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栋：中西方疫情应对为何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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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栋（复旦大学美国中心教授、南亚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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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文明之无神论
  西方文明之有神论
  无神论又被称为现世主义，是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根据2014年底盖洛普的一项民调，全球有三分之二的人有宗教信仰，但在中国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或不信宗教。《论语》中孔子明确指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可见，从很早时期开始，中华文明就反对盲目崇拜鬼神，主张把主要的精力和资源，放在人的现实世界中。简单来说，对于儒家文明群体来说，生命是自己的，每个人都有一次且只有一次。因此，人的现世生活或世俗生活，就是其人生的最高价值。这一哲学理念使得人们把主要人生精力放在如何活着上，也使得中华民族可能是世界上最注重人的生命的一个民族。为了活着，为了对抗疫情，付出一些个体权益和自由，是完全值得的。
  在西方，直到中世纪晚期，神权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西方人开始推行现世主义理念，鼓励人们在宗教生活以外追求现世生活的幸福。但现世主义只能主导社会经济活动，在个人信仰领域和生活领域，多数时候仍然是宗教主导的。对于一个相信后世生活、生死轮回或复活的族群来说，现世生活的重要性，肯定要比中国人弱得多。毕竟对他们来说，人的生命并不仅仅属于自己，也是属于神的。人对自己的生命，只拥有部分权利。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尽管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疫情已经相当严重，政府也发布了一些禁止出行的法令，但很多美欧人表现得好像并不在意疫情，对死亡也不是十分畏惧。这种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哲学体系，会产生一些非常复杂的结果。一方面，很多人会以挑战世俗政府的封城令为荣誉。罗马教皇也公然违背意大利政府的封城令出行，以显示自己的大无畏精神。这对防止病毒扩散当然是非常不利的。另一方面，西方人也因此具有更多的自我牺牲精神。意大利有位72岁的神父，主动把自己的呼吸机让给陌生人，自己坦然离去。
  当然，这并不表明西方人就不怕死亡。比如当美国人发现疫情的严重性以后，也逐渐接受了以前所鄙视的口罩，不再将戴口罩视为一种弱者的象征。总体来看，面对危机，东西方有其不同的标准和底线，这也决定了两者对疫情影响的心理承受能力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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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文明之“以人为本”
  西方文明之“规则至上”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以人为本的人文主义精神是中华文化中最核心的要素。尤其是在危急之时，为了拯救人的生命、为了应对国家危亡而打破规则，是一件英雄主义的行为，是要被歌颂和赞扬的。在中国这个人的生命高于一切的社会，一旦国家和政府作出了判断，为保护人的生命和安全，那么一切都要让位。所以我们看到，在武汉“封城”以后，一声令下，中国人几乎都呆在家中。全国范围内的医疗人员积极报名，赶赴武汉抗疫一线。
  这与西方社会中自古以来所拥有的规则意识有很大区别。西方社会的规则习惯来自于罗马法体系和基督教神学，规则必须被遵守是最基本的前提，哪怕是在战争和危机时刻。神本文化被人文主义精神改造以后，以法律规则的形式在西方延续至今。
  在西方这个法律规则高于一切的社会中，政府即使想采取强有力的抗疫措施，也必须按照规定的路径和程序来。在历史上，这种状况是有先例的。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美国政府中的很多人都知道美国必须要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了。但是受困于中立法、孤立主义情绪和国会宣战权的约束，美国就是无法参战。美国只好先通过“租借法案”等形式，绕开中立法等相应法规的约束，来支持与自己友好或利益一致的国家。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以后，美国人才如梦初醒，国会也才在一夜之间从反战舆论主导，变成一边倒地支持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这次抗疫过程中，西方的表现如出一辙。西方有识之士早就从中国的教训和经验中得出最基本的结论：政府的积极介入和主动作为，民众的自觉、主动参与和配合，都是抗击疫情所必需的。但西方国家就是无法参照一些亚洲国家的成功抗疫经验解决国内困局。特朗普总统曾经想在纽约采取严格的限制性措施，但是纽约州州长马上反对，并声称“强制隔离相当于联邦对纽约州宣战”。西方人普遍认为，为了一个尚不确定的病毒威胁而放弃法律和规则，损害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可能会催生更严重的“政治病毒”。因此，在意大利等国，政府只好逐步升级，不能直接快速地采取先发制人的防治措施。结果几乎在每一个阶段，西方国家的政府都落后于不可见的病毒。因此，意大利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应对失误，是整个社会和文明的特征所致，并非政府或具体某位领导人的过错。
