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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前三个季度经济指标大面积转正,中国经济回暖明显,但面对着复杂的外部环境和诸多不确定因素,中国经济仍有许多难关要面对,货币财政政策不应过早转向。
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经济学院、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CMF月度数据分析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于泽表示,前三个季度经济指标大面积转正,是我国防疫成功、产业完备、庞大的市场规模、政策推动和外部替代的综合作用。未来,经济的复苏可期,但其背后的逻辑正在发生变化。
“当前我国的消费不足存在着超调,未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逐渐加大。但由于消费不足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我国的复苏路径在市场内部没有形成自动的循环模式。这种情况下,仍有可能存在着经济增速不及预期的风险。”于泽表示,在新发展格局下,需要进一步发挥消费的核心作用,特别是要解决生产要素供给、市场需求和技术的安全问题。在政策上,更需要加快改革。但对于前期发挥巨大作用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目前不适合快速转向,应在大方向不变的基础上进行微调。
宏观政策把控支撑经济复苏
“总体看,我国前三个季度大部分指标,在生产和需求两端都基本转正。”于泽表示。
一方面,今年投资对于经济起到了稳定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出口的逆势增长令人出乎意料。于泽认为,这表明了中国在世界经济产业链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此外,在进口端,9月也有显著改善,尤其在汽车、半导体和农产品方面,这不仅反映了国内生产的进一步回暖,同时也是和美国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有效推动。
从政策来看,今年5月之前,宏观政策对中国的宏观经济起到了支撑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货币政策不仅维护了金融市场的相对稳定,还通过再贷款和再贴现政策,针对性地通过信贷对企业进行纾困,维护了市场主体。因此,现在的成绩,实际得益于一季度和二季度初宏观政策的发力。
财政货币政策不宜快速转向
不过,5月份宏观政策有一定的转向,较此前相对收紧。对此,于泽认为,我们需要将疫后复苏导向新发展格局,要在国内消费、加工贸易转型、产业安全等各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表示,两会之后,一揽子政策才开始展开,大量大型项目特别是“两新一重”项目,在过去四个多月刚开始布局完,还没有完全上马。因此,未来几个月里,货币、财政政策不宜进行根本性转向。
大成基金副总经理、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前所长姚余栋也认为,未来货币政策应该更加谨慎地实行,稳健,而不要急于退出。
于泽建议,财政和货币政策需要维持当前的力度,既不能过度加码,也不能放松力度;在普惠金融的视角下,应适当增加杠杆率;在转型过程中,资产价格和人民币对国际的吸引力上升,所以,要预留足够的政策空间;进一步推进资本市场改革,通过国内分红,形成资金在国内的完整循环,进一步激发消费。
“在已经采取很多特别举措的情况下,今年四季度和明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基本面问题不大,但一系列结构性的问题、短期性的问题、政策常态化过程中的问题,依然会带来严峻挑战。在目前全面报喜的状况下,依然要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扎实地抓住目前的战略时机,利用好这个窗口期,把中国经济搞好。”刘元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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