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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书秦，男，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丁斐，男，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可持续发展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农业是万业之本，也是人与自然关系最为紧密的产业部门。自然界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土地、水源、养分等基本的生产资料，而农产品正是人类利用自然界物质变换规律劳动的产物。在此基础上，农业为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以及各种要素积累。可以说，农业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进步的产业根基。自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促进城镇工商业繁荣的同时，也为农业可持续发展埋下了隐患。在生产力维度上，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物质循环链条被阻断。化肥农药过度施用、规模化养殖的畜禽粪便得不到有效的回收利用，导致空气水体污染等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突出和生物多样性丧失，不少后发国家农业产业因缺少必要的资金与技术而在全球气候变化中首当其冲。在生产关系维度，以追求价值无限增值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加剧了对农业等低利润率行业部门剩余价值的剥削，进而导致了严重的城乡不平等问题。研究表明，城镇居民收入水平高于农村居民是全球普遍现象，并且在发展中国家内部差距更大。这决定了当代的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既包含了保护和发展农业生产力的范畴，也包含了以消除不平等、推进共同富裕为导向的生产关系范畴。20世纪8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问题引起了人类社会的普遍关注。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布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可持续发展被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2015年联合国提出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基于国际社会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讨论，农业可持续目标的范围包含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和生态良好三个维度。目前，学术界主要从生产力层面探讨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要义，包括促进农业生产集约化与清洁化、提高科技水平、提高农业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等。在生产关系范畴，一些学者认识到生产关系也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胡钰和王莉提出农业可持续发展应兼顾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根据自然条件、实施主体的约束确定不同的发展模式。但总体来看，大多数学者尚未把生产关系纳入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框架进行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作为孜孜以求的目标，在农业发展过程中注重妥善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根据不同历史背景下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及时调整政策取向。农业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嬗变不仅是党对农业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关系思考的反映，也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优良传统的集中体现，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当前，中国粮食安全紧平衡的状态仍将持续，稳产保供将是未来一段时间农业发展的主要议题。与此同时，农业生态文明建设成效还不稳固，面源污染治理仍处在遏增量、治存量的关口，适应气候变化难度与日俱增，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新挑战，农业领域实现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仍面临艰巨挑战。城乡居民在收入水平、公共服务、生活方式上还有一定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为此，有必要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百年历程和基本经验，从大历史观把握各阶段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矛盾及其应对举措，为进一步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提供精神力量。一、中国共产党领导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百年探索与总体成就 “三农”问题始终是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复兴伟大实践的一条重要线索。百年来，党领导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历史，是一部人与自然关系从矛盾对立到和谐的历史，是农业生产力的解放、保护与发展的历史，也是农民群众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历史时期，党领导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着不同的矛盾斗争形势，采取了不同举措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1.1921—1949年：发展生产为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长期面临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据著名经济史学家巫宝三先生测算，1933年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高达61%，人均年所得仅为12美元，而同期美国农业占比仅为7.9%，人均年所得高达313美元。彼时中国虽然脱离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但仍以原始的、由地主和工商资本主导的生产交换为主要特征。另据史料研究，民国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农村苛政“人祸”与自然“天灾”交织，基础设施因连年战乱而被严重破坏，农村连年遍地灾荒，生产凋敝，农民陷入绝望境地。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创新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路线，正确处理军事斗争和发展生产之间的关系。这是关系“红旗究竟能打多久”的根本问题，也决定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赋予贫苦农民土地权利是根据地时期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任务。井冈山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地认识到，发展农业生产力为革命提供物质支撑是主要任务。他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指出：“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决最重要的粮食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衣服、砂糖、纸张等项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给问题。森林的培养，畜产的增殖，也是农业的重要部分。”“关于农业生产的必要条件方面的困难问题，如劳动力问题，耕牛问题，肥料问题，种子问题，水利问题等，我们必须用力领导农民求得解决。”延安时期，面临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陕北地区长期存在农业生产凋敝的情况。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同志更加注重对农业生产条件的保护。1940年冬，边区政府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开拓了“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同甘共苦、团结奋斗、开拓创新、敢为人先”的南泥湾精神。