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自强：新型城市化与人民币国际化

国粮

邢自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摩根士丹利董事总经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今年以来，面对外部环境的变化，中国提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战略发展方向，力求做大做活国内市场，并继续坚持开放以促进产业链持续升级。在笔者看来，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格局需着力打造两大支柱：在实体经济层面，支柱是新型城市化，而在金融体系层面，支柱则是人民币国际化。双支柱齐头并进，对于中国在逆全球化的外部格局下保持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城市化2.0
  疫情之下世界加速多极化，打通“国内大循环”，笔者认为，城市化2.0（以都市圈和数字新基建紧密结合为特征）是关键抓手，有助于中国抵消逆全球化和人口老龄化的拖累，继续迈向高收入国家。尤其值得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和外部风险挑战，并没有导致城市化2.0放缓，反而使其进一步加速。笔者认为，城市化2.0的三个政策发力方向近来愈加明确，即：数字化、新基建和要素流通改革。
  首先，新基建加速推进。以5G网络为例，其铺设并没有因为疫情或者中美科技壁垒而减缓，上半年中国建成5G基站25万座，覆盖50个城市以上，预计到年底如期覆盖300多个县市。需求侧，中国移动5G用户数量在6月已经达到7020万，几乎是4G当年同等时间内普及速度的两倍。电信运营商上半年工业互联网收入也强势增长。政府对5G的产业应用的关注与日俱增，重点行业包括医疗、电网及汽车。举例来说，青岛市于7月份建立5G智能电网，在缩短停电时间的同时方便维修作业。笔者的团队测算了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速度，预计年投资额可能高达13000亿元人民币，比过去三年的年均投资翻一倍。数字基建有助于提升城市的集聚效应，在容纳更多的人口和资源的同时缓解一些常见的大城市病，如交通拥堵及污染等。
  第二，区域互联互通不断升级，未来高铁将更聚焦都市圈内出行，更为智能。中国城市群的发展离不开全球最长及最快的高铁系统，新推出的铁路规划纲要指出，2035年高铁运营里程将翻番至70000公里。但铁路长度不再是唯一的关注点，其规划更突出了尊重城市化和人口流动规律，将往人口密度更大的城市群倾斜。其中，还重点提出打造智能通勤铁路网，实现城市群内部主要城市之间2小时通勤，并引入人脸识别功能用于快速无接触支付及进站。
  第三，主要城市群一体化步伐加速，力争要素流动更加自由。笔者认为，城市的集聚效应会带来更好的就业市场匹配、知识外溢、供应链的专业化以及跨行业协同效应。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实施结构性改革，包括放松户口限制和打通目前相对割裂的社保体系，以促进生产要素（尤其是人力资源）向大型城市群聚集。事实上，国家已经出台一系列改革措施来提升要素流动和区域一体化。
  国家层面来看，今年4月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若成功实施，它将改善中国在土地、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配效率。地方层面来看，五大城市群（长三角、大湾区、京津冀、长江中游、成渝）也先后发布了区域一体化发展政策。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纲要于去年年底提出，现在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该纲要提出要通过提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及公共服务共享和整合来打造一个完全一体化的超级城市群，包括建立统一的社会福利系统（包括养老金、医疗和基础公共服务）、交通系统以及新一代电信服务，以促进区域内更加自由的人口流动。
  大数据应用的接受程度不断提高，智慧城市迎来快速发展机遇。中国智慧城市得以更快发展的前提是大数据的应用面临更少掣肘，各种“超级应用”和物联网平台迅猛发展。防御传染病，提升了公众对于大数据应用的接受程度。如健康码（显示了居民的出行记录、在风险地区的停留时长以及与潜在病毒携带者的联系）内嵌于少数“超级应用”，在中国已经比较普及，并促进了国内出行的复苏。
