不愿或不能向美国靠拢的国家，尽可能加以孤立和制裁，甚至不惜投掷炸弹、投放军队。前国务卿赖斯直言不讳，美国“要在世界范围内支持民主、结束暴政、把世界所有国家都改造成美国那样的民主国家”。
美国曾把经济贸易作为演变中国、改造中国的手段，现今又当成遏制打压中国的手段。美国自2018年开始对中国单方面挑起贸易纠纷，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部分美国政客和上层精英认为，美国在以往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力，以经贸手段“重塑”中国的战略是失败的，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白宫前首席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等都发表过类似言论。换言之，美国与中国日益密切的经贸往来，非但没能如美国所愿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和价值理念，反而造就了一个强大的对手。
与美国奉行霸权主义、力图改变世界的做法不同，中国一贯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自主作出的符合本国实际的正确选择。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称霸、不扩张，不结盟、不与别国对抗，也反对将本国的发展道路和价值理念强加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要求全世界所有国家都照搬美、英、法的模式是办不到的。”中国方面坚持认为，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力任意改变别国发展模式，一种制度的优越性与合理性受到时间、地点与人群的深刻影响，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或许是美国和美国人民的正确选择，但并非适用于全世界，所谓的“救世主”并不存在，各国也不能指望其他国家来决定本国命运。
虽然美国长期以来将改变世界、改变中国作为自身处理国际关系和美中关系的一项基本原则，但中国从未有过改变美国的想法和行动。早在1980年5月，邓小平同志就指出：“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习近平主席更加明确指出：“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中国坚持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国际治理法治化，不进行对外扩张、不划分势力范围、不搞国强必霸，也不强迫或诱导其他国家以满足本国私利。
在当今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深入发展，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不再符合时代逻辑，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日益成为各国人民共同呼声。可以预期，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人类的观念与价值将更加多元与繁荣，与此同时，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将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所接受，成为人类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民族将会团结成为命运攸关、利益相连、相互依存的集合体。近代以来，关于人类社会“走向何方”的问题始终未能达成共识，各种思想和论断都打上了阶级或民族等烙印，以至于众说纷纭、相互对立、彼此攻讦。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民族国家中心范式和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具有开放性、包容性，为人类社会发展明确了新方向、新目标，符合各国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拥有不同历史、不同文化、不同制度的世界各国正日益加深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越来越多的国家遵守国际规则、尊重国际机制，力图在既有的国际秩序下推动世界格局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各国在多样性的基础上通过加强交往实现了利益共融，也为彼此提供了大量的发展机遇。世界各国在实现多层次、全方位互利共赢的同时，共同维护了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是一种单方面的主张，不是为世界各国划定“一以贯之”的价值标准，也不是在全球范围内打造一个统一行为体，更不是用一种文明替代另一种文明、用一个制度替代另一个制度。人类命运共同体，意味着世界各国能够在国际交往中实现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利益共生，与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命运相联、休戚与共的发展现实高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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