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平：改革创新是我国银行业良性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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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平（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

  未来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应不断完善银行间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等金融市场制度建设。根据经济金融发展状况，适时更新或废除不合时宜的法律法规，持续推进国内金融市场制度建设与国际规则接轨。坚持不懈地清除制度沉疴，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金融市场营商环境，为银行业对外开放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
  2000年左右是中国银行业的一段“迷茫”时期。四大国有银行工、农、中、建的不良贷款总额仅次于经济停滞不前的日本，居亚洲第二位。巨额的不良贷款对我国金融运行构成了严重威胁。然而，仅仅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国有大行便完成了华丽转身，目前资本规模居于世界前列。
  中国银行业的三次重要变革
《金融时报》记者：请您梳理一下，建国以来中国银行业发展经历了哪些重大变革？
  连平：应该一共经历了三次重要变革：
  第一次变革是金融与财政的分离，构建了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金融体系。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里，中国仿照苏联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生产由国家计划决定，投资由财政拨款解决，是财政体系而非金融体系担当了分配资源的核心功能，形成了所谓“大财政、小银行”的体制，银行完全处于资源配置的从属地位，银行只是财政的“出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原有财政收入的格局被各种减税让利和分配关系调整的举措所打破。“拨改贷”和“企业流动资金银行统一管理”两项改革的实施，改变了国家经济建设和企业运营资金主要由财政拨款的模式，全面转向银行贷款为主的新的金融体制。农、中、建三大国家专业银行相继从计划经济下“大一统”的人民银行和财政体系中破茧而出。1983年9月，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1984年1月，单独成立中国工商银行，承担原来由人民银行办理的工商信贷和储蓄业务。一个“以人民银行为领导，以国家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银行业机构并存”的银行体系逐渐形成。
  第二次变革是开展商业化、市场化改革探索，初步建立了商业银行制度。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过两次经济“过热”，1993-1995年又出现了明显的通货膨胀。面对经济金融过热混乱的形势，国家治理整顿金融秩序，从1994年开始相继实施财税、金融、外汇外贸、计划、投资、流通体制和国有企业等领域的大力改革。国有银行作为国企改革的重要支持力量，与国企改革路径相对应，主要探索了企业化改革的路径和尝试政商分离。通过扩大经营权和承包经营，推进专业银行企业化经营。成立了三大政策性银行，初步分离了政策性金融业务和商业性金融业务。实行银行业与证券业、保险业、信托业、房地产业分业经营，银行与各种自办经济实体脱钩。国家着手重点解决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走出了化解国有银行风险的重要步骤。从实施情况看，这些措施在不同阶段促进了国有银行的经营发展，分别解决了国有银行面对的一些突出矛盾和现实问题。然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有银行所处发展阶段的迅速变化和面对的改革要求的不断深入，这些措施尚不足以解决国有银行存在的根本问题。
  第三次变革是国有大型银行的股份制改革，国有独资银行转型为国际公众持股公司。要引领国有银行朝着市场化、现代化的方向走得更远、更踏实，还需在体制机制方面进行改革。经过思想层面较长时间的讨论以及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成效的鼓舞，特别是在党的十五大将股份制明确为公有制的存在方式后，社会各界在思想认识上对于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必然性与必要性逐步达成一致。2002年初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做出了“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具备条件的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可改组为国家控股的商业银行”“条件成熟的可以上市”的重大决策，决定利用中国入世过渡期5年的时间，推动以产权为核心的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2003年后，交通银行率先在前“趟路”，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作为四大银行中首批试点银行掀开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的大幕。在深化股份制改革取得成功之后，2005年工商银行紧随其后启动股改和发行上市，2008年以农业银行股改上市收官。由此，中国五大国有银行全部成功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和公开上市，实现了由国有独资银行向国际公众持股公司的嬗变。
