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晓伟：看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科技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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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伟（浙江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嘉兴学院研究基地研究员）

  全面认识、把握“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判断，首先要有世界经济、政治的宏大视野，看到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此外，也不能忽视新科技浪潮整体性、结构化要素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局势深度生成、深化进程中的巨大时代催化作用。
  相较既往几次科技浪潮，尽管人类历史上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的这次新科技浪潮与之保持了一定历史连续性，但它以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虚拟现实、5G、大数据、云计算、量子科技以及生命科学等前沿科技构成的全方位、“豪华型”阵容却具有以往所不具备的“总体性革命”新特点：这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生命与非生命的关系等人类与世界的关键关系层面，达到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人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甚至人类的本质存在与自我认知，较之传统都发生了巨变。这种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阶段快速转变，使得科学与技术的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深入人们日常工作、生活以及对外界与自身的认知。
  这些科技在给人类经济社会带来便利、舒适、效率、品质的同时，也潜伏着远超之前的风险与隐患：机器在多领域全面取代人会不会引发大规模失业潮；机器伴侣会不会严重冲击人类的婚育文化与情感伦理；可穿戴设备与可植入设备进一步模糊生物界别导致的新矛盾、新问题等。当然，这也是我们党所面临的一个整体性、时代性的宏大局势。
  这提醒我们党，在科学技术扮演关键角色的“技术时代”里，要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自我革命状态，回答好时代问卷，充分用好新科技浪潮的“科技红利”，把“中国智造”推向时代新高度。同时，也要未雨绸缪，一方面加强学习型政党建设，克服新时代新的“本领恐慌”，提高现代社会治理能力；另一方面，规避技术发展风险，强化制度文明思维，全方位贯彻法治国家理念，把科学技术发展伦理化、制度化、法律化以约束其潜在风险。这是提高现代社会治理能力的问题意识倒逼我们摆脱历史路径依赖、提高治理能力并实现现代转型的题中应有之义与重要时代表征。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在深刻改变世界秩序的同时，也给一些新科技要素带来新的发展机会：一是多种传统行业由于疫情影响，其发展所受约束越发明显，但这也给非接触式经济、远程教育医疗、云办公等新行业、新业态、新工作方式、新生活方式提供了逆势而上的机遇，这些行业本身在疫情中成长壮大，很有可能随着抗疫与工作常态化、长时段共存而养成人们的生活、学习与工作新习惯。新科技浪潮力量再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但从共享经济维度来看，新科技革命所带来的也不是纯粹的福音。尽管它向人类展示了全面、具有无限发展可能的光明前景，但新科技在全球发展中出现的不平衡及相关结构性矛盾也日益突出：人类以数字鸿沟为表征的科技鸿沟、消费鸿沟也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扩大。因此，消除发展鸿沟所带来的巨大落差以共享全球科技红利、厚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土壤，依然任重而道远。
  另外，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传播也启示我们，在这个由现代交通、通信科技等现代科学技术推动的社会中，要不断增强应对各种突发事故的战略前瞻性、主动性、警觉性，做足战略思想储备与战略物资储备；要增强往最坏处考虑、往最好处努力的底线思维。同时，也要由此反观人类自身生产方式、消费方式，摒弃人类中心主义，构建新时代科学伦理，从而构建可持续的新型发展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