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鹭：数字人民币，不仅仅是“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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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鹭（CFT50青年学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因为数字人民币是现金也即M0的替代，其以红包形式体现在各类消费场景中也正是合乎逻辑且符合货币运行规律的。那么数字人民币仅仅是一种现金形式的数字红包吗？答案显然不是。实际上，作为当前全球流行的央行数字货币（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CBDC）的先行者，数字人民币基于中心化、现金替代、双层投放和可控匿名等定位，具有典型的法定货币特征，在中国的货币金融体系中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也承担了更为深远的作用。
  首先，数字人民币是中心化的央行法定数字货币，在顺应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可以增加金融的普惠性。由于法定性的存在，数字人民币与以比特币（Bitcoin，BTC）为代表的私人加密数字货币和以天秤币（Libra）为代表的全球稳定币具有完全不同的属性，与早期的不具备法偿性的非官方“虚拟货币”也不是同一概念。数字人民币与其他的央行数字货币一样，是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具有法定价值的官方数字货币。由于其是作为现金M0的替代，因而主要是零售型而不是批发型，零售型的数字货币在消费和支付环节具备天然应用场景。正因如此，数字人民币在推出时被称为DC/EP（DigitalCurrencyElectronic Payment），也就是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工具。由此可见，数字人民币与常见的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也有本质区别，核心就在于数字人民币本身就是货币，是现金的数字形式而且可以直接用于电子支付，不需要依托银行账户；而支付宝和微信仅仅是一种电子化的钱包，需要用户通过银行将存款进行转换才能实现电子支付的功能。此外，数字人民币还有“双离线支付”功能，也即支付和收取双方都不需要接通联网，这使得电子支付的场景、区域、受众覆盖面都极大增加。显然，数字人民币具有了“公共物品”的属性，在提高金融服务的普惠性方面将发挥更大的价值。
  其次，数字人民币的双层投放机制使商业银行在其中发挥了更加突出的作用。所谓“双层投放”，简言之就是央行和商业银行对接，商业银行再和公众对接，商业银行依然是金融中介角色。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春节期间的数字人民币红包发放过程中，公众实际上是通过商业银行进行的领取、支付等全流程操作，有些地方甚至可以在ATM上实现数字人民币的存取款功能。在此基础上，具备条件的商业银行之间也形成了一种良性竞争，服务更加人性化且功能更为完善的银行无疑也更容易在数字人民币的使用端获得消费者的青睐，自然也可以增加用户的粘性。可见，数字人民币不仅不会像有的国家的数字货币一样对商业银行形成冲击，反而还有助于促进商业银行提升金融科技服务水平和数字化优势，同时有效避免了金融基础设施重复建设和金融脱媒等问题。
  再次，数字人民币在大范围推广后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角度看，“宽货币”向“宽信用”传导的关键是减少中间的阻滞环节，使货币能够有效流入实体层面。在数字人民币体系下，一方面，消费端和生产端的货币可得性提升了，微观来看中小企业的流动性能够得到改善，宏观来看货币流通速度也将加快；另一方面，央行的“条件触发”机制设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货币传导时滞，同时提升银行信贷的精准程度和直达效果。实际上，不止是数字人民币，其他国家的央行数字货币（CBDC）在设计时也都要考虑对货币政策的影响。但国内外的研究也表明，不同机制设计下的CBDC对现有货币政策工具传导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比如，数字人民币是不计息的，但如果有一种计息形式的CBDC，那么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体系将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也有可能会扩展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操作空间。
  最后，数字人民币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也将发挥积极作用，保护我国的货币主权。当前，以比特币为代表的加密数字货币和以天秤币为代表的全球稳定币势必将对全球金融体系和各国货币主权形成冲击，数字人民币在设计时就将维护法币地位和国家货币主权作为主要目标，以增强我国在全球数字货币浪潮中的领先地位和维护人民币币值稳定，这也是“中心化”管理的应有之意。未来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场景和渠道的完善，还将进一步提升人民币在国际支付清算体系中的地位，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新的动力。
  可以预见的是，按照数字人民币的设计原理和发展规律，经过前期逐渐成熟的各个地区试点测试，数字人民币将有序过渡到大范围公开测试和推广阶段，2022年北京冬奥会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场景应用。未来几年，数字人民币不仅将成为全球央行数字货币发行和实施的领先者，还将走进社会大众的工作和生活，成为老百姓手中的“钱包”，而不仅仅是过年才会发放的“红包”。（来源：微信公众号“金融科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