  改革重塑国家与国有银行的关系
《金融时报》记者：从所谓“技术性破产”到利润过万亿，中国银行业仅仅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这一转变为我们提供了哪些经验和启示？
  连平:2000年前后，国有银行所谓的“技术性破产”根源是国有银行经营目标的多重性和缺少有效的激励与约束，导致经营决策和行为方式扭曲，各种矛盾纠缠在一起，最终导致“高不良、低效益”财务困境的出现及经营能力、竞争能力的持续下降。从2003年国有银行股改出发，我国银行业已经在新的道路上前行了十余年，银行业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经营能力持续增强，盈利水平不断提升，资本保持充足状态，资产质量稳健运行，国际竞争力大幅改善。至2016年末，五家大型商业银行的利润总量已经超越同期花旗集团、汇丰控股、美国银行、摩根大通、三菱日联、法国农业信贷、富国银行7家行利润规模的总和。近十年来，中国银行业的资产质量始终保持良好状态和基本稳定。
  中国银行业取得的成就归根结蒂是来源于以国有银行为主体的体制机制改革。改革重塑了国家与国有银行的关系。通过建立公司治理结构与机制，切断了国家与国有银行直接的行政联系，真正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使国有银行得以聚力于经营的安全性和盈利性，真正实现了市场导向的自主经营和自担风险；改革甩掉了沉重的不良资产和财务亏损的历史包袱。在国有银行股改和财务重组的过程中，通过合理冲销、剥离、出售不良资产，实行国家注资，国有银行一举甩掉了沉积多年的不良资产和财务亏损包袱，释放出巨大的经营活力和创新能力。股改后大型银行连续十年保持经营利润20%以上的增长，保持不良资产额与不良率“双降”，并将不良率始终控制在2%以内的国际优良水平。改革建立了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和风险控制与责任机制。银行业建立起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和风险控制机制与责任机制，在主要治理标准和风险管理上实现了与国际接轨，使风险管理与责任认定切实落实到银行的每一层级、每一环节、每一个人。改革让中国银行业在应对危机时起到了稳定中国经济的“压舱石”作用。在国际金融危机最为深重的2008-2012年5年间，5家股改上市的大型银行仍然保持了年平均不良率1.5%的优良资产质量和23.7%的年平均利润增速，不仅自身抵御住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且以自身的稳定帮助中国经济平稳渡过危机。
  中国银行业改革带来了一系列重要经验和启示。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正确决策和推动是保障金融改革成功的基本前提和根本原因。金融改革必须与经济发展趋势相配套，始终遵循经济和金融发展规律，始终坚持改革创新，始终坚定金融业改革发展的市场化方向，才能推动我国金融业改革发展沿着正确方向顺利前行。创新是驱动金融改革的根本动力，也是破除发展瓶颈、顺利推进改革的手段，改革需要理念创新、制度创新和方法手段创新。金融改革必须抓好市场化机制构建这个核心，银行将精力集中于公司治理结构与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致力于风险管理制度的建立与内控机制的完善，使得改革后的中国银行业实现了优良的经营业绩。改革“操盘手”和实践者的担当务实是决定金融改革落地成效的关键要素。没有改革者们顶着压力和质疑的巨大付出与努力，就不会有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成功。一代代金融从业者为国有银行股改付出了大量心血与艰辛努力，在中国金融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构筑全面风险管理的长效机制
《金融时报》记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产生了重大的冲击，但我国银行业依然维持了较高速的发展。请您谈谈中国银行业监管制度建设取得了哪些成效？
  连平：国际金融危机发生11年来，国际银行业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银行业的实力得到显著提升。一是经营规模与盈利水平稳定增长。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和金融市场的蓬勃发展，银行业经营规模不断扩大。数据显示，近五年中国银行业总资产规模年均增长13.5%。到2018年底，银行业资产总额已达到261万亿元。2011～2018年，商业银行净利润年复合增长率约为7.1%。二是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显著增强。近年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相继进入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根据英国《银行家》“2018年度全球千家银行排名”，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这四大商业银行首次包揽前四名。三是公司治理与经营管理日趋完善。大型商业银行开启混合所有制改革，将新一轮银行业公司治理改革向纵深推进。中国银行业经营模式正在实现向注重平衡资产与资本、规模与效率、速度与质量、收益与风险的集约型发展模式的转变。风险管理能力不断提升，不良贷款率与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相比处于较低水平，拨备覆盖率也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
