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期铿：“后真相时代“的美国舆论生态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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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期铿（北京外国语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01、舆论生态、“后真相政治”及“真相凋零”
  舆论生态（public opinion ecology）是各种舆论形成的人际环境和促进舆论有序发展的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状态。这种状态趋于平稳、和谐，人们就容易在一个共同体内相安无事地生活、工作。舆论生态失调，导致各种意见尖锐对峙、互相声讨，安定的环境就要遭到破坏。传统媒体对于舆论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新闻媒体对某一政策话题的报道能促进公众表达观点，确定立场。同时，政府机构通过信息沟通制度和政治活动来引导舆论，机构和政治精英也可以设置议程影响舆论。而近年来，对美国舆论生态影响最大的，应该说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结合。
  互联网使无数人得以接触无穷无尽的新闻来源，以低成本在网上发表自己的意见，从而填补了政治精英和草根阶层之间由于社会经济不平等造成的信息差异，而社交媒体由于有转发、评论、分享等功能，又使这种信息大众化更进一步，从而形成一个网上公共空间，讨论各种问题。在这个动态的话语空间里，人们能表达、交流、讨论各种问题，给舆论带来公开性和流动性，这是对传统媒体的挑战。2017年，几乎70%的美国成年人和74%的未成年人通过社交媒体获得新闻。
  由于网络舆论的压力，政府、官员和社会规范开始改变和演化。每个公民能成为公众话语的一部分，使社会向好的方向改变，但网络公共话语空间也使一些恶意的、诽谤的和假的信息蔓延。匿名的网上讨论减少了犯罪成本及惩罚极端思仇恨意见的可能性，因此，许多人把网络作为发泄挑衅性情绪和负面情绪的渠道。而且，网上讨论也会破坏政治协商的一些基本要素，如认真考虑之后的意见交换。社交媒体上的讨论发帖和回应都很快，等同于随意发声，而不是仔细缜密的辩论或声明。当非正式的讨论涌入公共空间，人们可能不会严肃对待政治问题。
  公众在社交媒体对某一事件的关注可以形成一个暂时的政治共同体，成为引发舆论关注、推动解决问题的渠道。本应在网络公共领域开展的正常讨论，也会因隐性的舆论操控而变味。相较于高高在上的主流媒体，网络打开了人们寻找和形成部落的新法，网民更可能与持相似观点的人联系。网民们更愿意依赖一个个“部落化小圈子”去获得资讯、分享观点。然而，由于圈内人拥有相似的价值观，致使他们每天得到的信息大多经过了“立场过滤”，与之观点相左的信息逐渐消弭。人们为了留在“朋友圈”内，不敢发表不同意见。换言之，社交媒体所具有的“回声室”“过滤气泡”等负面效应加剧了西方社会的观念分歧。
  另外，社交媒体的算法可能会按照用户的喜好过滤和显示新闻结果，这样有可能加剧了固定政治看法，并向偏执方向发展的趋势。社交媒体的出现在许多方面改变了美国政治，也改变了美国的舆论生态。而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结合使美国进入“后真相政治”和“真相凋零”时代，舆论生态严重失调。
  “后真相政治”是一种政治文化，也是当今西方世界出现的一种新趋势。“后真相”一词原本用来形容一种不正常的舆论生态，指的是媒体传播主要起到煽动情感、强化偏见的作用，其所产生的影响超过了客观事实对人们的影响，人们只在意情绪或主张，而不管事实和道理。该词首次出现在1992年美国剧作家史蒂夫·特西奇（Steve Tesich）发表在《国家杂志》（The Nation）的文章，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以及2016年英国脱欧事件中变得普遍。
  2016年，《牛津词典》宣布“后真相”（post-truth）成为年度词汇，当年这个词的使用率比2015年增长了2000％。《牛津词典》把“后真相”定义为“情绪及个人观点比客观事实更能影响和塑造公众舆论的情况”，是指忽视真相、不顾事实的委婉说法，即意见重于事实，立场决定是非；人们把情感和感觉放在首位，证据、事实和真相沦为次要，甚至毫不重要。“后真相政治”时代政治人物说谎不再是为了瞒骗，而是为了巩固目标群众的偏见，换取共鸣与支持。