“背枪荷锄”的大生产运动不仅极大地改善了陕北地区恶劣的农业生产条件，把南泥湾变成了“陕北江南”，也为保存和壮大革命力量提供了重要物质基础。毛泽东同志对此评价道：“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在调节生产关系方面，共产党人意识到，只有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才能最大程度地调动农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八七会议”前后，中共中央明确提出“客观上中国革命的发展已经到了以土地革命为中枢的时期”的重要论断，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颁布，实现了从苏维埃所有到农民所有的土地政策的转变；1947年《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明确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这不仅对解放区的土改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使得长期遭受地主阶级残酷压迫和剥削的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也客观上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毛泽东同志在谈到解放战争胜利时指出：“有了土地改革这个胜利，才有了打倒蒋介石的胜利。”在发动广大农民进行反帝反封建伟大斗争的同时，共产党人也注重对农业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也是发展农业生产力的重要任务，不能因为图一时产量的提高而对农业生产力造成破坏。毛泽东同志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报告时号召：“应当发起植树运动，号召农村中每人植树十株。”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同志又向学生们提出：“要帮助老百姓订一个植树计划，十年内把历史遗留给我们的秃山都植上树。”综上，在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大背景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帮助农民从“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获得生产资料，才能赢得农民阶级的衷心拥护；只有发展好农业生产，根据地经济才有源头活水。为此，共产党人带领农民阶级发动“土地革命”，把发展农业生产力作为根据地经济建设的重要内容，千方百计地为发展农业生产创造有利条件，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群众革命与生产的积极性，为革命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物质基础。2.1949—1978年：战天斗地盼温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面对着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国内形势和帝国主义的敌视封锁，实现从落后农业国向强大工业国的过渡成为现代化建设的头等大事。毛泽东同志曾意味深长地说道：“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党的八大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955年中国仅有拖拉机2839台，硫铵产量仅有30余万吨。同期，苏联拥有拖拉机37万台，矿物肥料年产量达到1090.6万吨；美国拥有拖拉机69万台，铵盐、磷酸盐等化肥产能产量位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农田水利设施残破不全、江河泛滥成灾的现象层出不穷，特别是1950年前后，淮河流域接连发生洪灾，不仅极大地阻碍了农业生产力发展，也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巨大隐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矛盾在于如何推动传统农业向以工业化、机械化为特征的现代农业转型，为加快实现落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跨越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撑。1953年起，中国确立并实施了以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为特征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简称“一五”计划）。1958年中国第一台自主生产的大功率履带式拖拉机“东方红”号在洛阳诞生，标志着中国拖拉机工业开始发展。1960年侯德榜博士根据中国国情，开发了以合成氨联产碳酸氢铵工艺为代表的小氮肥模式。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先后从美国、荷兰等国进口了13条具备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型合成氨、尿素生产线，迅速提高了中国氮肥工业技术水平，彻底结束了中国种植业依赖农家肥的历史。化学农药开始普及，为中国解决农业病虫草鼠害问题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水患治理方面，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兴修水利大会战”，建成一大批防洪灌溉基础设施。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发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明确了“蓄泄兼筹”的治淮方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政府首次就大江大河治理作出决议。1951年毛泽东同志发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号召，把大规模治淮推向高潮。此后数十年时间，丹江口水利枢纽等一批重大水利工程相继开工和投入使用，为改善中国当时的农业生产条件作出重要贡献。总体而言，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初步构建了工业生产体系，兴修水利，促进现代农机农资普及，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解放和发展了农业生产力。但与此同时，“大干快上”所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开始显现。1952年至1978年间，中国单位土地化肥施用量每增加1公斤仅增加粮食单产23.48公斤，远低于世界35公斤的平均水平。大量氮、磷元素进入水体，太湖、巢湖等大江大河重点水域的富营养化问题开始露出水面。部分农作物害虫的抗药性有所提高，农作物病虫害发生面积有所增长，化学农药防治效力有所下降。在生产关系方面，“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经营体制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到1978年，中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仍然仅有133.6元。这一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始关注生态环境问题。1971年周恩来总理在谈话中提到：“在经济建设中的废水、废气、废渣不解决，就会成为公害。”1972年刚刚重返联合国的中国派团参加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周恩来总理在听取代表团回国后的汇报之后作出指示：“对环境问题再也不能放任不管了，应该把它提到国家的议事日程上来。”1974年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正式挂牌，自此，中国的环境保护事业正式起步。3.1979—2012年：农村改革添活力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实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中国经济进入了长达30多年的高速增长阶段。在农业生产领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力得到空前解放。但与此同时，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环境问题与社会问题开始集中暴发。“九五”时期以来，农业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重，重大环境污染事件集中暴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拉开，逐渐演变为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所带来的不平等也加剧了社会矛盾。