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鹏：“饭圈”的拓扑结构及其参与社会治理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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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鹏（中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01、饭圈是共同体的形态延伸
  人类社会自形成以来，出现了多种共同体类型，人们在共同体中进行社会互动。血缘、业缘、趣缘、地缘是传统的连接形态，而“饭圈缘”或“饭圈”则是由喜欢特定偶像的粉丝群体自发结成，是一种新的圈层文化机制。二者的显著区别是，血缘、业缘、趣缘、社区等共同体多以自我为中心，而饭圈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偶像为中心。
  在互联网与大数据时代，人类社会生活逐渐从实际共同体向虚拟共同体场域扩展与延伸。追星活动也从实际生活、现场参与扩展到基于互联网技术与虚拟共同体的追星行为。互联网空间成为依托新技术将个体联系起来的人类互动新场域，饭圈成为一种新的共同体形态。
  其一，饭圈是由粉丝组成的共同体。在互联网空间的虚拟共同体中，饭圈由喜欢同一偶像的粉丝群体组成，内部划分为不同的工作部门，分工承担不同的角色并且密切协作，追星是其共同目标。
  其二，饭圈是情感的共同体。对偶像或“爱豆”的喜爱是粉丝们凝聚“战斗力”的核心机制。粉丝们基于对偶像的共同情感而结成群体圈层，具有紧密的共同情感联系。粉丝们有的被圈粉，有的在转粉，有的在反黑，有的在安利。围绕着偶像形象的营造、提升、被黑、反黑与维护等行为，粉丝组织开展各种社会互动。借助粉丝与饭圈的推动，偶像也可以出圈，圈到更多粉丝。
  其三，饭圈是利益的共同体。互联网时代，关注度、流量、曝光度是偶像市场价值的体现。饭圈规模、组织化程度与战斗力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偶像的市场价值与发展前途。饭圈的主要组织目的是维护和提升偶像形象，核心是提高偶像的曝光度、关注度与网络流量。偶像是饭圈追捧的中心，反过来饭圈也会影响偶像的市场价值。饭圈是营造和提高偶像市场价值的重要手段，因而明星经纪人通常与饭圈保持着紧密的合作，表现为一种双向互利关系。
  其四，饭圈是动态的实践共同体。饭圈文化是网络粉丝共同体内部、外部互动所表现出来的群体现象，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活动、发起事件是饭圈的常态化实践。上述功能的实现，需要饭圈的持续运行与长期互动。通常而言，良好的组织化结构、优秀的领导者，能有效提高饭圈的战斗力，更好地守护偶像，实现粉丝的追星目的。
  02、饭圈是具有多重机制的青年自组织现象
  关于饭圈共同体的生成机制和互动形态，笔者认为，可以从自组织理论对其进行解读。自组织理论认为，在没有外部指令的条件下，系统内部各子系统之间能自行按照某种规则形成一定结构或功能的自组织现象。作为不依靠外部指令形成的青年网民的自组织追星行为，饭圈自发形成了严密的结构与分工，自成体系、自动运行。饭圈的内部分工，包括打投部门、应援部门、控屏部门、反黑部门、宣传部门、公益部门、财务部门等专业化功能模块。
  作为一种青年自组织现象，饭圈文化依托自组织机制，持续地吸引大量青年人参与并发展其成为粉丝。
  其一是崇拜强者的心理机制。崇拜强者、羡慕强者是人类的天性，追星行为亦是自古有之。传统的追星活动要求物理上在场、视觉上感知，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追星的规模与社会穿透力效应。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使普通人的追星行为日趋成本低廉、形式便捷，实现了灵活参与。“键盘追星”“手机追星”等形式变得更为普遍，明星与偶像的关注与讨论每天都在网络空间发生。在互联网世界，千万级别甚至上亿的网络流量很容易在较短时间内达到。偶像可以拥有很多粉丝，个体也可以同时是很多偶像的粉丝。
  其二是追求“巅峰体验”与“生命绽放”机制。饭圈的行为主体多是青年人，时间充裕是参与追星行为的必要条件。因此，饭圈以学生为参与主体。他们处在青春期，时间相对充裕，多未踏上社会工作岗位，对未来充满憧憬、期待与激情，尤其渴望生命的绽放。然而，现实生活中很难触及“高光时刻”与高峰体验。因此在他们看来，参与饭圈运动就好比参与了一场激烈生动、轰轰烈烈的战斗历程，能够带来生命的高峰体验与情感回馈。