  在政治舆论空间中，事实逐渐让位于情感、观点和立场，事实和真相的虚无化为秉持极端立场的政治人物操控民意提供了外部条件，他们仅仅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对事实进行重新包装，隐蔽地设置观点性而非事实性议题，由此放大和强化某种情绪或偏见。主流媒体的政治偏见是造成后真相政治出现的原因，也是“后真相政治”的表现。民众及政治人物不再信任媒体的报导。2017年，关于参加特朗普总统就职仪式的人数是否为一个历史记录的争论又催生了一个新的流行词汇：“替代事实”或“平行事实”。无论是“后真相”还是“替代事实”都强调了在这个新的“后真相时代”里，事实和真相可以不是唯一的和排他的，因观点和认知的不同，事实和真相也可以是“替代的”、“平行的”和“发展的”。
  兰德公司报告《真相凋零（Truth Decay）》认为，网络时代造成传统的单一权威讯息来源机制瓦解，社会日渐难以治理，基于观点和个人体验的相关话题越来越多，而盖过事实。金融海啸后又加入了一种情绪，公众对精英阶层出具的报告和论点有极大怀疑和厌恶感，加剧了社会“怀疑一切”的风气，而没有公众认可的资料作基础依据，社会几乎不可能对重要的政策和议题进行有意义的辩论，国家治理与辩论将陷入极度困境，最终造成社会极端化和民粹化。在美国政治话语和民间话语（指旨在促进公众利益的热烈、坦诚和建设性对话和协商）中，对事实的争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媒体不断推出意见而不是事实，意见压倒事实，美国人对机构的信任减少，而这些机构曾经是可信的信息源泉。兰德公司报告认为，“真相凋零”的原因主要包括几个方面：
  第一，认识过程的特点，比如，认识偏见。人们处理信息和作出决定的方式使他们倾向于寻找证实自己已有信念的意见和分析，依赖头脑捷径及同一社交网络中其他人的意见。这些倾向导致事实与意见界限模糊，并且有时把意见归入事实。
  第二，信息体系的变化，包括：一是社交媒体的兴起，这急剧地增加了信息的流量和流速，也使意见多于事实。二是传统报纸和广播公司面临的媒体市场变化，如24小时滚动新闻中部分新闻渠道不断加深的党派色彩，以及日益加强的利益动机。三是假新闻及误导性或偏见性信息的泛滥。
  第三，政治、社会、人口、经济极化严重，并在不断恶化，几种极化相互重叠又互相加强。这些极化产生对立两方，拥有各自不同的讲述、世界观和事实，不仅导致对于事实及事实与数据的分析性解读分歧不断扩大，也导致事实和意见的界限模糊，对立双方的思维和交流 容易变得狭隘，从而产生闭塞的环境，不实信息得以扩散。
  02、社交媒体上的美国
  特朗普总统“推特治国”及其舆论反应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社交媒体的使用吸引了全世界的 注意。截止到2020年1月25日，特朗普总统总共发出推特45430条。特朗普总统是推特上受关注度最高的政治人物，有7千多万粉丝。在推特中，20分钟内他会被提到1万次。他频繁使用推特和其他社交媒体发表政策声明，评论其他政治家、名人和时政新闻。自从当选总统后，他的推特就一直被认为是美国总统的正式声明。到2019年底，特朗普总统创造了一种越过白宫新闻秘书，通过推特直接与公众交流的方式。特朗普总统的推特是了解他所做所想的重要来源，也引起了巨大争议。特朗普总统转发最多、得到点赞最多的两条推特是他讥讽美国有线新闻网为假有线新闻的视频（即“#FraudNewsCNN #FNN”）以及“今天我们让美国再次伟大”，都得到了30多万的转发和50多万以上的点赞。
  对于特朗普总统的“推特治国”，美国人似乎不以为然。根据2017年6月对美国注册选民的调查，69%认为特朗普发推特太多，15%认为正合适，12%不确定，只有4%认为发得不够。而根据2017年10月的调查，在美国成年人中，认为特朗普总统使用推特是一件坏事的占61%，认为是一件好事的占21%，另外18%不确定。特朗普总统推特帖子的可信度在美国人心目中也比较低。根据2018年8月舆观和《经济学人》的调查，对于特朗普总统推特中所说的，6%的人表示完全相信，18%相信大部分，8%相信一半，15%相信一小部分，38%完全不信，15%不确定。在这方面的党派差异也非常明显，共和党人相信特朗普总统所有推特或大部分推特的占53%，而民主党人对特朗普总统推特内容一点都不相信的比例高达68%。
  国会议员对社交媒体的使用
  国会议员是美国各州和各选区直接选出来的代表，他们与本州和本选区选民保持紧密的联系，而社交媒体是他们表达观点、与民众交流的重要手段，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帖子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民意。绝大多数的国会议员都使用社交媒体。根据2019年的调查，100%的参议员和99%的众议员在至少一种社交媒体官方账号上发帖，主要的社交媒体是推特、脸书、优兔（YouTube）和照片墙（Instagram）。2019年，国会议员通过推特发送的帖子多达420,679条，通过脸书发送的帖子为237,880条。其中，罗伊、伯切特、穆卡塞尔-鲍威尔、德尔加多、特拉汉等5位是2019年1月新上任的众议员，另外有三位是2017年上任的众议员。可见，新上任的年轻众议员更倾向于通过社交媒体表达观点，与民众交流。