  西方人也认同这一点，但并不认为这种因为规则意识的拖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2009年H1N1病毒大泛滥期间，美国国内共有6000多万例感染患者，造成1万多人死亡，情况非常严重；但美国社会基本稳定，政府也没有被民众大规模问责。其背后逻辑是：在西方，政府与民众都是根据规则也就是契约行事的，只要遵守规则作出的决策就是对的。程序正义比结果正义更加重要。而像西方国家政府那样在重大灾难和危急事件中免责，对于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政府来说难度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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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文明之集体主义
  西方文明之个人主义
  集体主义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源于农业社会对抗自然灾害和外来入侵时对严格、密切组织的需求。中国长期的大一统历史，也使得集体主义有了广阔的实践舞台，并与大一统历史相互促进。人们只有愿意牺牲个体利益，服从于更大规模的组织需求，才有可能更好的生存下去。在抗疫过程中，无论身处何地，也无论疫情轻重，绝大多数中国人乃至东亚人，都是识大体、顾大局的。在一些外国人看来，“这真的是一种全政府、全社会，你甚至想象不到的一种乌托邦式的集体意愿。”中国这种一呼百应的集体主义价值观，是融在中华文明群体的血液之中的，并非都是由政治制度所决定的。
  西方文明则强调个人主义，个体自由和独创性，比相互间的协调与服从更加重要。这种区别，对中国和欧洲的当代政治地图都有影响。欧洲的面积与中国类似，但是却被分为45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比中国省的数量还要多，就是这一文化特征的重要体现。
  因此，西方民众的表现则体现出充分的个人主义特征，不服从不仅可能是不违法的，反而还可能具有个人英雄主义的色彩。这让美国、英国和意大利等国政府，在如何管理民众以减少病毒传播方面都非常头痛。通过非常强烈的封城令，在西方法律和规则层面往往是不可行的。而依靠人民来打赢这场抗疫战争，人民往往又以显示个人英雄主义为荣。直到2020年3月底，虽然美国一些州形势已经非常严峻，开始采取了相当严厉的应对措施；但是在另外一些州，包括首都华盛顿特区，人们照样成群结队，赏花踏青，并没有真正地把疫情放在心上。特朗普大声呼吁要复工。虽然有很多人反对，但也不缺少支持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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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之“和谐哲学”
  西方之“斗争哲学”
  中国政治文化传统注重秩序以及以秩序为基础的和谐。在危机来临之时，中国人要求的是和谐，是个人对集体的自动配合，是个人对整体利益的自动对标。在对抗外敌入侵时如此，在对抗病毒威胁时也一样。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地方军阀一致停止内战，共产党与国民党也放下长达十年的革命战争恩怨，一致对外，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内战期间，地方势力川军不仅打不赢红军、打不赢国民党军队，就连内部的混战也打得很不好看，可以说是典型的“内战外行”。但就是这样一支军队，抗日战争一爆发，不仅立即出动了40万精锐部队，还以非常简陋的装备，打出了滕县保卫战这样的重要战事，为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提供了条件。从“内战外行”，到“外战内行”，这一转变的背后就是中华文明的内在力量。
  与此相比，西方政治文化则更强调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和斗争。西方不是不追求和谐，但要的是相互竞争而产生的动态的、不确定的和谐。在西方，多数情况下，决策者永远都是形势演化的追随者，都要平衡各类意见。截至2020年8月17日，美国新冠累计死亡病例突破17万例，累计确诊超540万例。但是对于特朗普总统等人来说，复工以恢复经济，保障自己在11月份总统大选中的选举利益，显然是更加重要的目标。对民主党来说，利用疫情来损害特朗普总统的形象，显然也是非常理性的政策选择。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围绕着抗疫的斗争，将会贯穿美国疫情的始终。这种状况对于中国人来说，简直就是草菅人命。但是对于美国人来说，斗争中形成的和谐，动态中的和谐，可能才是真正想看到的一种状态。
  结论
  总体来看，面对重大疫情，不同文明群体在危急时刻的不同应对机制和反应，各有优劣、各有特征。中国所代表的东方文明中的无神论、集体主义精神，以及个体意志主动服从整体利益的和谐文化，使得中国人及至东方人更善于平衡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能够更快地形成共识和决策，可以更快地动员起来进入“战时状态”。这不仅在中国，在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各国的抗击疫情过程中，都得到了良好的体现。
  而在西方，由于推崇个人主义，民众又普遍具有有神论色彩，在规则至上的文化背景下，相关国家的政府无法像中国等东方国家的政府一样，采取先发制人的防疫措施，也许只能跟在病毒传播路线的背后，做“群体免疫式”的抗疫活动。很显然，疫情这种接近战争但又不是战争的危机状态，让西方文明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政治结构，比较难以应对。
  当然，我们并不能从中断定抗疫措施孰优孰劣。中国所代表的东方模式应对高效有力，但民众对政府的期待也更高，政府的责任也同样更大。西方模式虽然应对拖沓，短期内低效，但民众对政府的期待本来也不高，不断动员起来的强大经济和科技力量也在逐渐发挥作用。无论如何，疫情之后，不同文明群体间借抗击疫情的机会，相互借鉴与学习，取长补短，以完善自己的抗疫体系，并以此为契机来完善自己的社会治理体系，对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中国与外国，都是非常重要的课题。（来源：人民论坛杂志及人民论坛网（rmltw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