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烨:正确处理各群体之间的关系是村民自治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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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烨（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读书报告
  一、作者简介
  张鸣，浙江上虞人，1957年生。长在北大荒，做过农工、兽医。中国人民大学中外政治思想专业博士研究生毕业。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张鸣教授进入学术较晚，先后发表论文数十篇，学术随笔数十篇。专著有《武夫治国梦》、《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农民意识的　变迁》、《梦醒与嬗变——戊戌 百年沉思》、《拳民与教民》、《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0》等8种。编著有《文革中的名人之思》、《百年春秋》等5种。
  二、《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的主要内容
  《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收入22篇文章，大致以时间为序，以专题形式，论述了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社会各阶层与各时期国家权力的互动、乡村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而以后者更为精彩。中国农村政治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为什么非走这一步?《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正是通过回顾1903—1953年之间的农村社会历史，试图彻底厘清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和文化结构变迁的内在线索和发展方向。理清这个脉络，对认识百年中国，尤其是大规模推进现代化的近代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份“村图”的故事是全书的总论，并且村图图文并茂，图上绘出“村”的地理位置、离城的远近、周围的村庄与集市，还有村上房舍与田地、水井与庙宇，但也许更重要的是与图相配的文字，因为它们向我们展示了那个时代生活在“村”里的人，以及把人编织在那个地理空间的社会制度网络。关于村中“人”的列项，大体上是这么几类:在籍官员、贡举生员、耆老、节孝、穷民、残废。在籍官员和贡举生员是乡绅,在农村属于社会上层，而穷民和残废属于乡村中的弃民，居于社会最底层，居于中间的耆老和节孝,一则老而有德，一则守节孝敬，都与道德有关,本身并不是一种社会阶层。至于一般的农民，从没有功名的地主到自食其力的农夫，一概榜上无名。
  “虚拟”的乡村政权强调了权力的分配，朝廷对乡村的无为而治的默许是有限的一样，乡绅对乡民的保护作用也是有限的。朝廷一般不会允许乡绅的势力无节制地膨胀，尤其不乐意看到具有强宗豪族背景的乡绅势力与威望过分提高。一日朝廷感觉到了某种危险，也会毫不犹豫地放手让地方官抑制“豪强”。总之，传统社会的乡政是一种特别强调平衡的政治，朝廷的利益，甚至地方官的私利必须要得到维护，乡绅的地位以及乡民的利益也得考虑，不断地调解，不断地妥协，最终使大家的面子都能保住。一般来讲，在朝政日益恶化的情况下，让步多的一方总是乡绅，待到让步过了界，而且持续时间又很长的时候，往往意味着官方与乡绅的统治一齐崩溃。
  传统乡村社会的民间组织及其政治功能强调了乡村民间组织的政治功能，传统乡村社会一般情况下呈现的是一种自治的状态,绝大多数的乡村事务国家政权并不过问，即使极少数官方有所干预的事务，也要由乡绅出面由乡村自行办理，国家政权不过给个名义或者某些财补助(比如兴办大一点的水利设施和国家要求的团练组织)。可以说在传统时代，国家政权所要面对的是乡村社会，而不是一个个农户，甚至也不是实际握有乡村权力的乡绅。社会这个词，我们现在的用法是从日本传来的近代西式概念，所谓society的对应翻译，然而在古代中国的乡村，“社会”原来就是一种祭祀土地神的祭祀和娱乐组织。后来虽然“社会”本身衰落了，但像这样的民间组织，在传统的农村却日益发展起来，既有合法与正常的民间会社，也有非法的民间帮会和教门，还有半合法的拳会等组织。当然，这些民间组织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对政治是不发言的，即那些非法和半合法的民间组织，一般也很少参与政治活动，但在某些特定的场合、特殊的背景下，无论非法或半合法的团体，还是合法的民间组织，都有可能被卷进政治斗争的旋涡比如在王朝的末世，非法的民间组织很容易变成造反的机器和某些人用以改朝换代的工具，而半合法与合法的民间组织在乡绅的支持下也可能参与另一种类型的政治性的争斗，成为维护皇权统治的打手。虽然,这些民间组织参与政治活动属于某种特例，但在日常生活中，这些组织的核心机构和核心人物在乡村说话都是有分量的,因为他们的组织和活动才能，以及某种领袖人物的品格，不仅能赢得村民的尊重，而且其背后的组织资源也会使乡绅让他们三分。这些民间组织彻底退出乡村权力舞台，则是中国共产党掌权以后的事情，非法的组织被取缔和镇压，合法和半合法的组织的功能被带有政权性质的各种民众团体所取代，不可缺少的民间娱乐则由带有宣传意味的会演和类似的活动替代了，祭神活动则在破除迷信中自然消亡，在农民心目中神的位置也逐渐被其他的东西取代了。民间社会的消亡，意味着民间自组织能力的消退，当然也意味着国家政权将把每一个农民都吸纳到体制之内。
