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任伍：中国共产党的理念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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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任伍（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长、教授）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并登上政治舞台，开始了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第一阶段的追求和探索，即用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就是要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由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沿着党的《纲领》制定的目标，经过28年的英勇奋斗，前赴后继，用鲜血和生命，实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第一步：建立起了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也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
  新中国成立以后，作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的中国共产党，需要谋划采取什么样的治理模式，使中国这样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保持繁荣昌盛、长治久安。尽管空想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主义者一直在探索，并且通过巴黎公社、十月革命等进行了实践，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没有经过资本主义历史发展阶段的落后的农业国中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先例，也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因此，国家治理成为中国共产党建设新中国最为重大的实践课题。
  新中国成立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改革开放，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第二阶段，即运动式治理阶段
  新中国是在“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烂摊子上开始现代化之路的，再加上当时中国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和围堵，缺乏现代化所需要的各种资源，为了实现现代化，必须要自力更生。因此，在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除了苏联提供的有限援助以外，国家治理现代化只有通过各种运动，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依靠中央权威，先后开展了“扫盲运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两弹一星”等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的运动，凝聚人心，激发活力，一方面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迅速促进了经济文化科技的恢复和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八大召开，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第三阶段，即改革式治理阶段
  这一阶段的主题是“改革、发展、稳定”。改革首先是从最薄弱的环节，即农村开始的，采取的方式是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代替传统的“出工一条龙，干活一窝蜂”的集体组织形式，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种先试点、再推开、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从农村推广到城市，改革浪潮方兴未艾，一浪高过一浪。在经济领域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又不失时机地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司法体制改革、监察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等，极大激发了中国人民的内生动力，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迅速改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刻，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南巡讲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更加凸显。2001年，中国加入WTO，从规则上与世界接轨，全面融入世界。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同时，“四项基本原则”成为国家稳定发展的“定海神针”，国家治理进入一个新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入第四阶段，即综合式治理阶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命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政治引领、法治保障、德治教化、自治强基、智治支撑”的综合型“五治”模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探索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和实践结晶，也是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方式。
  “政治引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中体现中国道路的特色标志。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具有先导性、决定性、根本性作用，尤其是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外风险挑战尖锐激烈的时刻，“政治引领”关系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是凝聚人心、加快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磅礴伟力和根本保证。
  “法治保障”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中体现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法律是治国重器，良法是善治前提，法治是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有效方式和有力保障。只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才能推动新时代国家治理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
  “德治教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中体现传统文化精髓的重要标志。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经受住各种冲击而坚守根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平、求大同，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传统文化基因，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道德滋养。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铸就了博大精深、内涵深刻、意义深远的“中国精神”，这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魄。
  “自治强基”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中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标志。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民族区域自治、基层群众自治在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发挥着独特作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是凝聚各种力量、共画国家治理现代化同心圆的中国方案。
  “智治支撑”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新科技革命的重要体现。“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科技革命成果，引入新范式、创造新工具，构建融“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于一体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智治”新模式，是持续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途径。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百年的内在逻辑
  理论逻辑
  “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和灵魂，它不仅仅是国家治理方式和手段的一种变化，也是权力配置、行为方式和观念上的一种深刻革命。“治理”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经历了从“统治”到“管理”再到“治理”的演进进程。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詹姆斯·罗西瑙提出“治理”一词，并从治理主体、治理范围、治理向度、治理原则这四个维度进行了界定。
  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来形成的国家治理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探索出的一种创新成果，它有自身独特的概念和话语体系。尽管西方的“治理”与“善治”理论对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演进产生过一定影响，但与西方治理理论和实践比较，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理论有如下特点：
  一是治理主体的层次感更清晰。党在治理体系中居于领导地位，是顶层设计者；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的主体，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和功能；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群团组织，非政府组织（NGO）等社会组织在治理中扮演着协同的角色；公民在治理中扮演着参与的角色。
  二是治理范围更广泛。不仅仅局限于西方治理中的政治领域，而是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政党等多个领域，以及基层、地方、全国、区域乃至全球等多个层次。
  三是治理向度更垂直。与侧重强调水平延展的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的国家治理结构是“十字型”治理模式，强调通过顶层设计驱动协同，然后上下互动，纵横结合。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来的国家治理理论的发展，既不是传统国家管理的延续，不是西方治理理论的简单复制，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的照搬照抄，而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世情、国情和民情相结合的中国化创新性理念，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
  内容逻辑
  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理论也包含了现代治理理论的所有要素，最突出的表现为四大核心：一是基本政治制度，这是国家治理权力产生的方式，中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二是价值体系，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念，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这是中国共产党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行为规范，也是实现公平正义、公众参与、公开透明、程序正当的前提；三是治理体系，这是国家治理结构的功能定位与组织体系相互关联的内在逻辑，涉及运行机制、行政机构、监管型机构、服务型机构，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协调机制等；四是治理能力，这是国家拥有的智力资源、配置方式和有效使用的能力，包括人力资源、组织资源、财力资源、动员能力、执行能力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就是这一能力的重要体现。这四个要素之间既密切联系，又各自相对独立。基本的政治制度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价值体系是前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核心。所以国家治理现代化最重要的就是要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实践逻辑
  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来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追求与实践是一种先试点、再推广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性模式，大致经历了革命式、运动式、改革式、综合式的治理演进进程，是在党领导下的一整套国家治理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党的建设、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制度安排和体制机制、法律法规设计，它们之间紧密相连、相互协调。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国家制度治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这种实践逻辑，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产生的治理效能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奇迹”“中国创造”。
  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百年的支撑保障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根本方向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国家治理一定要有正确的方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苦苦追求，从无数的失败和教训中，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正确的根本方向，国家治理沿着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这一正确方向，才使得56个民族“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形成了一套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的一整套完备、稳定、管用的制度体系。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国家治理现代化伟大成就的取得，从来离不开伟力的托举。“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并汇聚起磅礴的中国力量，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消除绝对贫困，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实践证明，坚持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坚强领导，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党的组织架构和领导体制，保证了党的最高政治权威，能够把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力向着同一个方向聚合起来，形成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强大合力。“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在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更加需要以党的领导为保障，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始终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即必须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造性成果，是破解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奇迹”的法宝。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始终依据人民对利益和幸福的追求确定前进的方向和道路，从而赢得了人民的信任、拥护和支持，团结带领人民铸就了国家治理的辉煌。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把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判断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方面，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并以此确定国家治理大政方针和主要任务，才能交出让人民满意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答卷。
  坚持国家治理的历史文化根基
  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来的实践表明，国家治理体系不是也不能是一座制度“飞来峰”，而是在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中国这个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东方大国之所以能实现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华文化沃土的滋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够生机勃勃，就在于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通过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现代社会发展相协调，将“天下为公”“和而不同”“天人合一”“协和万邦”等跨越古今的国家治理理念和文化基因，根植到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培育了文化之根，从而更加确立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让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丰硕成果源远流长，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