在这一背景下，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始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社会公平相适应的角度认真思考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在环境治理方面，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将环境保护上升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通过组织机构建设调整、出台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举措，初步建立了中国的环境保护制度体系，直接推动了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发展，也为农业实现绿色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农业应当走对生态环境有利的发展道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第一次把可持续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并首次关注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江泽民同志在参加九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河南代表团全体会议时指出：“要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增长，必须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大力改变生产条件，改善生态环境。这要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坚持不懈地抓下去。”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中国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向全防全控、综合治理阶段迈进。党的十七大要求把科学发展观作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通过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推动各地区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发展，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这一时期，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为开端，中国农村生产关系出现了重大调整和变革，重新赋予和保障农民土地权利，土地产权关系的稳定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反饥饿、反贫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1979年前后，安徽、四川等地由基层自发开展的“包产到户”模式得到时任地方领导支持，并于1980年得到邓小平同志认可。到1983年年底，多数地区完成了“包产到户”，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地承包经营权实现了物权化、长期化、法律化和制度化。1999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被正式写入宪法。农村改革对生产力的释放作用是空前的。到2012年，我国粮食、肉类、油料的产量分别达61222.62万吨、8471.10万吨和3285.62万吨，分别是1978年的2.0倍、9.9倍和6.3倍。人均粮食占有量从1978年的318.74公斤增长到2012年的452.10公斤，站稳了400公斤的粮食安全警戒线。综上，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关系的变革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到21世纪初，中国基本实现了消除饥饿的发展目标，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农村教育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加速了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进程。但与此同时，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矛盾日趋凸显，农业面源污染严重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根据《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数据，农业在氮磷流失、化学需氧量排放、畜禽粪污、地膜污染等方面的问题依然突出。同时，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从1978年的2.55提高到2012年的2.87，绝对收入差距从209元扩大到15738元，以分配问题为代表的城乡不平等问题愈发值得关注。4.2012年以来：绿色发展促和谐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新发展阶段推进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要议题。在这一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聚焦农业领域，可持续发展要以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为目标，实现“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确保粮食和重要农产品实现稳定安全供给，农民收入水平持续提升和收入结构持续优化，城乡差距逐步缩小，农业绿色发展持续推进。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明显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粮食生产稳中有增，截至2023年，中国粮食总产量已经连续9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粮食安全形势持续巩固。肉蛋奶果菜鱼等农产品供给充足，有效满足了居民对食物多样性的需求。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强化种源等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研发应用一批农机装备，持续推进设施农业建设，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解放。中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升。2022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0188元，较2012年增长了141%，年均增长率达9.2%，农村居民收入增速明显高于GDP增速。居民收入结构持续优化。与2012年相比，2022年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占比下降了7.48%，而工资性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水平分别提升了4.74%、0.56%和3.70%，工资性收入已经成为农村居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2020年中国首次全面消除了绝对贫困，标志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城乡发展不平等状况明显缓解。城乡居民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保障、人居环境等领域的差距逐渐缩小，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持续改善。医疗、养老、教育等农民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得到解决，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理率、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等指标稳步提升，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在全国范围内借鉴推广。农业绿色发展持续推进。党的十八大以来，绿色发展理念成为全党共识，全面推进农业绿色发展成为“三农”领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实践，对于保障国家食物安全、资源安全和生态安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具有重大意义。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了“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目标，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农业绿色发展。此后，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得到遏制，农业生产资源保护得到加强，农村生态环境质量明显好转，农村的生态红利实现有效释放。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方面，明确将“一控两减三基本”（即严格控制农业用水总量，减少化肥农药用量，实现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农膜基本资源化利用）作为工作抓手。化肥农药用量自2016年以来持续多年下降，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秸秆综合利用率、农膜回收率明显提升。在农业生产资源保护方面，采用“长牙齿”的硬措施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保护红线，深入推进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和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落实“长江十年禁渔”计划。