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亮 胡文涛：生态文明中国之路的实践探索与时代启示

gecccn

陈亮 胡文涛（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副教授、博士生）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从人类历史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提出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贯穿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系统地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怎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再次强调，“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指引和重要遵循，近年来指导生态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突破，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出台的密度、生态环境污染的治理力度、环境质量改善程度与速度为世人所瞩目。回首新中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与生态文明建设，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风雨同舟、艰苦奋斗，深刻把握人类文明发展规律，不断深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认识，着眼于中国不同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的时代背景，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传统生态治理的创新之路。
  一、生态文明中国之路的实践探索，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历经风雨70余年。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力量，勇于探索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规律，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同共进，这一伟大探索进程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是发展起步与生态环保事业的开创探索阶段。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7年的这个时期，我国基本实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制定的国家工业化的初期目标，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经济总量翻了两番多。这一时期，我国在一穷二白和外有封锁的发展约束下，选择了以重工业优先发展和自力更生为主要目标的发展战略，以劳动力和资源要素的高投入、高消耗所形成的经济增长，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发展。然而，大规模经济建设导致环境问题突出，工业“三废”带来了不小的生态环境代价。面对贫穷落后亟须发展与生态环境恶化的现实，尤其是看到西方国家因工业化过程中日渐突出的环境公害而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环境保护运动，我国在恢复联合国席位之后，第一次派团参加了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代表发展中国家发声，并为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自此在全球生态环境建设中一直都是重要的参与者和贡献者。1973年召开了新中国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次年成立了环境保护的政府管理机构，环境保护政策开始成为我国现代化发展中公共政策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由此拉开了中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的序幕。
  二是发展转型与生态环境保护法制化制度化体系逐步建立阶段。改革开放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突飞猛进，逐步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和货物贸易出口第一大国，综合国力、社会生产力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与此同时，资源消耗过大、环境污染及全球气候变化等问题相互叠加，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统一的认识逐步促成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谁污染、谁治理”“强化环境管理”为主的政策体系，环境保护法、森林法、土地管理法、水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城市规划法等专项立法工作与综合性法律的统筹修订进一步加快。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建立，基于市场机制的资源环境政策工具逐步丰富，但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化建设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仍存在一些体制性问题和结构性问题，亟须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由资源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根本性转变，实现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的绿色转型和生态环保体制的变革。
  三是推进绿色发展与深化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长更加依赖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非单纯依赖生产要素投入量的增加，促进以绿色低碳循环为特征的经济结构转型迫在眉睫。然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依赖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自发实现，必须通过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发展目标、发展手段等方面的系统调整，实现对传统发展方式和生态环境治理方式的根本性超越，推进实现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在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建立空间规划体系、完善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等基础制度层面深入推进，在大气、水、土壤、海洋、减灾防灾、防沙治沙等重点领域推进一系列生态环境治理的重大措施，在“三去一降一补”过程中严格执行环保、能耗和质量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使得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质的突破，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作出了中国贡献，展现了引领全球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国担当。
  二、从“利用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到“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现实世情国情相结合的最新理论成果，使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发生了飞跃，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的认识进入了新境界。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重点是解决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但归根结底还是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因此，必须始终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推进经济发展政策和生态环境政策之间的协同共进。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在现代经济发展体系中主导地位的形成，提高资源环境的产出水平和环境承载力，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关键还在于以制度体系建设为抓手，推进国家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以全面深化改革为根本动力，转变政府职能，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效发挥两者的协调互补功能，让市场准确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将资源环境压力转化为技术进步、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内在动力。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治理主体上，形成政府、企业、社会高效参与、协同配合又相互协商监督制衡的治理结构，从而有效协调局部利益、个人利益、短期利益，保障全社会的整体利益、共同利益、长期利益。在国家层面，构建和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四梁八柱”，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在企业和居民层面，加强激励约束并重的长效机制建设，将资源节约与生态环境保护逐步由末端治理向生产流通消费全过程延伸，促进绿色发展、绿色消费、绿色生活方式的实现。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治理手段上，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行政等手段，不断丰富和完善基于法治和市场的绿色发展政策工具，优化社会性规制工具和经济性规制工具的结构，发挥市场化手段、自愿性手段与规制型政策工具的协同效应与治理效能，以最小的治理成本发挥最大的治理收益。
  随着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的临近，生态文明建设更需要每个公民知行合一的共同参与，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勠力同心，坚定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程，为中华民族赢得美好未来，为美丽世界贡献中国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