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秀萍：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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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萍

  12月11日，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余东镇富民村红石榴家园里，傣族村民孔晓江（左二）和布依族村民鲁晓芬（左三）正为参会代表介绍情况。
  12月11日，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网格员施佳佳，通过海门区区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的视频连线，向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司长张天佐介绍了自己的日常工作职责和应急处置上报流程。作为当日在海门区召开的全国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推进会实地考察环节，这一场景形象展示了海门区突出科技支撑提升乡村智慧治理效能的情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乡村治理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回望“十三五”期间，乡村治理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统筹推进的工作机制初步建立，基层实践创新亮点纷呈，治理理念和治理能力全面提升，乡村治理硕果累累。
  01、试点示范蔚然有成
  2019年6月，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工作启动，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民政部、司法部联合确定115个县（市、区）为首批试点单位，重点围绕探索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体制、探索乡村治理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机制、探索完善乡村治理的组织体系等八方面开展试点示范，试点工作为期3年。一年多来，各地加强领导、统筹谋划、有序推进，乡村治理试点示范收效良好，试点成果蔚然有成。
  12月11日，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司长张天佐在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召开的全国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推进会上表示，乡村治理试点示范工作开展以来，各地围绕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按照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等6部门试点工作要求，主攻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因地制宜创新创造，在乡村治理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形成了一批可复制、能推广的好经验、好做法。
  乡村治理试点示范工作阶段性成效可观。收效良好主要体现在八个方面：党组织引领作用得到加强，组织体系和人才队伍不断健全，“三治”融合实现形式日益丰富，基层管理和服务能力明显提升，农民群众参与积极性不断增强，乡村监督机制不断完善，积分制、清单制、数字化等乡村治理手段不断创新，乡村治理与经济社会协调推进不断加强。
  中央组织部、民政部等相关司局同志参加了此次全国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推进会。当日，来自江西省、陕西省以及北京市平谷区、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湖北省秭归县、湖南省石门县、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区、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等地代表展开了现场交流互动。
  会前，12月2日，继2019年首批发布20个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后，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发布第二批34个乡村治理典型案例，其中24个来自试点示范单位的创新创造。这些案例，聚焦进一步强化党建引领、丰富议事协商形式、创新基层治理手段、强化县乡村三级联动、引导多元主体参与、完善乡村监督机制、解决群众关心的突出问题等方面，直观展示基层实践的智慧与创造。
  下一步，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将会同有关部门，针对乡村治理领域的难点问题开展治理，并将启动乡村治理试点示范中期评估工作。试点工作将进一步聚焦各地乡村治理难点和突出问题，从体制机制层面探索解决方案，为全国化解乡村治理难点问题创造经验。
  02、创新创造因地制宜
  来自贵州的布依族女性鲁晓芬和来自云南的傣族女性孔晓江告诉记者，她们都是因为婚嫁落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余东镇富民村的。少数民族集居是富民村的特色，全村共有12个民族，54名少数民族同胞。富民村从村情实际出发，积极打造红石榴家园民族团结阵地，成就海门区村级品牌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在海门区常乐镇中南村，“两委”班子同样坚持以党建引领提升乡村善治水平，推进党建网格与治理网格并网融合，实现治理与服务落实落户。富民村与中南村的治理实践，都是乡村治理“海门样板”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党建引领，自治、法治、德治、智治相融合，海门区走出自己的乡村治理效能转化之路。