在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推进，乡村地区水环境明显改善。乡村生态红利加快释放，乡村旅游、休闲康养、文化创意等生态产业蓬勃发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立健全，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更加宽广。总体而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带领亿万农民群众开创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新境界。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实现了由“吃不饱”到“吃得饱”再到“吃得好”的历史性转变，有效解决了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粮食安全问题，对实现“零饥饿”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了有益贡献。全面消除绝对贫困，提前10年实现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定的减贫目标，为全球减贫事业发展和人类发展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的道路。二、中国共产党领导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经验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依靠农民群众、为亿万农民群众谋幸福作为重要使命，带领亿万农民群众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复兴，为世界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1.坚持从“两个结合”的大历史观看待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坚持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头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始终把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作为“三农”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准确把握各历史阶段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结合具体国情农情给出解决方案。在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充分吸收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论断，始终以解放、发展和保护农业生产力作为“三农”工作的抓手，把实现亿万农民群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三农”工作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国情农情相结合，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上，把握不同历史条件下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矛盾及矛盾的主要方面，使农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民缺少生产资料，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废除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原因在于落后的农业生产力无法为建设先进工业国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党领导人民发展现代农机农资、整治水患、发展农业，为国民经济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共产党人意识到，苏联式“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农村生产经营体制并不适合中国国情农情，因而领导了新一轮农村改革，建立了土地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相分离的土地制度，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城乡之间在收入水平、公共服务、环境权益等方面还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不仅制约了农业可持续发展深入推进，更有可能导致粮食安全问题。为此，中国共产党把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持续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作为“三农”工作的重要任务，完成消除绝对贫困任务，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农村地区面貌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孜孜以求，源于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中国共产党传承和发展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主张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坚持尊重客观自然规律开展农业生产活动，想方设法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为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在农业发展方式转变方面，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扬“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节约理念，不搞“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掠夺式开发，加快促进农业生产方式的绿色、循环、低碳转型。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时，中国共产党传承和创新了中国自古以来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民本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2.坚持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回眸党对“三农”工作领导的百年历程，中国共产党不是西方经济学家笔下只提供公共物品的“守夜人”，更不是苏共式的既得利益集团“代理人”，而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历史传统与具体国情农情，能够带领亿万农民群众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领路人”。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农民群众从被“三座大山”压迫的悲惨境地中解放出来。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民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先后登上历史舞台，但都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也没能改变亿万农民群众被剥削被压迫的悲惨命运。“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明确了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亿万农民群众发展生产、投身革命，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贡献了重要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国仍有约三分之二的农民被束缚在封建土地制度下。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土地改革法》颁布实施，新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土地改革从根本上铲除了几千年来封建制度的根基，亿万农民群众实现了“耕者有其田”，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取得胜利的历史性标志。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农民群众不断解放和发展农业生产力，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跨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建立在普遍的分工和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现代生产经营模式使得人类生产力发展水平明显提高，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已经不能适应中国工业化建设对农产品和劳动力的需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评价道：“这种制度下的农业生产率,以人类劳动力的巨大浪费为代价，而这种劳动力则是从其他生产部门剥夺来的。”