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毅: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路径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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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毅（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农村环境与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

  农村人居环境问题的复杂性
  对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来说，农村地区的问题仍然是亟待解决的短板，一方面深度贫困地区的脱贫工作尚未完成，另一方面，日益富裕的农村正面对着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通过实施精准扶贫，农村绝对贫困问题已经得到极大改善，并进入攻坚克难的最后时期。但不容忽视的是，农村的环境问题越来越凸显，如果不从现在开始重视并加以治理，问题会越来越严重。人居环境问题不仅是一个紧迫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复杂问题。在中国，农村人居环境问题的成因比较复杂，既有传统方面的原因，也有现代方面的原因。
  传统的人居环境问题往往是由贫困所导致的。在传统的农村，村民缺乏卫生常识，也缺少资金去修建必要的基础设施，人居环境较差。比如，在传统农村普遍存在人畜混居的现象，农民在庭院内饲养家畜，甚至人畜共同住在同一个房屋之内，人住楼上，畜在楼下，因此造成一些人畜共患的疾病传染；山区或干旱地区，人们缺少清洁的饮用水，而在潮湿闷热地区，蚊蝇滋生，传播疾病。传统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不仅需要解决饮用水、村容村貌、人畜分离等问题，还需要提高村民的环境卫生意识，改变传统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近年来，农民的收入增加很快，2017年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1.3万元。在收入增加以后，尽管许多农民建筑新房，但是人居环境的改善状况还是不太理想，特别是在边远贫困地区。
  在传统的农村人居环境问题尚未解决的同时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富裕起来的乡村，人居环境问题变得更加严峻。
  首先是许多地方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垃圾围村的现象。传统的农民生活很少有垃圾产生，农村也没有专门处理垃圾的设施，但是随着工业产品进入乡村，乡村无法处理的垃圾迅速增加，而且随着电商进入农村，以塑料为主的包装垃圾还会继续增加。“垃圾围城”的现象已经开始出现在农村，农村的垃圾问题远比城市更难处理。因为农村居住分散，且缺少处理设施，许多无法处理的垃圾随处堆放，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即使有一些村庄建立了小型垃圾填埋场，但是这些小型填埋场造成了许多环境隐患，特别是对地下水的威胁很大；个别村庄采取分散焚烧的办法，但是焚烧只能解决一小部分垃圾问题，还有大量垃圾因无法焚烧处理而留存下来。
  污水问题也是随着乡村发展而变得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传统乡村几乎不产生污水，所以也没有污水处理设施，但是随着自来水、冲水马桶、沐浴设施和洗衣机在部分相对富裕的村庄的普及，污水的影响也日益增加，不仅影响村容村貌，还影响到地下水的清洁。比如，洗衣机普及带来化学洗涤剂的普遍使用，使用过程中排出的大量含磷的废水，直接污染了农村的水体。
  其次，农村厕所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传统的乡村普遍使用旱厕，不仅污染空气，而且滋生蚊蝇。近年来，这种旱厕对农村环境已经构成严重的威胁。第一，在一些地区，农村撤并的规划导致农村人口向中心村集中，部分地区的人口密度比过去更大，人口密度的增加使传统旱厕所造成的环境问题更加集中；第二，过去粪污作为农家肥的主要来源，是一种资源，但是现在农民越来越多地使用化肥，粪污不再是一种资源，因此农民也不愿意花力气去清理厕所；第三，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以后，越来越不能容忍旱厕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传统的旱厕因为臭味影响农民生活，同时也容易传播疾病。
  再次，农村人居环境问题不仅仅来自于生活方式的改变，也来自于生产方式的改变。种植业对农村人居环境的影响体现在化肥、农药和地膜的污染上。尽管通过各级政府的努力，中国实现了农药和化肥的零增长目标，但中国是化肥和农药的消费大国，即使实现了零增长，其对环境的影响仍然是巨大的。要减少化肥和农药对环境的污染，不仅仅是不再增加农药和化肥的使用量，而是要减少使用量。要达到这个目标，困难还很多。除了种植业以外，养殖业也正在成为影响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因素。过去农民家庭养殖业的规模都很小，大部分农民不过养一两头猪，粪肥作为有机肥，都用于种植业，即“养猪为肥田，杀猪为过年”，但是现在规模化的养殖业正在代替一家一户的分散养殖业，牲畜产生的污水和粪便集中、量大，成为农村新污染源。
  最后，乡村振兴对农村的人居环境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民对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特别是有过城市生活经验的农民，他们已经不能满足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希望乡村的生活能够更加清洁卫生。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将农村人居环境问题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是十分必要的。