  在社交媒体上，民主党议员与共和党议员关注的问题完全不同，党派差异巨大。根据2019年的调查，民主党国会议员在其社交媒体官方账号中，带#号主题标签最多的话题是“为人民”，共6971条，排在第二的是“特朗普关停”（指美国政府停摆），共3993条，其余是“保护我们的医疗”“结束枪支暴力”“hr8”（众议院通过的法案，要求对购买枪支者进行背景调查）、“气候行动”等，都在2000条以上。而共和党国会议员在其社交媒体官方账号中，带#号主题标签最多的话题是“美墨加协议”，共2568条，其次是“国情咨文”“委内瑞拉”“现在签署美墨加协议”等，都是1000多条，其他话题都在1000条以下。结合下文可以看出，国会议员和普通民众在主要关注问题上体现的党派差异非常类似。
  普通民众对社交媒体的使用
  根据美国哈里斯民意调查（Harris Poll）结果，2016年6月，美国有77%的18岁以上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在社交媒体上的典型帖子话题分别为：我的家庭，占34%；幽默，占30%；我的朋友，占26%；旅游、我的孩子、食品，这三项都占18%；娱乐、我的宠物，这两项都占17%；体育，占13%；政治，占11%；我的工作，占7%；其他，占20%。
  在社交媒体的使用上，大多数美国人使用优兔和脸书，但在年轻人中，使用色拉布（Snapchat）和照片墙（Instagram）的比例很高。皮尤研究中心自2012年开始调查美国社交媒体使用状况，调查显示普通美国人使用3种社交媒体，大部分人使用两种以上，大部分美国人每天都登录社交媒体。脸书一直是美国人使用的最主要社交平台，2018年与2019年使用脸书的美国人占69%，其中约四分之三的人每天登录脸书，但最近几年使用脸书的年轻人比例减少了。而视频分享平台优兔的使用人数更多，2018与2019年使用优兔的美国人占73%，18～24岁年轻人使用比例高达94%。在18～24岁的年轻人中，78%使用色拉布，75%使用照片墙，45%使用推特。
  社交媒体的使用也呈现代际差异。除了年轻人更倾向于使用色拉布和照片墙之外，使用社交媒体的年龄分布，18～29岁为88%，30～49岁为78%，50～64岁为64%，65岁以上为37%。
  可以预见，社交媒体在选举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过社交媒体赢得选票，尤其是赢得年轻人的选票将会越来越普遍，这在最近几年的总统和国会选举中已经得到证实。
  美国使用社交媒体平台推特的公众虽然只占22%，但推特在政治家、媒体及利益团体推进政治议程和交流政治议题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推特政治生态引人注目。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对美国中期选举前后一年间（2018年6月10日至2019年6月9日）美国成年人推特公开账号的调查，39%的推特公开账号使用者在这段时间就美国政治议题发过至少一次推特，包括提到政治家、政治机构或团体，及投票等政治参与行为，同时，国家政治又是推特中谈论相对较少的话题，政治话题帖子占整个推特帖子的13%。对特朗普总统持强烈观点的推特用户发出的政治话题帖子尤其多，占总政治话题帖子的97%。同时，发出政治话题帖子的推特用户也比其他推特用户更为关注与自己政治观点类似的人，也更热衷于参与政治集会和活动、联系当选官员、为竞选人捐款，对另一党派的看法比普通人更为负面。
  03、对全球威胁的认知和对中国的态度
  2019年，认为朝鲜核计划和伊斯兰国对美国构成重大威胁的美国人比两年前大幅下降，认为别国对美国的网络攻击和伊朗核计划对美国构成威胁的比例基本保持不变，而对于全球气候变化和俄罗斯的实力与影响的威胁，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的认知差别较大，在过去的十年中，全球气候变化一直是两党产生分歧的主要问题之一。
  2019年7月的一次调查共列出7大对美国的威胁。根据调查，84%的民主党人和倾向民主党的人士认为气候变化是主要威胁，比例最高；而只有27%的共和党人和倾向于共和党的人士持相同观点，比例最低。自从2016年选举之后，对俄罗斯威胁的认知也出现了较大的党派差异，当前，65%的民主党人和35%的共和党人认为俄罗斯构成对美国的威胁。
  自2017年以来，美国公众对中国实力和影响的关切加深了，54%的美国人认为中国对美国构成主要威胁，这一比例超过任何国家，而2017年这一比例只有46%。2018年，认为中国“不算什么问题”的占34%，但2019年降到了24%，同期，认为中国是敌人或是严重问题的比例增加了，分别从16%增加到23%，从43%增加到50%，各增长7个百分点。尽管如此，在贸易和经济问题上，62%的美国人认为中美应合作建立更紧密的经济关系，只有35%的人认为要“更强硬”，认为应与中国建立更紧密关系的比例是2011年以来最高的。
  另一项调查也显示，美国人越来越把中国视为威胁。2019年，24%的美国人把中国列为未来会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而在2007年和2014年，这一比例分别是12%和19%。如今，中国与俄罗斯并列为对美国构成最大威胁的国家，而2014年俄罗斯单独名列榜首。