  “四治”融合并非海门区独有选择。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聚焦提高智治能力，狠抓“县乡一体、条抓块统”改革，围绕明责减负、赋能提效、联动创新破题，系统推进改革试点各项任务落地。
  “有事找代表，不往镇村跑。”这是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区探索推行定向议事提升村民自治能力后看得见的实效。罗江区狠抓议事制度关键环节，探索定向议事代表会议制度，每5-15户按宗族、院落等自愿结成一个单元，推荐一名定向议事代表，定向联系服务对象，定向反馈议事结果，解决“谁代表我、我代表谁”的问题，优化多元参与、协商治理的村级事务决策程序和规则。
  探索乡村“微”治理，夯实乡村治理基础，在湖北省秭归县则体现为治理重心下沉，建设“幸福村落”，开展“村落夜话”。村民自治单元划小后，群众的心更近了，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得以形成。
  注重激活乡村治理的农牧民主体力量，同样也是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选择的创新创造路径，该旗积极健全村级决策机制，规范权力运行，确保程序合法，从源头上避免“一言堂”和权力滥用，有效化解矛盾纠纷。
  党建引领“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则是北京市平谷区探索出的基层治理体制创新之路。基层一线力量薄弱，“看得见却管不了”的突出问题得以破解，既权责清晰，又联动发力，部门和街乡之间响应顺畅，形成高效基层治理体系。
  湖南省石门县瞄准密切党群关系发力，建立党组织、自治组织联动包片区，党员、屋场员联户包屋场的“两联两包”机制，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把政治优势转化为实际效果。
  江西省在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工作中，多层次探索乡村治理路径模式，不仅推荐南昌县、鹰潭市余江区等5个县、区开展全国试点，而且在全省择优选拔19个县开展省级试点，唱响乡村治理试点示范“江西好声音”。
  异曲同工。陕西省同样夯实试点示范制度保障，丰富试点示范内涵形式，探索试点示范路径模式，推进自治、法治、德治深度融合，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陕西经验……
  03、乡村善治未来可期
  事实上，全国各地的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工作均取得长足进展。各试点示范建设单位因地制宜创新创造，有的突出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有的加强党建引领赋能发展，有的强调整合多元组织资源，有的注重拓宽群众参与路径，有的运用智慧手段提升治理效能，各具特色，各有千秋。这些试点示范生机盎然，昭示乡村善治未来可期。
  党组织引领作用得到加强。甘肃省环县创建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整顿机制，不设比例、应整尽整；河北省邢台市任泽区建立11项基层党建重点工作任务清单；四川省米易县制定村党组织书记“选育用管退”办法，回引培养450余名优秀农民工到村任职。
  组织体系和人才队伍不断健全。云南省沧源县探索乡村振兴理事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乡村治理协商委员会同向发力；浙江省桐乡市的百姓议事会、参事会、百事服务团、法律服务团、道德评判团“两会三团”协同推进治理转型；四川省崇州市加强党对各类组织的领导。
  “三治”融合实现形式日益丰富。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推行“一村一法律顾问”，协助村委会制定、修改和完善村规民约等；河北省河间市修订完善村规民约，结合“文明银行”，破除婚丧陋习；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等地还在“三治”融合基础上，增加政治、智治两项新内容。
  基层管理和服务能力明显提升。江西省南昌县推动县乡村三级干部下沉到网格；陕西省汉阴县高标准建设县镇村三级综治及“321”大数据中心；天津市北辰区聚焦清单管理，明确镇街职责清单，清理镇街、村居“一票否决”“责任状”。
  农民群众参与积极性不断增强。浙江省象山县推动村民说事方式创新，构建“说、议、办、评”制度体系；江苏省溧阳市组织百姓议事堂，云南省西畴县举办火塘会、茶话会、院坝会，山东省费县建立新乡贤参事会；贵州省盘州市探索村（居）协商制度试点工作。
  乡村监督机制不断完善。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推出基层公权力运行“三清单”制；安徽省天长市推行积分加清单制；湖南省涟源市创新小微权力清单等。有的地方还创新村务监督物廉网等群众监督方式。
  乡村治理手段不断创新。上海市宝山区“宝山社区通”、广东省广州市从化区“仁里集”等一批数字化平台陆续涌现。今年8月，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专门印发文件，鼓励各地在乡村治理中推广运用积分制，并推介8个典型案例，其中安徽省金寨县“6+X”、湖南省津市市“三个存折”、河南省济源市“道德积分储蓄站”等做法，都是试点示范单位的创新创造。
  乡村治理与经济社会协调推进不断加强。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建立“政府支持，企业运作，多元主体参与”的发展机制，实现产业集群和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山西省灵丘县积极实施村社一体化产权制度改革；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从农村资产、资源、资金“三资”切入点，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来源：农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