  人居环境治理需要政府与村民的通力合作
  人居环境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不是单独家庭可以解决的。不管是垃圾或是污水，都需要政府、村庄和家庭相互配合解决，否则即使个别家庭安装了卫生厕所，也不能阻挡其它旱厕带来的蚊蝇。同样，一个农户减少了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也不足以阻挡整体环境的恶化。在当前条件下，农村人居环境问题已经超出了村庄的层面，许多问题已经不再是从村庄或农户层面就可以解决的了，因此需要政府的介入。比如，尽管在村庄层面可以通过垃圾分类和回收利用以减少垃圾，但是大量工业产品所形成的垃圾是农村自身无法解决的，不管是焚烧或填埋，都需要政府进行干预和管理。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指出，补齐人居环境的短板、提升村容村貌和建立健全整治长效机制的三大任务。而在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中，不仅确定了人居环境整治的目标和步骤，而且根据东部、中部和西部不同地理位置，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具体指标。这些文件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指出了明确的道路。
  首先，要发挥村民的主体性。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的目标和受益群体首先是农民，而在不同地区和不同的发展阶段，人居环境的主要问题和村民的主要环境诉求都会有很大区别，要满足村民对人居环境的要求就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方式。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需要因地制宜，要倾听村民的意见，特别是在规划阶段，要尊重农民的意愿。
  发挥村民的主体性还要激发村民的主人翁意识。村民不仅是人居环境改善的受益者，同时也是行动者，要提高村民的环境意识，自觉采取行动，亲身参与到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工作。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不仅仅是基础设施建设，更是村民日常行为的改变，垃圾处理、厕所使用、污水排放，这些日常行为对于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农村人居环境改善中，需要通过村民的教育和自我教育，树立新的文明村风。同时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人翁精神，严禁基层政府包办代替，村民当家作主自我改善居住环境。
  其次，要发挥农村基层组织的作用。农村人居环境的改善不是一家一户的事情，需要在村庄层面建立新的制度，形成新的规范，这就需要强有力的基层组织。强有力的村支两委是实现人居环境改善的重要组织力量。强有力的村支两委要能够反映村民的需求，解决村民的矛盾，合理分配资源。同时，村支两委的干部要积极推动村规民约的建设，不仅要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村规民约，还要推动村规民约在乡村人居环境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过程也是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转变过程。因为人居环境的整治不仅仅是实施几个项目，而是涉及到多方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关系的事务。政府的投入和目标、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社会组织和私营部门，以及村民的利益诉求，最终都会体现为村级组织的具体工作，这要求村级组织在工作中，采用多部门协商的工作方式代替简单的管理。
  农村人居环境的整治也赋予了政府更多的责任和更高的工作要求。在过去的40年农村改革过程中，政府的重要经验就是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不断解放农村生产力。从土地承包到放松户籍的限制，都是决策者将农民已经采取的行动变成具体的政策。但是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政府不仅要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也需要进行引导和规划，参与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行动中。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体现了普惠性的公共服务。东部发达地区，政府的财政收入较高，因而可以负担较高水平的公共服务，但是中西部贫困地区，地广人稀，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政府的财政收入较少，大部分地方政府依靠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提供公共服务，但是这些地区往往既是生态脆弱地区，又是生态保护的重点区域，其人居环境的改善不仅对当地农村居民意义重大，对区域甚至全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此时，就需要政府提供最基本的公共服务。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不仅是关于农民居住安全的大事，还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深化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改革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