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危机下，国内大循环战略新动能在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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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

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之际，中央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国内则要把乡村振兴作为应对全球危机挑战的压舱石。进一步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完成脱贫攻坚这两大历史任务创造条件。

“机”在于，十六大以来中央一以贯之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转型仍然有拓展空间，国家投资于三大差别再平衡的转型经验也依旧有效。在相对趋紧的内外环境下，中央确立重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战略的核心，在于区域性、在地性经济能成为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的新动能，在生态文明战略转型中形成空间生态资源价值实现的可操作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实现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这是生态化扶贫可持续的新动能。据此，应抓住城乡融合的时间窗口，持续释放三农领域具有的生态资源价值化的巨大增值空间。一是在乡村振兴战略贯彻中强调“空间正义”，推进生态化扶贫；二是把金融供给侧改革与农业供给侧改革整合纳入全面小康战略，实现生态资本深化的目标。只有坚持政治方向的深改，才能从根本上化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使“三生合一”的生态资源价值化利于广大民众长期财产性收益增加，才能真正夯实全面小康的社会经济基础。

一、从小康到美好生活的新需求

2002年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标准，根本标志是人均GDP总值超过3000美元。但到2020年，经国家统计局初步核算，2019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99.0865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位，人均GDP首次站上1万美元的新台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4.2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6万。

随着人均GDP和可支配收入的显著提高，中国居民消费发生结构性转变，总体趋势上生存类消费下降，发展类消费上升。特别是社会民众对生态化特征的有效性消费需求增大，体现在生态绿色产品、生态休闲服务、自然体验教育、特色康养及民俗文化体验等以高品质追求、多样化、个性化、定制化为核心的服务消费、绿色消费、品质消费和农村消费等绿色健康的美好生活需求上。这也意味着中国民众从对小康生活的追求过渡到对美好生活的迫切需求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新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区别于工业化阶段数量型增长的发展路径，而是对应生态文明阶段衍生巨大绿色需求和更高水平的美好生活存在生态化发展不充分不平衡。

因此，对应生态化发展需求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指出，要推进乡村绿色发展，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新格局，推动乡村自然资本加快增值，将乡村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生态经济的优势，提供更多更好的绿色生态产品和服务，促进生态和经济良性循环。那么，应该尽快将发展方式和思路调整到践行“两山两化”的质量效益型生态经济转型上来，从以往城市化的平面投资空间拓展到山水田林湖草的空间生态资源开发，才能夯实国内大循环体系的基础。

二、生态化空间资源开发的新路径

新时代的生态化应该具有新的内涵。要主动提升发展观念和调整政策，贯彻习总书记“三生统筹”的空间资源的整全开发思路。将两山理念落实在“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的“转型”路径上。据此，生态化发展既要当期效果又要战略视野，空间维度上既要经济收益又要生态效益，为此，特别要重视生态资源的价值贮藏功能在脱贫攻坚过程中的关键作用，避免“粗放数量型增长”再次造成生态不平衡和深度致贫。其真实逻辑是乡村要素在工业化时代不被定价，因而成为长期沉淀资产。其中的基于地形地貌和气候环境的空间生态资源，如土地、阳光、水域、空气、山林、物种、文化等，属于既可以满足美好生活需求，并且具有效用价值的生态资源。可以进一步开发成休闲旅游、生态康养、教育服务、金融服务、生态产品、养生养老等内涵生态经济所需要的消费服务产品和投资标的物。并且，这些空间生态资源和社会文化资源都具有不可移动、不可分割的乡村在地化及派生的集体性特质，其开发只有结合生态理性和在地多元主体的权益体现，才能实现生态经济收益的最大化。基于生态资源多元化且结构性粘连的特性，客观上要求生态经济增值收益分配的制度安排要实现环境和权益主体的在地化共享，从而达到生态化发展和在地民众共享收益相结合的目标。

在乡村振兴战略和城乡融合的背景下，中央进一步明确指出利用集体所有的资源要素，不断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通过探索“三变”（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改革盘活农村沉睡资源资产。这也意味着新时期，中国在推动生态经济转型中将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重要载体加速自然生态资源的资本化进程。

那么，结合生态化资源资产具有结构性粘连且非标化的内涵，在重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三变改革”过程中，应该把大量的生态空间资源的价值实现形式代入农村改革中，对应构建符合其交易开发特征的要素市场体系。

首先，建立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为载体的一级市场。

长期以来，中国农村形成的是以村域地缘和血缘为边界的产权制度。1960年代至1980年代初期实施“队为基础、三级所有”也决定着家庭承包制以后仍然坚持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政策。实际上，家庭分户使用村内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制度安排，本质是由集体所有权和农户使用权共同构成的一束权利。

那么在村域的一级资源性资产交易平台建设中，首先应该建立具有市场法人资格的集体经济组织作为空间生态资源资产化的收储单位。为此，要先以财政投入村域的建设资金以PPP方式做为杠杆纳入村级集体资产，然后集体对村民做股来吸纳村民以土地使用权、劳务及自有资金入股组建村级联合社，籍此完成对生态资源资产的归集整合。这意味着结合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做内部的两次股权化改造。一是通过量化确权的方式赋予了个体农户基本的“成员权”；二是对村社内分散的资源、资金、劳力等通过“三变”改革以流转、入股等方式纳入股份经济合作社。应该利用重构新型集体经济的机会推行股权多元化，可增设集体股、土地或林地股、房屋股、资金股、人才股、贡献股、生态股等，通过内部抵押借贷对价或内部成员之间约定俗成的议价等方式来发现本土生态资源的初始价格，坐实村社内部基于成员、资源和财产等多重权益的股权结构和相对应的收益分配制度。一方面是将集体资产做股量化给全体具有资格的成员，体现集体收益对成员的分配；另一方面则是农户将分散占有的资源资产使用权作价折股投入到集体，据此享有基于财产使用权的收益分配。只有当村内成员回归到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中，以股权方式占有收益分配，才能进一步保障农户长期持续的财产性权益。