  中国银行业实力的提升，离不开监管改革所创造的良好环境。十年间中国银行业监管取得了显著成效。
  十年来，银行业监管当局致力于健全银行业法人治理，构筑全面风险管理的长效机制。监管机构相继发布了公司治理、稳健薪酬、内部控制等一系列定性监管指引。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从股东、董事会、监事会等多个层面着手，强化公司治理，规范股权管理，加强股东行为约束，不断提高董事会、监事会的履职能力。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建立科学的绩效考核、激励机制，既避免过于追求短期利益造成风险的积累后移，同时更加有利于增强管理人员和职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引导银行科学确定内控管理重点，充分发挥内部审计作为风险管理第三道防线的作用。这些监管指引旨在健全银行机构的风险管理体系，改善风险文化和理念，形成金融体系内部有效的自我约束机制，构筑全面风险管理的长效机制。
  监管当局借鉴国际监管经验和标准，持续完善资本和风险管理体系。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于2009年成为二十国集团成员，实施国际监管标准成为具有约束力的义务。在借鉴国际监管标准和结合中国实际的基础上，2012年发布了《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以夯实资本监管基石；2009年发布《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指引》，推动商业银行建立健全内部流动性风险管理体系；2002年发布《银行贷款损失准备计提指引》，贷款损失拨备制度实现了重大进步；2009年引入动态拨备制度，2018年又提出“一行一策”贷款损失准备监管要求，持续不断增强银行风险抵补能力。
  2013年以来，银行体系呈现出资金脱实向虚、资产质量下滑、金融乱象频发等突出问题，金融风险快速累积。监管当局审时度势，及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治理各类风险，取得了良好效果。将表外理财纳入MPA广义信贷规模考核，强化了同业负债的监管，开展了“三违反、三套利、四不当”专项治理和综合治理等一系列治理措施。近年来，银行业投向实体经济的贷款明显增多，表内业务表外化、贷款业务投资化、同业业务套利化、银行资金脱实向虚的现象得到了初步遏制。
  不断完善金融监管体系是监管当局近年来推进的一项重要工作。积极探索、不断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并持续将更多金融活动、金融市场、金融机构和金融基础设施纳入宏观审慎政策的覆盖范围；进一步强化协调配合，弥补监管短板。2018年，国务院设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强化了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推动银行与保险监管的跨行业整合，减少监管重叠，防止监管套利，提高监管效率；结构监管与功能监管得到了强化。针对机构不同性质，调整市场准入条件，优化银行业市场结构。夯实现场和非现场检查，提升对风险案件的处罚力度。针对同业、理财、表外等跨界业务，联合多部委集中进行整治。对互联网金融、金融创新、IT系统、消费者保护等重点领域建立了专门机构，推动监管向集约化和专业化发展。
  扩大对外开放应与监管水平和制度完善相适应
《融时报》记者：目前，中国银行业的规模已经足够大，但国际化能力还有待加强。对于银行业下一阶段的开放，您有哪些预判？
  连平：近期我国宣布，将按照扩大开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大幅度放宽金融业，包括银行业、证券基金业和保险业的市场准入。外国投资者投资比例限制将稳步放宽。作为新时代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总体格局中的重要构成部分，银行业下一阶段扩大对外开放有必要与金融监管水平提升和金融市场制度完善相适应，与相关金融领域开放相协调。
  银行业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要求金融监管水平与之相适应。开放的水平与金融监管能力的提升是相辅相成的。开放将促进金融监管能力和水平的提升，而后者的提升又将有助于金融开放在规范下发展，行稳致远。国际经验表明，金融监管严重滞后于金融业发展，可能会给金融体系带来灾难性后果。英国“金融大爆炸”后出现的金融业动荡和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金融监管发展水平明显滞后于金融业的发展都是主要原因之一。当前我国仍面临影子银行发展过快、金融机构杠杆率较高、部分金融交易不透明和多层嵌套等问题。随着中国银行业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金融机构的业务模式、交易结构更加复杂，在更深层面上呈现出跨国别、跨市场、跨领域的特点。金融风险防控难度也将相应加大，境外金融风险对我国的传染效应和溢出效应必将增加，跨国界金融风险的传染性可能放大。因此，银行业的对外开放，必须在监管水平同步提升和监管同步加强的条件下进行。金融监管部门应持续加强穿透式监管，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分析和预警。监管当局应加强与境外监管机构交流沟通和合作，学习和借鉴国际监管经验和监管标准，提升更大开放范围下的监管能力和水平，确保金融监管能力与银行业对外开放水平相适应。
