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润生：包产到户的禁区是如何冲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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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润生

  与胡耀邦谈农业和责任制问题
  1979年初，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国家农业委员会成立。农委作为国务院指导农业建设的职能机构，同时兼理党中央委托的农村工作任务，并指导各省、市、自治区农业委员会和中央相关部门的工作。中央任命王任重为农委主任，副主任最初只有张平化、张秀山和我，后来又加上李瑞山、何康，共6个人，其他委员多是兼职。农委从1979年2月开始工作。
  华国锋和时任党中央副主席、副总理的李先念都很重视农业，他们办了几件好事。但对改革人民公社体制、推行包产到户持反对态度，难以一下子转变过来。初到农委工作，一些关心我的同志也好言相劝，要紧跟党中央，接受邓子恢的教训，不要搞包产到户。但相反，另有一些同志则说，包产到户势在必行，只是个时机问题。看来，在包产到户问题上的争论，是难以回避的了。
  农委要替中央、国务院起草一个农村工作的安排意见。华国锋和李先念召集开会，我和水利部长钱正英参加。结果很容易地争取到几十亿元投资，主要是搞水利。会后起草了一个文件，重要讲发展农田水利建设，以解决粮食问题。先念看后表示同意，但让我去征求胡耀邦的意见，当时耀邦任党中央的秘书长。
  耀邦看过文件，提议重视多种经营，我借机提出，可不可以由中央说话，把1979年9月28日后提的“不要包产到户”，改成“准许包产到户”。耀邦说，决议才通过，中央不好立即出面修改。
  1979年初，七省三县座谈会
  1979年3月12日至24日，刚成立不久的国家农委召开了七省三县农村工作座谈会。这是一次专门讨论责任制的会议。七省为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参加会议的都是农口负责人。这几个省的领导对包产到户，有的支持，有的反对，有的观望。三县是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都进行过改革。会议由我主持。
  经过争论，在“会议纪要”中提出，现在存在的包括“常年包工包产到组”在内的几种办法，“只要群众拥护，都可以试行”。这样就确定了对包产到组的共识。
  关于包产到户，会上由安徽省农委副主任周曰礼介绍了安徽的经验。他说：省委的态度是，责任制不能一刀切，要允许由群众决定、选择。年初，省委在肥西县山南公社实行了多种责任制形式（包括包产到户）的试点，群众说到组不如到户。周曰礼整整讲了一天。
  发言中，赞成包产到户的人占多数。
  王任重从上海回来后，在会上讲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特别强调统一调配劳动力的优越性。
  3月20日下午，华国锋约见会议代表。华讲，集体经济还是优越的，但他也讲不要一刀切。
  他们两位的态度都是多讲道理，允许自由讨论，并没有上纲上线。
  最后，会议产生的文件不得不妥协，对于群众搞包产到户，“如果一时说不服，也不要勉强去纠正，更不能搞批判斗争”，这句话等于批准既成事实。
  最后，华国锋同意“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实行包产到户，也应当许可”。1979年4月，中央批转了这个会议《纪要》，这是中央文件里第一次提出在一些特殊地区应当允许包产到户。
  从结果来看，满意的解决尚需时日；但思想已经解冻，禁区已经打开。
  1980年初，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突破阻碍
  1980年1月，国家农委召开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
  王任重在会上讲话，再一次讲集体经济的几大优越性。会议开始，分组进行讨论，让大家放开思想。我安排周曰礼发言，介绍安徽的情况。他说，到1979年底，安徽实行包产到组的生产队占总数的51%，包产到户的占10%。增产效果明显。大会分组讨论时，争论极为激烈。在华东小组几乎等于围攻安徽，让我很为难。周曰礼对我说，安徽包产到户，是万里书记主张试验的，问我怎么办？我说：要沉住气，不能不让人家讲话；你们试验结果有利生产，就继续试。其他小组也争论激烈，赞成任重讲话的人占多数。轮到我在大会讲话，我讲了对包产到户要允许地方试验。
  1月31日下午，会议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情况。参加的有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胡耀邦、余秋里、王任重、姚依林等。华国锋等人讲话后，邓小平最后讲了话，他说：对于“包产到户”这样的大问题，事先没有通气，思想毫无准备，不好回答。他讲了一个大决策：就是本世纪末实现温饱，下世纪初实现小康，分两步走，要确定目标。
  会前，王任重将他和我的讲话稿一起送李先念。李认为王的讲话很好，内容、文字均好。但指出王、杜两人讲话的精神应统一，不能两个调子，一致起来才好。结果，文件不用国务院名义，以国家农委名义下发。于是把问题淡化了。好在会议纪要中仍保留了：对自发包产到户的，不要硬性扭转，更不可搞批判斗争。
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王任重、李先念的认识都出现了变化。
  长期规划会议：小平讲话了
  1980年2月，中央召开十一届五中全会，选举胡耀邦为中共中央总书记。万里副总理接替王任重主管全国农村工作。
  1980年4月，中央召开编制长期规划会议，这时姚依林副总理兼任国家计委主任，主持会议。
  在讨论粮食问题时，姚要我先讲。我说，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交通又不便利，靠农民长途背运，路上就吃了一多半，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建议在贫困地区搞包产到户，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我提出后，姚依林立即表示赞成。
  这次征求意见的会（4月2日）后，姚依林到邓小平那里去汇报，胡耀邦、万里等在座。