  乡村的大小渠道教育与意识形态框架强调了乡村文化传播的渠道，学校教育是乡村文化传播的大渠道，是传播代表正统意识形态的大传统的主要场地。自从春秋战国官学下移民间以来，乡间逐渐形成了官学、私学并存的局面。在传统时代，教育的内容主要集中在识字和道德教化这两个方面。这些经得起时代考验的蒙学教材，基本上是两个路数，一是用通俗的韵文讲为人处世的道理，这些道理无疑是以孝悌为中心。比如像“二十四孝”的故事就不断地出现在各种蒙学读物中，再加上大量如何礼让，如何恭谦之类的说教，将孝悌的题目做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二是借历史讲忠义。很多蒙学读物实际上就是简单通俗的历史书,不过这种历史书是有意识用忠义故事将之串起来的，好像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忠臣义士的表演史。这些通俗的蒙学历史读物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几乎是正史的简略本，带有浓厚的正统史观，借此将华夷、正僭观念灌输进去。真正由国家主张并制度化的意识形态灌输严格来讲并不是私学教育，明清统治者接过前代由名臣倡导的乡约宣讲的尝试，并将之制度化，特地发布了以“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为主旨的圣谕广训，由贡举出身的乡绅主持，定期于通衢人广处宣讲。真正能对国家正统意识形态培养起到作用的另一种形式是宗教的祭祀活动。仅仅靠大渠道的培养与灌输.传统国家要在农村社会构建意识形态的体系还是有相当的难度。在传统中国，忠孝节义这样的伦理观念能够达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程度，绝不仅仅靠自上而下的灌输，而是靠民间戏曲和小说通过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以自觉不自觉的寓教于乐的方式渗透下去。
  绅权浮出水面强调乡绅权力对政治权力的变化，乡绅权力公开化以后，乡村政治环境也开始发生变化，首先可以看出的一个迹象是农村乡绅与普通农民尤其是佃户之间的道德氛围出现弱化。原来基本上通过乡里约定俗成的规则和惯例，就可以不撕破脸皮而得到解决的租佃问题，现在居然相当普遍地需要依靠政府和半政府的强制了，从前好心的乡绅宽限和减免田租的现象愈发像白乌鸦一样稀少了,过去那种儒家道义与逼索地租间的内心冲突消减了，即使真的想要行善，也可能碍于代理人而无法实现。从另一个方面讲，由于捐班数量的急剧增加，乡绅文化素质的下降，以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阶级关系的紧张，乡绅对于道德调控社会矛盾的依赖有所减弱，而对武力的依赖变强。
  新政阴影下的村政强调新政对权力的主要变化，新政引发的兴学热直接的后果有两个,一是迅速地摧垮了旧式的私塾教育。科举之废,旧式教育的最大和最直接的动力丧失了,生源势必出现困难，而大批童生和秀才被学堂吸走，又使得旧式教育失掉了师资。从此以后，中国的旧式教育虽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但一直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对于中国绝大多数农村而言，这个结果意味着会旧教育被摧毁了，而新的又未能替代,形成了一种断代式的文化沙漠。二是形成了人才离开乡村的巨大拉力。中国的近代都市化进程虽然早已开始，但一直进展不快，到新政时期，并没有形成足以吸走农村人才的巨大引力，更容纳不了相应的人口。但废科举兴学堂的行政举措，以一种非常规的形式，人为地刺激了这进程，童生拥入小学,生员以上的则进入中学甚至高等学堂，有钱的则出国留学。虽然有进士功名的人再受新教育的比较少.但他们有的被学堂吸纳变成了讲授国学的师资，实质上也加入了这一热潮。当然，并不是说经过新政，农村的读书人就都被拉走了，实际上进学堂因为种种原因半途而废的也不在少数，但科举废，农村中的优秀人才从此再也不可能安心于乡士了，因为不经过新式教育，他们再也不可能出人头地，所以不仅现有的出色者流失出去，而且后来的佼佼者势必将步他们的后尘。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在地方自治的旗帜下，地方精英的权力极大地膨胀了;而另一方面、乡村读书人中的优秀人才又在废科举兴学堂的热潮中被拉走，这样一来，势必造成留在乡村的精英出现劣化的迹象，道德感日减，素质日差，他们中的狡黠之徒往往特别乐于参与自治机构，新政赋予他们的权力变成了为自己牟利的渊薮。
  军刀下的政权下移和农村衰败强调在军阀割据年代的时候农村政治权力的下移，在种恶化的秩序中，又存在者普遍的贫困化，各种社杜会矛盾势必趋向激化，人与人之间关系可以调节的空间也非常小，农村的权力关系也相应变得更直接和相对简化了。由于传统的文化权力的消退，精英对农村的控制开始撕掉那层道德的面纱，原来乡绅们所不屑的乡村政权的职位，也开始由他们直接出马争夺了,一方面因为正式的政府机构下移，县以下的职务有了正式的名义和权力，权威性资源有了更直接的诱惑力;另一方面则由于乡村权力关系变得赤裸裸了，从前的间接控制已经有些困难。从农民的角度说,由于普遍的赤贫，人们对于权力压迫的忍受力下降得很多，人们开始对生活比他们好的人产生了普遍的敌视，整个农村社会，只要稍有一点火星就可能燃成熊熊大火。