  其三是技术赋能与反噬机制。互联网技术给传统追星模式带来了新的变革。通过技术赋能机制，这一变革从根本上改变了偶像与崇拜者的关系。一种新的平等关系正在形成，偶像与崇拜者之间倾向于“双向定义”：
  偶像不仅仅是高高在上地享受崇拜与喜爱，粉丝也不再是单方向付出。在流量为王、流量造星的移动互联网时代，粉丝圈层具有一定的“生杀予夺”权力，实现对偶像的塑造；偶像们则在很大程度上被饭圈定义和影响。在特定情况下，会出现二者地位反转的情况。饭圈（粉丝群体圈层）成为享受的主体，偶像反而成为“提线木偶”，演化为粉丝进行情感投射、身份归附、欲望想象的对象与载体。
  一方面，粉丝在努力讨好偶像，同时粉丝也成为“被讨好对象”，偶像需要满足粉丝的相关需求。偶像正在被庞大的互联网粉丝群体所左右甚至“反噬”，承担着调整语言行为、迎合粉丝胃口、维持互联网公众形象、防止“人设”崩塌的常态性压力。
  03、饭圈受制于规模边界与“生命周期”规律
  饭圈现象出现伊始，很多人担心其会在互联网世界引发负面网络舆情，甚至像“阿拉伯之春”一样导致社会秩序混乱和总体性社会政治危机。然而就目前来看，这些担忧是多余的。事实上，一味地进行压制、批判、抨击，反而可能引发舆情的进一步发酵和反弹，不利于互联网社会治理。历次饭圈引发或发起的网络事件都具有明确的“生命周期”规律，正如所有网络舆情事件都存在“生命周期”。
  饭圈文化及其组织形态在互联网世界存在着三方面规模边界的限制。
  其一是饭圈参与群体规模的边界性限制。饭圈参与者多为有时间、有热情的狂热型个体。此特征为青年人、学生群体所特有，具有边界性，不存在卷入更大规模社会参与者的可能性。随着时间成本与机会成本开始攀升，参与主体对饭圈文化与饭圈活动的向心力开始衰减，将逐渐变得理性、冷静、客观，出现自动退出饭圈群体的行为倾向，这是一个自然的个体心理成长过程。
  其二是生命体验功能乏力的边界性限制。饭圈文化的参与主体与中间力量都是年龄相仿的青年人，中老年人被卷入的可能性较低。随着饭圈参与者年龄和人生阅历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个体会逐渐认识到参与饭圈、崇拜他者并不能带来所谓“生命的绽放”。即使有，也是暂时的、虚幻的、镜像的、映射的。实现人生目标需要自己脚踏实地的工作。惟其如此才是自己能够掌握的、真正的生命历程。
  其三是边际效应递减的规律限制。随着粉丝参与饭圈文化活动次数的逐渐增加，除职业粉丝与核心粉丝外，个体将越来越难以逃脱边际效应递减规律的作用力。参加饭圈运动带来的巅峰体验与主观感觉逐渐变得乏力，边际收益将逐渐衰减，趋近参与者成本，饭圈活动的吸引力逐渐降低，个体的注意力也逐步转向其他更富趣味性、边际效应更大的活动。
其四是注意力分配的限制性作用。在网络世界，网民的总体注意力资源是大致固定的。除了饭圈行为，网络空间还有很多替代性的网络舆情热点事件，会造成饭圈主体注意力的转移。因此，不存在一直热度居高不下的饭圈运动与网络事件，也不存在没有结束时刻的饭圈活动与舆情事件。包括饭圈事件在内的网络舆情事件存在着明确的“生命周期”规律，多是在历经特定生命周期之后归于寂寥。此外，技术也是导致饭圈活动落幕的衰减性因素。随着新技术的迭代，饭圈现象可能会逐渐消失或被替代。
  04、饭圈与流量创造了新的社会分层标准
  社会学认为，人类社会已有的分层标准是财富、声望、地位等。财富指掌握物质财富的多寡，据此社会被划分为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等阶层；声望指社会声誉和荣誉等，地位则主要指个体在群体中的权力占有情况和所处位置。在开放包容的互联网时代，饭圈与流量正在成为社会分层的新机制、新维度。
  这种新机制与传统机制既有可能是相关的，也存在互相独立的情况。一个在财富、声望、地位等方面处于社会底层的“屌丝”青年，可能在互联网虚拟世界某一维度（饭圈或流量）处于社会最高层，拥有很高的地位。
  新的社会分层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社会活力与多元性、包容性，赋予更多社会成员实现自我价值（实际价值或虚拟机制）的机会与手段。饭圈模式已经从追星模式逐渐扩展到学术研究、新经济（粉丝经济）等相关领域，发展成为互联网时代社会生活的新常态。
  互联网技术存在开放与封闭两种力量，开放与封闭过程的共同作用力，体现为以饭圈文化为代表的互联网圈层互动现象。这与传统社会不存在显著的本质区别，只是表现为一种新的作用形态。通过不断的圈粉与固粉，饭圈形成了稳定的粉丝群体结构与规模，基于此形塑了流量的来源渠道与数量规模。圈层固化流量，流量表征关注力、注意力、影响力和权力分配。在特定意义上，整个互联网社会已经进入圈层与流量时代。
  05、饭圈具有多重社会作用，应积极引导发挥其建设性作用