  银行业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要求金融市场制度建设与之相适应。长期以来，我国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相对较低，主要原因之一是金融市场的规则制度与国际市场存在较大的差异，制约了投资者参与市场的便利性和积极性。未来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应不断完善银行间市场、外汇市场、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等金融市场制度建设。打破债券市场、融资租赁市场等的分割问题，建立统一的准入和交易规则。适时完善统一的行业法律，强化系统性的规范管理。加快步伐推进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工作，对符合金融控股公司标准的内外资金融机构统一依法监管，以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根据经济金融发展状况，适时更新或废除不合时宜的法律法规，持续推进国内金融市场制度建设与国际规则接轨。坚持不懈地清除制度沉疴，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金融市场营商环境，为银行业对外开放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
  银行业扩大对外开放需要与相关金融领域配套开放和合理安排顺序相协调。银行业扩大对外开放既是新时代我国金融对外开放总体格局的重要构成内容，也是金融业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更是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的客观需要。银行业是经营风险的特殊行业。银行业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不宜毕其功于一役，需要积极稳妥地做好相关配套和协调安排，平衡好开放、改革、发展和稳定之间的关系，平衡好效率与稳定之间的关系。鉴于银行业开放与资本流动、货币兑换等方面存在密切的关系，银行业扩大对外开放除了应与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协同推进之外，还应与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国际化及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等相关金融领域改革开放统筹考量、协调配合。单兵突进很可能会前行受阻或者会对其他方面改革开放带来不利影响。
  银行业的首要任务是持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金融时报》记者：当前严峻的国际形势对我国经济形成考验。这一背景下，银行业需要怎么做？
  连平：当前，国际形势复杂严峻，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从长期来看我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高质量发展的条件在不断改善。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外部环境下，商业银行要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导向，在深化改革、科技引领、适应开放、防范风险上下工夫，推动银行业高质量发展。
  当前银行业的首要任务是持续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积极发展普惠金融，大力支持小微企业、“三农”和精准脱贫等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着力强化民营企业、民营经济金融服务。促进“双创”支撑就业、消费升级等的金融支持，做好对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重大改革举措、重大工程建设的金融服务。
  银行业应全面深化内部体制机制改革和行业结构体系优化。健全和完善与其风险状况和系统重要性相适应的现代银行制度和公司治理体系。建立权责对等、运转协调、制衡有效的内部经营机制。构建市场化、精细化和专业化的业务经营模式。提高银行业从决策、管理到经营的效率，进而提升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灵敏度和有效性。规范发展小型商业银行，进一步针对性地提升银行服务中小微民营企业功能。
  银行业应大力提高金融科技应用水平。坚持科技引领战略，创新理念、模式、机制，利用金融科技为业务赋能，提高银行业资源配置效率，更灵活、便捷、高效地响应社会需求。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覆盖很多传统商业银行服务不好、服务不了与服务不到的客群，汲取行外客户资源，拓展新的利润增长点。
  银行业应以更积极的姿态迎接双向开放。积极取长补短，努力形成与外资银行竞争与合作的良性关系，主动积极加快自身的体制机制改革，加快产品创新，适应新的竞争模式。在继续保持人民币业务既定优势业务领域的同时，加强与外资金融机构的合作，力争更好地提升自身高质量发展，推动我国银行业国际竞争力的进一步提升。
  银行业必须持续加强金融风险防控。面对复杂的内外部形势，要着力增强风险防控的前瞻性、有效性和针对性。构建并持续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把防止多头授信等信用风险作为重中之重，也要加强信息泄露和网络安全等重点领域操作风险的防控力度，还要密切关注和及时处置互联网和金融科技领域的新型风险。坚持分类施策、突出重点、标本兼治的工作方法，实施与经营特点相匹配的风险管控模式，依托大数据和风险模型，积极应对复杂形势下各类原发性、传染性、交叉性风险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