  农村现代火器意义上的武化与政治统治的“原始化”主要强调在战争时期政治统治的变化，所以，一方面是政权的赤裸裸下移和强化,一方面又是政权的弱化和政府权力的分散。另外，由于社会权力对于武力的过度依赖，而武力的强弱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武器的优劣和多寡(不像冷兵器时代强调武技和膂力),使得人们对枪的追求几乎达到疯狂的地步，“枪”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价值观意义，对于大大小小的军阀来说，有枪无枪，枪多枪少，与他们的生存价值有直接的关系。而乡村的武化精英们也是同样，枪多枪好，说话的声音就大,反之亦然，军阀们互相吞并，主要是为了枪，乡村土围子之间相互攻杀也是为了枪，甚至他们大肆搜刮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枪,有了枪才有了一切。民国期间，出现了许多土匪抢洋人的事件，当土匪抓住洋人时，首先不是抢掠财物，而是要老外交出枪械，因为在他们眼里，外国人都是有枪的，而枪恰恰是最有价值的东西，因为它等于是会生金蛋的母鸡。
  红抢会——农村传统权力组织的武力反弹强调新出现的组织：红枪会的作用，红枪会的战斗力来自三个方面：其一，红枪会组织是一种农民自卫的团体，具有比加强的社会正当性。其二，红枪会具有比较灵活的组织形式。其三，红枪会的作战方式比较灵活机动，而且比较实用。
  一个军国主义实验的标本——山西的“村本政治”主要强调军国主义下的乡村政治，阎锡山的村政建设，制造了一个富有特色的下层结构，在其前期，这个结构对于国家主义意义上的建设，无疑是很有效用的。对于一个极端落后的农业地区，要想迅速地走向军事意味的现代化，将对农村的控制强化到极致，由国家政权直接出面将每个农户的财力资源集中起来，无疑是一条捷径。
  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乡村自治”主要强调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乡村政治，国民党的“乡村自治”首先的内容是行政意义上的乡村政治清理，其中包括整理和健全乡村行政系统，重新划分县以下的行政区，建立健全各级机构，清在户口，健全和完善地方武装。国民党政府还者手整顿了乡镇的地方武装，将各种名目的保卫团民团和联防队联庄会等统-改编为保安团(队)，由政府派人加以训练管理。国民党政府“乡村自治”或者乡村改造的第项内容，是土地整理、田赋整顿和租佃改良三位一体的乡村改良计划。
  三、心得体会——《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对乡村治理的启迪与思考
  《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主要是描写1903年—1953年乡村社会政治权力的变化与文化结构的变化，我着重读了本书所讲的乡村社会权力的变化，从乡村社会权力的变化，对于乡村政治权力治理有以下启示。
  （一）理顺乡村关系
  1903年到1953年乡村政治权力的变化如此之快是由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的，因为权力主体的变化，权力主体与其他主体的关系处理尤为重要。对于当代中国乡村治理，处理乡村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关系是中国农村最基本的关系，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是乡村权力体系中最为重要的关系，其状况如何，既关系到乡镇国家权力能否有效依法行使，也关系到农村村民自治能否真正依法实现。
  要充分认识到把乡镇政府对村委会的关系规定为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因为:第一，村民委员会的村民自治的性质决定了它与乡镇政府的关系只能是指导关系，而不是领导关系。对村庄内的具体事务，乡镇只能给予指导，而不能强行决定。第二，国家和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而不是无限的，其所管辖的事务也应当是有限的。对于村民自治权利的正当、合法行使，政府不应当也不必要通过行政权力进行干预，而只能从外部加以引导和保护。对于村民自治的事务，政府更不应该横加干涉，强迫命令。第三，村民委员会与乡镇政府虽然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它有协助乡镇政府开展工作的义务，有接受乡镇政府指导的责任。
  （二）建立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组织体系
  农村组织在农村政治权力变化中有着较大的影响力，而在当代，建立以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组织体系非常重要。
  随着乡村社会的日益多元化，传统的以正规权力为基础的一元的乡村权力己难以实现对乡村的有效治理。实际上，村民自治应该包括着两层含义:一是参与影响执掌村域公共权力的村委会活动，如村委会选举、村务决策、村务管理、村务监督;二是将村委会作为一个不同于县乡地方行政区域的自治平台，农民通过包括村委会在内的各种组织开展自治活动。但是过去我们对村民自治的理解仅限于前者，而忽视后者。今后，对于农民组织建设，重点还应放在完善村民自治组织建设上，并辅之以经济组织建设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建设，从而构成一个互补的自治组织网络平台，充分发挥基层社会的自治空间，进而完善乡村治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