  在互联网虚拟社会，饭圈文化是人类社会行为的新场域与新形态，已经充分融入日常生活世界与众多经济社会领域。饭圈作为人类网络社会活动的新形式，是青年人的自组织行为，具有广义上的社会普遍性。
  饭圈文化的负面作用主要表现在泛娱乐化倾向（饭圈内奇特的语言方式、行为惯习和文化特质等）、病态追星行为（黑粉、脑残粉、私生饭）、扰乱文化影视产业（流量至上的风气）、网络暴力与语言暴力（饭圈言语暴力、人肉等行为）等问题。此类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给网络舆情治理带来一定冲击。实际上，饭圈仅能反映粉丝群体某一方面的状态，目前并无系统调查表明90后、00后等网生代群体存在显著、严重的思想道德问题。饭圈现象与饭圈文化本身并不存在原罪，也不是洪水猛兽。
一方面，当前饭圈的污名化机制、刻板印象下的媒体报道危机、群体性迷失下的饭圈传播乱象等问题日渐凸显，引发了学界业界的持续关注；
另一方面，饭圈文化的建设性作用开始显现。作为一种创新的组织形态，饭圈能够有效促进个体发展，偶像的奋斗历史可以激发粉丝尤其是“事业粉”群体的进步动力。
  此外，饭圈组织也为当前社会组织机构的管理与发展提供了借鉴。饭圈结构清晰、层级明确、部门齐全，是互联网时代扁平化、战斗型、高效化的组织，既可以支撑追星行为，也可以投身公益等其他社会事业。“饭圈女孩”以偶像名义或者以偶像后援团、粉丝群体的名义做公益，核心目标是为偶像塑造特定人设。尽管其主观初衷是为偶像提升公众形象，但客观上饭圈的自组织过程、组织化手段与新技术应用也同时为大数据时代解决应急管理、直播带货、精准扶贫等社会具体问题提供了社会治理模式的借鉴。
  06、“饭圈”的拓扑结构及其参与社会治理的思考
  从连通性视角出发，整个世界都可以被视为由点与线构成的拓扑结构系统。人工智能、互联网、5G等新技术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新连接、新结构的产生和更迭。饭圈实际上是构建多主体之间常态性联系即拓扑结构的外在表现形态，经过圈粉、固粉等操作之后，会出现稳定的圈层化结构。
  基于巨大的连通性，饭圈可以在更大范围、更广维度内调动各类粉丝与网民资源，包括财富（粉丝购买）、能力（文艺美工）、公共关系（反黑控屏）等，发挥拓扑结构的系统性优势。百万、千万量级的粉丝群体产生的效力是传统动员模式所无法比拟的，这一影响已生动体现在互联网直播带货之中。
  近年来，直播带货与精准扶贫呈现紧密结合趋势，共同致力于脱贫攻坚。依托粉丝存量和流量支撑，发挥出巨大的系统效能。部分明星偶像、政府官员、社会名人纷纷加入网络主播队伍，为贫困偏远地区的农副特产开展网络直播带货销售活动。以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为目标，“粉丝经济”充分调动偶像的号召力、粉丝购买力、平台化效力，借助对偶像关注转移的“爱屋及乌”的情感，带动粉丝群体关注并购买产品，最终建立了粉丝流量与产品购买之间的正向信任关系。鉴于饭圈体量巨大，购买力得到了充分的流量保障。
  由此可见，饭圈模式不但没有原罪，反而是一种破解问题的新技术、新模式、新思路。将这种形态、模式、力量善加引导，将更高效地助力爱心公益、精准扶贫、知识传播等社会活动。
  第一，要坚持法律原则，进行适度引导，激发正向功能。对法律法规允许范围之内的饭圈行为不予干预和处罚，赋予饭圈行为自由施展的空间。同时，对违法违规问题予以坚决纠正和严肃处罚。
  第二，要严格管理明星偶像艺人言行。偶像或“爱豆”处在饭圈的核心位置，其言行在饭圈具有极大影响力，决定着饭圈的导向与方向。文明正派者往往会对粉丝产生良好的引导、教育与促进作用。因此在一定意义上，饭圈模式的引导作用比常规说教模式效果更佳，更具示范性。应进一步健全相关规章制度，规范明星与偶像的言行举止，发挥饭圈在道德教化、知识普及、规范学习、示范引导等方面的正向功能。
  第三，积极拓展饭圈文化实践领域。饭圈是互联网时代汇聚微观个体力量办大事的重要组织形态，应努力将饭圈与解决社会问题有机结合，使饭圈模式成为社会建设的新力量。在公益活动方面，积极总结饭圈在参与物资募捐、群体协作、凝聚共识等方面的优势，引导饭圈实践形态向抗击疫情、服务社区、关爱老人、保护环境、教育普法、知识传播等方面进行常态化拓展。
  总的来看，饭圈的组织形式、运作模式与动员效力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要把握好“方向盘”，发挥饭圈在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方面的积极作用，充分挖掘其经济价值，提升其社会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