不解决农业生产力落后的问题，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无从谈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农民群众逢山开道、遇水搭桥，通过兴修水利、普及现代农业生产技术、强化要素投入保障机制、发展社会化服务等，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解放，中国粮食产量、单产水平、农业资源利用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等明显提高，以实际行动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的难题。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将更多农民群众从繁重的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为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22年的65.2%，超过7亿农村人口在城市安家落户，享受到现代化的发展成果。2018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战略部署，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迈上了新台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共产党创新了“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等一系列工作方法，推动乡村地区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实现全面振兴。中国共产党带领亿万农民群众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跨国资本借助全球贸易分工网络加速了高污染行业的转移，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地区，这种“污染天堂”效应更为明显，原本局部的、偶发的环境公害逐渐转变为席卷全球的生态危机，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中国共产党从人与自然关系的演进规律出发，系统回答了农业绿色发展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等一系列问题，从共同富裕的高度把推动农业绿色发展与农民利益福祉结合起来。近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乡村地区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建立健全，不少地区依托乡村丰富的生态资源资产发展了一批具有乡土特色的产业，绿色成为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鲜亮底色。3.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力来自人民群众，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鲜明的政治立场。作为把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作为终极理想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作为政策制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党领导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历史实践看，什么时候尊重了农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什么时候“三农”工作就能事半功倍；什么时候把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什么时候就能得到农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在领导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只有将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由衷的支持。在领导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坚持让农民群众从农业发展范式转型中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近年来，中国共产党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指导，在经济相对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合理布局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业等绿色产业，通过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道路实现了农业生态价值，探索出了一条促进城乡共同富裕的崭新路径。以浙江“千万工程”为例，20多年来，浙江始终坚持以“千万工程”为抓手，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造就了浙江万千美丽乡村，造福了万千农民群众，极大地改写了浙江乡村的面貌——农村人居环境深刻重塑，城乡融合发展深入推进，乡村产业蓬勃发展，乡村治理效能有效提升，农民精神面貌和党群干群关系持续改善，提交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浙江答卷”。三、中国共产党领导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展望 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亿万农民实现了解放与发展，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面向未来，中国正致力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亟须正确认识农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的历史定位，锚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进一步明确党领导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愿景与发展方向。1.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下农业的基本定位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面向新时代新征程，中国“三农”事业正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和发展特征，对农业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第一，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地位持续下降，但农业生产率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农业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的原始积累，是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得以从落后走向复兴的重要物质力量。但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把更多劳动力从生产率较低的农业部门解放出来，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中，是国民经济得以发展的动力。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的设想，到2035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按照现行标准，至少要在2.5万美元以上。对标同为东亚中等发达国家的日本和韩国，日本于1988年首次站上2.5万美元大关，同年农业增加值的比重仅为2.2%；韩国于2006年首次站上2.5万美元大关，同年农业增加值的比重仅为3.0%。而从中国实际情况来看，截至2022年，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7.3%，农业劳动生产率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与此同时，根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超过2亿农业经营户中，仅有不到400万户为规模经营户，“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过十亩田”的现象还比较普遍，而且小农户普遍年龄结构偏大，接受新理念、新知识、新技能的能力和意愿不强。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快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健全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第二，农业在国家总体安全中的地位将更加凸显。