  姚依林说，工业、农业都要甩掉一些包袱。农委同志建议如甘肃、内蒙古、贵州、云南等省区，中央调给他们粮食很多，是国家很大的负担。可不可以考虑，对这些地区，在政策上放得宽一些。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索性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让他们自己多想办法，减少国家的负担。
  邓小平说，我赞成依林同志刚才讲的意见。在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像西北、贵州、云南等省区，有的地方可以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
  在编制长期规划的会议上，姚依林就把这个消息传达给了与会者。当时不让登报，也不上文件，知道的人不多。但对打开甘肃、云南、贵州等地的局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80年5月，邓小平在另一次谈话中，赞扬了安徽肥西县的包产到户和凤阳的大包干。
  邓小平的这两次讲话，标志着包产到户可能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突破口。
  就在同一个月，国家农委根据全国长期规划会议精神，正式向中央作了《关于包产到户问题的请示报告》，提出：允许在特殊困难地区实行包产到户。
  大约就在这一时期，在我参加一个会后，邓小平和我谈了几句话，他说：看来我们农村经济的形式可以多样化一点。像贫困区过去不是有个包产到户吗，可以试试嘛!将来要改还可以改，先吃饱饭要紧。
  我说：中央农业文件写上了“不要”包产到户，人们受到一点约束，应当解放。
  邓小平说：贫困地区以外其他地区，看看再说，情况终归是要有变化的。我此时又提出可否恢复农民协会，作为农民代言人。邓说，看三年，那时认为有必要，就可以办。
  全国范围内组织再调查
  根据邓小平关于农村政策的讲话精神，决定组织一次规模较大的调查研究。全部调查主要搞清了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重新发现家庭经营。在不误农时，呵护有生命的动植物方面，家庭经营具有不可取代的优越性。在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它同样可用现代农艺耕作，提高生产力。家庭经济和社会主义可以相容，党的政策是兼顾效率与公平，防止两极分化的自发趋势。经过工业化、城市化，农民大批转业，家庭小规模经营可相对扩大规模，并在家庭条件下学会独立经营，发展交往，懂得投资于教育，培养人才，促进技术进步，取得经济、文化方面的全面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新的联合，为更高的发展奠定基础。肯定家庭经济，既照顾了农民的要求，农民也相应地接受了土地的公有制，这有利于防止非耕者对土地的垄断。包产到户，既继承而又跨越了过去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二，平均承包土地的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人多地少，工商就业机会缺乏，人们靠土地为生。特别是刚刚从集体经济体制走出来，口粮是人人关心的头等大事。1978年，全国仅产6000亿斤粮食，人均口粮只有318斤。此外，土地还是农业社会中的保险品，生老病死、婚丧嫁娶、养老自救，都靠土地。农村改革不能不关注分配上的起点“公平”，团结绝大多数，稳定绝大多数。土地的规模经营要不要搞呢？当然要搞，但是它必须和工业化的进程相适应，非农产业就业的人增多了，农民减少了，才能谈到扩大家庭经营规模。在中国，即便有了这种新条件，也不一定形成过大规模，并因此而改变家庭经营。人多地少的格局是注定的。
  第三，为什么先进地区也要搞包干到户的问题。从调查资料来看，主要是由于农民要自主、要自由。江苏的农民说：不怕累，就怕捆。
  显而易见的是，包干到户解放了劳动力，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并形成了一个公私多种经营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发挥单一型所有制不具备的功能。几千个集体农场，也进行了改革，大多是一场多制，发展二三产业，制度上也有创新。
  1982年,第一个“一号文件”诞生了
1981年10月的一天，当时正准备起草中央第一个“一号文件”。我在会上讲了以下几点：第一，集体经济已难以维持，它最大的弊端就是把人捆死了。第二，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不是共同贫困。因为担心出现差别，结果搞了绝对平均主义。第三，包产到户实际是公有土地、家庭经营，这种制度有什么利弊？
  中国地少人多，家庭经营规模太小。生产队剩余劳动力超过1／3。家庭承包土地不论按户、按人、按劳计算，都是细小的规模，没有规模效益，影响科学进步、技术提高。家庭成了经济主体以后，可以避免瞎指挥，也可以阻止正确的指挥，会对政府的指令造成诸多不便，还会滋长一点资本主义因素。这是弊！
  但是人多地少的格局，并不会因实行集体化而改变。经济生活中存在的上述矛盾，导致公私两困。权衡利弊，选择土地公有、家庭承包，这种半公有、半私有的形式，既满足了农民对家庭经营的偏爱，使小私有者的积极性得以发挥，又保留了土地的公有制。
  1981年冬，中央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后不久，国务院领导到东北考察，写回一封信，建议：不要再强调不同地区不同形式了，让群众自愿选择，选上啥就算啥，领导不要硬堵了。我们就根据这个精神起草了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即《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正式肯定了土地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结束了包产到户30年的争论，从此成为中央的决策。尽管第一个“一号文件”内容很多，但最重要的是第一次以中央的名义肯定了包产到户，尊重群众的选择，并宣布长期不变。
  最后应该指出，包产到户之所以能在全国推开，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它解放了土地和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