  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自2005年便开始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旨在长期提升人民币储备货币地位。2015年由于产能过剩、杠杆率高等结构性问题，汇改后一段时间内曾出现一定规模资本外流。然而，2016年后，中国提出了更清晰的三支柱框架（金融防风险控杠杆攻坚战，资本市场改革开放，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经历了过去数年的结构调整，中国的金融体系已变得更加透明和稳健。人民币国际化得以继续扬帆进取：今年，中国涉外交易中，以人民币结算的比例已经超过了2015年的峰值；同时，人民币在国际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也超过了2%，为2015年的2倍。
  进入2020年之后，部分地缘政治冲突，以及世界多极化趋势，更加突出了人民币国际化对于保障资本流入、减少融资风险，实现中国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性。随着中美在科技、国防、金融等诸多领域展开竞争，面对美元在全球金融和支付领域的主导地位，中国也要未雨绸缪以保证资本流入及应对融资风险。此外，尽管过去几个月中国经常账户受益于强劲出口，但中期来看，人口老龄化将持续压低国民储蓄率。预计2022年开始经常账户盈余将逐步减少，并于2025年步入赤字时代，这意味着届时中国将成为一个资本进口国，人民币资产国际化不是可有可无的锦上添花，而是确保资本来源的必由之路。与此同时，本轮全球疫情冲击下，主要发达经济体采取的空前政策刺激政策易放难收，譬如美联储货币政策框架已经官宣改弦更张，极低利率可能维系至2024年。在未来全球超低利率的环境下，中国保持了常态化的货币政策，人民币主权资产的收益率，对于长线投资者和外汇储备管理者，颇具吸引力，提供了进一步国际化的良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人民币资产国际化的步伐将加快，未来的政策可能更加聚焦在扩大金融开放、深化国内改革，以及拓展人民币的使用范围。
  第一，进一步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以资本市场改革吸引外国投资。股市方面，中国政府自2019年起已经开启了相关改革，未来将继续加快A股纳入全球指数，扩大沪深港通覆盖范围，推出“ETF通”“新股通”，扩大融资融券交易范围以及加快全国养老基金入市；中期来看，政府可能进一步放宽上市标准、交易价格限制、对冲和衍生品交易规则，以及扩大养老金入市规模。债市方面，近期央行、证监会、外汇管理局又联合起草了《关于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市场有关事宜的公告（征求意见稿）》，为境外债券投资者简化了申请流程并统一了准入管理。预计中国将推出更多的改革措施，如加强保护债权人权利，提高国际评级机构对国内市场的覆盖，并完善债券违约处置机制。金融市场也将更加开放，包括QFII监管放松（如增加投资范围），增加外资券商/资管公司牌照发放，以及向特定银行发放投行/资管业务牌照。
  二是通过国内改革提升生产率，为投资者创造回报机会。面临逆全球化风险，中国提出了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战略发展方向。除了上述的城市化2.0，还包括通过建立海南免税岛等措施，加大开放，促使海外消费回流。总体而言，在向多极化世界的转型过程中，中美或将在科技、安全、金融市场等领域展开竞争，而其余各国将在其中求平衡，预计中国企业界依然会涌现较多的“地区冠军”，相反，部分产业的跨国巨头将面临更高的成本以及逐渐萎缩的潜在市场，成为逆全球化输家。因此，实体经济的改革将为人民币资产提供后盾。
  三是通过汇率逐步市场化以及在涉外交易鼓励人民币结算，来拓展人民币的使用范围。笔者预计以下几个方面可能将齐头并进：第一，鼓励更多的跨境支付通过央行数字货币结算，由目前国内市场小额支付测试最终扩展成为国际支付手段。加拿大、新加坡、中国香港和泰国已经开始进行电子货币跨境支付测试，其中部分展示了数字货币在提高效率及减少结算风险方面的优越性。全球在数字货币领域的深入合作将使在SWIFT系统之外进行跨境支付成为潜在可能。第二，通过将CIPS（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其他国家支付系统增强连接。一些欧洲银行已经接入了中国CIPS系统，中国和欧元区在跨境支付方面的合作空间依然较大。第三，与主要贸易伙伴签订更多的货币互换协议。
  以上的改革路线图如能继续实施，且考虑到主要经济体的宽松政策易放难收，全球超低利率的环境下，人民币资产的收益率背靠结构性改革带来的生产率增长，以及常态化的货币政策，对于全球长线投资者颇具多元化配置的吸引力。笔者预计，今年中国吸引到的证券资本流入将达到1500亿美元；2021-2030期间年均资本净流入将可能达到2000-3000亿美元。人民币资产的国际化，在疫情影响下的多极世界迈向快车道，最终促使全球货币体系趋于多元化，预计人民币在国际储备资产中的比例有望于2030年达到5%-10%之间，成为世界第三大储备货币，也为中国的新型城市化、产业链自主升级，提供坚实的资金与货币保障。以上便是笔者对于打造国内国际双循环所需要的双支柱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