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文：中国农村疫情防控能力不弱，顶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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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德文（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近日，河北地区出现新冠疫情聚集性传播，引起人们对农村疫情防控的担心。一些观点认为，农村是疫情防控较为薄弱的环节，疫情一旦发现，传播时间可能已经比较长了。春节大流动即将到来，农村疫情防控形势不容乐观。
  笔者观察，作为一种警示，这种担心有合理性。但就此判定，相较于城市而言，农村疫情防控比较薄弱，却没有充分证据。
  新冠疫情防控基本上遵循传染病防治的“四早”原则，相较于城市，由于人们的防控意识没那么强，公共卫生机构也没那么丰富的经验，甚至政府部门的警惕性也没那么高，故而早发现、早报告和早隔离可能会有所迟滞。但农村的居住空间比较分散，人员流动性没那么大，病毒的传播速度要低一些。并且，一旦发现了病例，农村地区的疫情防控实际上有优势。
  这在去年年初的疫情防控工作中已经得到了验证。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它本身有社会保护机制。一旦熟人里面有“四类人员”，哪怕政府不采取高强度措施，人们也可以做到充分的社交隔离。并且，农村居住空间呈“大散居、小聚居”的特征，这天然有利于隔离措施的开展。因此，去年年初的疫情在农村并没有扩散开来。
  哪怕是在武汉地区，根据笔者的调查，市郊农村也要比主城区防控更有效。同样，在这一轮河北地区疫情中，小果庄村在第一时间被划为高风险地区，与周围村庄隔离。6日石家庄市藁城区全域调整为高风险地区，也能够迅速开展物理隔离。
  经过将近一年的联防联控实践，中国已经形成成熟高效的疫情防控机制。该机制主要包括几个方面：一是精准、迅速和详细的病毒溯源，第一时间阻断传播；二是充分运用大数据，外加全员检测，迅速采取措施。如今，可能还会加上疫苗接种。
  这些措施的采取，又是建立在强大的体制动员能力及广泛的社会动员基础之上的。地方党委政府一旦启动战时状态，几乎都是以最严标准要求党员干部。一些对疫情防控失责的干部，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会受到处分，这也是保障体制能力的一个环节。
  更重要的是，基层不是一盘散沙，而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社会。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基层干部下沉村庄，有效组织起农村社会。在一些贫困地区，当地党委政府将扶贫工作队就地转化为疫情防控工作队。而党的基层组织和群众性自治组织，以及广大党员，亦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实现了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
  笔者对农村的疫情防控有信心，是因为基层治理体系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日常准备，足以应对风险的到来。当前，很多地方已经发出了非必要不返乡、非必要不聚集的倡议，这是在为可能到来的风险做好准备。
  当前，我们仍然处于常态化防控的状态。一是要保持防控的姿态，保持警惕，一旦出现风险就可以迅速反应。尤其是对于基层治理体系而言，这种姿态是必要的。保持这样警惕的状态，可以降低日常状态与战时状态的切换成本。二是要尽量保持正常的生活秩序。精准防控的目的恰恰是要让社会常态化。对于那些低风险地区，人们的日常生活不能因为过度防控而受到干扰。甚至于，树立个人是防控的第一责任人理念，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低风险地区人们春节返乡过一个祥和年，也是应然。
  在全球疫情还未缓解，全国疫情还处于风险包围中的态势下，农村自然也存在疫情传播的可能。但只要我们坚决执行现有的防控策略，且在防控过程中查漏补缺，再加上新的有利因素出现，农村社会仍然是受疫情冲击比较小的地方。（来源：新乡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