  美国人对中国的负面看法最近几年也呈上升趋势。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春天的全球态度调查，2013年以来，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美国人开始多于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美国人；2019年，60%的美国 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达到2005年以来的最高值，比2018年增加13个百分点，而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美国人只占26%，降到2005年以来的最低值，比2018年下降12个百分点，比2017年下降18个百分点。
  根据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019年初的调查，68%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寻求与中国友好合作和接触，只有31%的人认为美国应限制中国实力的增长。这一比例在过去十多年中变化不大。美国人认为，贸易是中美合作的主要方面。74%的美国人支持与中国进行贸易，其中民主党人为82%、共和党人为65%、独立人士为73%。与中国的贸易不仅限于商业。64%的美国人认为，中美贸易会增强美国国家安全，而不是削弱国家安全。可见，美国精英们对中国的敌意和警觉在美国民众中并没有得到响应，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并没有得到民意的支持。党派差异在对华态度上也同样存在，且越来越严重。
  在如何看待中国问题上同样存在代际差异，年纪越大的美国人倾向于对中国持负面看法。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9年的调查，在对中国持负面态度的美国人中，18～29岁、30～49岁和50岁以上的美国人分别占49%、58%、67%。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对美国是好事情的美国人中，18～29岁、30～49岁和50岁以上的美国人分别占56%、51%、47%，认为是坏事情的分别占34%、41%、43%。
  04、“真相凋零”的影响
  美国互联网舆论生态近年来呈现“真相凋零”状态，在讨论社会政治问题、表达对社会政治问题的观点时，人们不是以事实真相为依据作出判断，而是以党派、身份、感情决定立场和态度。“真相凋零”状态不仅体现在政治精英层面，也体现在大众层面。美国两党的政治精英与各自党派的民众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高度一致。这种“真相凋零”的状态造成的后果是多方面的。
  一是会导致公民话语的侵蚀。没有共同认定的事实，几乎不可能就重要政策和话题进行有意义的讨论，因此，政策制定的质量会下降，决策的过程会缓慢。
  二是导致政治瘫痪。对事实的不确定性和分歧会给政策辩论增加更大困难，无法达成协议。对政府缺乏信任会加强利益集团的立场，进一步干涉政府决策。政治瘫痪会导致政治任命的推迟，监管和调查的缺失，无法作出财政决策，这种政府失能状态会给经济、外交政策、外交关系和政府信誉造成严重影响。
  三是使个人疏离于政治和公民机构。对政府信任的减少会导致公民参与的弱化，增强人们对社会政治的疏离感。公众的公民参与意识可以促进透明度、责任感和社区参与度，从而对政治代表形成一种制约。
  四是导致国家层面的政策不确定性。政策如果不基于事实和分析会导致不确定性，个人、公司、对手和盟友缺乏客观数据和标准，难以作出决定，主要机构作为信息源的可信度受到挑战。不确定性会导致投资延误，大幅增加经济成本，丧失国际信誉，带来外交关系的挑战。最近几年的美国政治和外交均受到了这种舆论生态的影响。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弹劾特朗普总统的问题。有关弹劾问题的投票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几乎完全按党派划分，弹劾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果。弹劾过程中事实被忽略，成为一场不折不扣的党派斗争。而公众的态度也基本按党派区分。根据美国有线新闻网（CNN）及社会科学研究服务网（SSRS）2020年1月16日～19日的调查，89%的民主党人认为特朗普总统应该被免职，只有8%的共和党持相同观点。随着共和党控制的参议院表决特朗普总统无罪，“真相凋零”、社会撕裂和政治极化在今后一段时间将会继续存在，甚至恶化。如果美国的Z世代和千禧一代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变自己的社会和政治观点与态度，这种舆论极化和政治极化很有可能在十多年后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