以集体经济组织为载体实现的一级市场定价，将农户之间或外部主体与农户的分散交易做了内部化整合，村集体是统一对外做规模交易的经济主体，减少了外部主体与分散农户的交易费用，才能使契约关系有维护和执行的制度基础。

其次，构建资源开发合股联营的二级市场。

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发包方可以根据生态开发的需求对接不同经营主体，形成相当于股票二级市场的社会融资，优先考虑村社内部的专业合作社或良性投资的国有资产运营主体。在这种二级平台中，对集体享有使用权和收益权的政府财政投入资金实行股份化改造，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加大集体股权谈判的地位。可以股权化方式与外部主体合股联营，或是资产发包方式，对于集体收储的可供开发的资产进行多样化经营，形成内涵结构性合约的二级平台。

在二级平台的交易中，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和外部主体对生态资源资产做不同内容的产业开发，参照第二三产业的均衡要素价格实现空间生态资源二次定价机制。一是因财政投入和集体资产集合做大了一级平台资产总价值，使得集体经济组织因全域资源市场垄断地位而提高交易地位；二是通过现代市场的结构性合约与外部多元主体对等谈判，能够平稳而持续地引入外来资本，撬动资源开发形成增值；三是可将有规模的增量收益按内部双重股权的占有比例再做分配，实现壮大集体经济和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双赢。

总之，是在一二级两级平台中构建起活化农村生态资源资产的要素市场和定价机制，实现农村经济和资本市场的有机衔接，达到广义的生态致富。

最后，搭建活化资产交易的县域三级市场。

应加快金融供给侧改革融入生态化转型实现“生态资本深化”。据此，要在县域搭建生态化资产交易平台。一是以乡-村两级集体经济组织为基础，通过PPP模式创新，将转移支付变成杠杆资金与国企为主的农旅或乡村振兴公司、县乡或村的新型集体经济集体直接结合，形成混合所有制的股权投资于符合“两化”转型的产业并给予配套政策支持；以此激活政府三农投资在基层形成的“沉没成本（沉淀下来的基础设施资产）”转化为“可经营资产”。二是引入县域金融部门，配套保险公司、财政担保基金等，形成以集体经济为股东的县域平台公司对基层做嵌套的金融服务；辅之以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县级支行开办批发为主的综合窗口业务，使县域平台公司可通过开发权、经营权抵押、农业担保等方式获得融资。另一方面，可以村域范围生态资源为依据，以集体资产价值量为基础形成绿色债券，由县级平台公司审核代发，同时由中国人民银行对绿色债券增发货币，实现主权货币的增发主要锚定在绿色债券即生态实体资产上。

这样做，也就把乡村振兴、扶贫攻坚融合起来，纳入到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战略整合之中了。

三、城乡融合的社会化新动能

在世界经济下行和风险叠加的时期，中央强调必须强化底线思维，做好较长时间应对风险挑战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集中精力抓好“六稳”“六保”，而其中首要是“稳就业、保就业”。疫情期间人们的反思和行动，形成了城市资本和人才回流农村的“避险于乡野”的客观趋势，在生态文明理念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国家战略部署下，对应集体资源资产价值实现，应推进城乡深度融合的社会化动员，只有市民和农民结合的业态创新，才有危机条件下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安身就业。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化转型阶段，空间生态资源是包含了经济社会生态多样性功能、并且能够创造六产融合收益的结构化要素体系。只有实现“六产融合”新业态的创新，才能既实现生态文明对“两型经济”的转型要求，又能够在全球化危机之下完成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战略性调整。其间，尤其要借助互联网、大数据和社会化媒体的兴起，在资源环境条件较好的老少边穷地区重点培育城乡融合的社会新动能，带动贫困乡村实现六产化升级，打造长效扶贫的经济基础。

从产业分布而言，贫困地区的一产化农业要率先完成从数量型增长向质量效益型增长转变，实现生态功能和食品安全功能相结合的绿色生产方式；二产化农业要靠网络来延伸产业价值，轻资产、重题材，依托业态创新及传统工艺等形成定制化加工及细分服务的收益，努力实现生态化的百业兴旺；三产化要立足在地化资源条件下的“三生合一”来使农文旅运四业态集成创新，运用个性化和多元化相结合的新型创业方式带动社会流量进入乡村；四产化重点是向教育文化升级，主要结合农事体验DIY和古民居古村落的活化，开掘本地知识资源及用于本地化教育，据此容纳城市中小学发展乡村自然教育和劳动教育；五产化是生命产业，要形成生态农业为基础的养生、养老及中医药养病等“三养”创新，不断丰富以人与自然生命多样性为核心的生命产业；六产化则是在以上多元文化综合创新条件下的乡村复兴为基础的中华文明历史传承。

因此，新时代生态转型时期的生态化扶贫与全面小康新的动力，内在于城乡融合的社会化创新方式。操作重点，是通过拓展数字乡村建设与城市各类消费者大数据对接，真正将人民大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乡村生态资源资产做精准化的大数据整合，实现空间生态资源的六产化业态升级，在可持续立体循环的生态经济的最终目标的持续努力中，奠定生态化长效扶贫的基础。

来源：温铁军头条号2021-0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