从粮食安全形势来看，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正处于人口负增长的早期阶段，即便按照1.1的超低总和生育率计算，到2035年仍有超过13.5亿以上的超大人口规模。此外，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其膳食结构也在发生变迁。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与2013年相比，2021年中国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下降了2.76%，而肉类、禽类、蛋类、水产品和奶类的居民人均消费量分别上涨了28.52%、70.83%、60.98%、36.54%和23.08%。中国居民的膳食结构逐渐从“以碳水为主”向“碳水、蛋白、纤维素、脂肪均衡发展”的格局转变。但即便如此，中国的蛋白消费水平尚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面临巨大压力。因此，寄希望于以人口负增长缓解中长期粮食安全压力并不现实。从城镇化发展阶段来看，中国2022年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突破了65%，但“亦工亦农、亦城亦乡”的城镇化发展格局还将存在一段时期。亿万农民可以在工农之间自主选择、自由转换，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进退有据，为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提供回旋余地和战略空间。在经济繁荣阶段，农业为其他产业部门提供劳动力，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而在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阶段，农业为广大农民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庇护，满足了其生计需求。随着外部形势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持续增加，农业在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政治安全中的“压舱石”作用将更加凸显。第三，农业的生态功能更加强化，生态价值更加凸显。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从世界主要农业强国的发展经验来看，自工业革命以来，欧美主要农业强国先后经历了“以要素驱动促进农业产能扩张”“以环境治理保护农业生产资源条件”“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促进农产品附加值提升”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通过殖民扩张解决了农业生产所必需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短缺问题，而后依托科技进步，特别是化肥、农药、农机、基因育种等领域创新，提升了农业产出效率；在第二阶段，通过加强立法促进农业生态资源保护，社会组织也在不断增强利益相关者的环境关切，这些来自政府或社区的环境规制压力直接增加了农业生产者的成本负担；在第三阶段，严格环境规制下依托要素驱动带动农业持续增产的难度越来越大，规模化管理所带来的生产成本节约效应日渐减弱，在农业绿色低碳转型基础上探索增收途径与产业竞争优势的需求愈发迫切，这一时期，欧美国家逐渐开始构建农业生态补偿制度、农业碳汇交易制度等农业生态价值实现制度，给予农户正向经济激励。在今后较长一段历史时期，耕地资源与水资源数量趋紧、空间分布不均仍是中国农业生产面临的约束条件，有必要以绿色低碳为引领，促进农业朝着绿色、循环、低碳的方向发展，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使广大农民群众在农业绿色转型中实现增收致富。2.党领导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愿景经过不懈努力，中国已经实现了“零饥饿”“零贫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但对标农业强国建设要求，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还有较大潜力，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仍是党领导“三农”工作的主要着力点。在农业生产方面，要构建与中长期人口结构和膳食需求结构相匹配，且能够满足居民日常消费和国家战略储备的多元食物供给体系。农业可持续发展首先要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当前，中国粮食总产量连续多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人均粮食占有量已经超过480公斤。同时，随着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良制“五良”加速融合，中国正处于粮食安全形势最好、保障能力最强的历史时期。但另一方面，当前粮食安全形势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性。根据能量金字塔法则，营养级每提升一个层级，将损失90%的能量。多元食物供给体系下，来自第二营养级的能量在居民膳食消费中的比重增加，将倒逼饲料粮生产压力加大。此外，近年来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大豆等农产品进口依存度还很高，农产品贸易风险较为突出，确保主要粮食和农产品供给安全仍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第一要务。在农民生活方面，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为目标，着力缩小乃至消除城乡差距。农业可持续发展，归根结底是人的可持续发展，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数以亿计的农民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产方式，过上了有尊严的现代生活。但客观来讲，城乡之间在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环境权益等领域还有巨大鸿沟，已经成为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特征。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而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从收入差距来看，城乡居民相对收入差距持续缩小，但绝对收入差距仍有扩大趋势。农村居民在卫生、教育、养老、就业、人居环境等领域的权益保障体系尚待健全，必须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任务。在农村生态环境方面，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是未来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方向。生态安全是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发达国家，大部分生态资源资产都分布在农村地区，在城市地区环境状况有所好转的背景下，农村地区依然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和难点。从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内容来看，过去10多年，种养殖业的面源污染治理和农业生产资源的高效利用是农业绿色发展的主旋律。但从国际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关切来看，除了传统的环境污染议题外，农业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治理、推进“水—能源—粮食”系统协同发展等议题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在上述问题的研究上还处于早期阶段。放眼全球，不少农业强国已经实现了农业碳排放同农产品产量产值的绝对脱钩，处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右侧，发展生态低碳农业也将是中国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抓手。此外，受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尚不健全等因素影响，小农户难以从农业绿色发展中获益的局面仍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农产品“优质优价”的局面还未形成，如何合理选择“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农业环境规制工具，进一步创新农业绿色发展的商业模式，释放农业农村生态红利，使其与“大国小农”的基本国情有效衔接是制度设计的关键所在。（福建社会科学院黄茂兴教授对本文完善亦有贡献，特此感谢！）编辑：澍文 文章见《中州学刊》2024年第4期“‘三农’问题聚焦”栏目“农业绿色发展”专题，因篇幅所限，注释、参考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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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5-13 09:3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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