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凯：深刻把握“双循环”战略的立足点和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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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凯（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两个大局”是“双循环”战略的立足点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系统谋划，其中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双循环”战略是党中央在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背景下，推动我国开放型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而“两个大局”是其确立的立足点和根本取向。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改善人民的福利水平，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这些需要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来逐步实现。因此，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立足大国国情和十四亿人口生产发展、美好生活需求的实际，突出经济发展“以我为主”的基调，以国内循环为主体，扩大内需、提振消费，以国内大市场循环促进国际经济大循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于我们来说更多意味着机遇。当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从1978年的156美元提高到2019年突破10000美元。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计，2020年我国人均GDP将接近1.1万美元。在2018年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40年来，我国贫困人口累计减少7.4亿人，贫困发生率下降94.4个百分点，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篇章。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其示范效应也带动了东方亚洲国家和世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全球要素配置明显向东方和新兴市场经济体流动集聚，这对中国和亚洲是机遇，也是中国与亚洲贡献世界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责任。
  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点，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肆虐，给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带来严重冲击，这种突发的疫情冲击对我国发展和全球发展来说都是重大和严峻的挑战。环境越是复杂，越要以更坚定的信心、更有力的措施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深入。我们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进全球化以一种崭新的、更加公平的秩序前行。其中，中国企业结合“一带一路”倡议走出去，是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实质性行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与全球化，让更多国家公平享有全球化带来的发展机遇与红利，是实现世界经济更可持续增长的美好愿景的重要举措。
  据《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0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达101.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2.3%，是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按年平均汇率折算，2020年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预计超过17%。
  多年保持两位数增长的中国经济大大提升了国家在全球经济体中的地位，我国对世界经济的增长贡献也越来越大，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名副其实的“大功率发动机”。中国的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带来的与世界的互动，同时我们的发展道路与脱贫经验又为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很好的示范效应。中国如今有能力给世界百年变局中踯躅不前的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推动全球经济继续向着分工、合作、共赢与公平发展的方向前进。
  把握“两个大局”的实质是利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发展，并更好地参与全球经济循环，强化自主创新并贡献服务于世界经济增长。近日，李克强总理在听取《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实施情况第三方评估汇报时，要求进一步打通落实堵点提升营商环境法治化水平。这是在“两个大局”下更好地解放生产力、更好地深化改革加大开放，为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更加优越的营商环境。
  胸怀“两个大局”推动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双循环”战略拓宽了中国经济成长空间，为中国经济注入了增长动力，突出了经济发展以国内市场为主，契合了我国幅员辽阔、各经济要素布局回旋空间大的实际，是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前所未有的机遇。
  以2018年、2019年为例，经过国民经济统计核算调整的全国各省份GDP数据显示，中西部地区的贵州、云南、江西、四川、湖北、安徽等地的GDP增速居于前列，这是中国东西部经济趋于协调均衡发展的重要信号。值得注意的是，在疫情冲击之下，2020年西南、西北和中部地区GDP增速依然领跑全国，远超东部沿海的GDP增速。
  与中国东西差距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下趋于缓和不同的是，中国南北经济差距在逐步拉大。2020年江苏、浙江、山东3省的百强县席位共计减少7席，其中山东一省净减少10席，浙江增加了3席、数目位居第一，江苏百强县席位持平。这从侧面反映了东部沿海的北部经济大省山东与南部经济大省江苏、浙江的经济差距在扩大。中国南方省份经济增速整体上愈加快于北方省份，2019年经济总量GDP突破万亿元人民币大关的17个城市主要集中在南方，北方城市GDP过万亿元的仅有北京、天津、青岛、郑州四个。
  中国南北经济差距更为明显和严峻。“十二五”时期末，青岛被挤出了中国城市GDP十强之列；“十三五”时期以来，天津在中国城市GDP十强排名中也不断下滑，刚公布的2020年前三季度GDP，天津创下增长新低，直接跌出中国城市GDP十强。与发展缓慢的北方经济相比，作为中部崛起龙头城市的武汉扛住疫情重击，保住了2020年中国城市GDP十强的名次，而南京则首次闯入中国城市GDP十强。这种南北经济发展喜忧参半的形势，需要我们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上下足功夫。
  据第一财经报道，2020年在全国337个地级以上城市中，共有59个城市GDP超过40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2个；从省份来看，2020年城市50强在东部沿海5省份最为集中，其中江苏入围数达到9个，浙江达到7个，广东有4个。
  曾经傲视群雄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因为上世纪对80年代乡镇工业发展和90年代中国城市经济改革大局把握不够，导致其面对中国加入WTO后外贸大发展的黄金时期踌躇不前，再加上东北与2008年全球经济金融危机以后国家扩大内需发展消费的良机失之交臂，对改革开放大势难以适从，终致东北由“共和国长子”不断被反超。虽然国家早在摹画东北振兴战略并付诸实施，但局面没有得到彻底扭转。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打造国内经济大循环被摆到了突出位置，内需和消费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和基本共识。新发展阶段要重视国家经济安全，包括能源消费安全、粮食消费安全、现代效率农业发展、北极航线等新经济通道生命线的开辟，等等。落实这些经济保障措施，给东北区域经济发展和北方城市的经济增长带来了新的机遇。而“一带一路”倡议中的“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是东北以及北方城市启动消费、出口和扩大投资的重大区域战略契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使得东北振兴可期，一旦老工业基地树立起市场经济的竞争意识，抓住契机乘势而上，激发起新的活力，势将扭转中国南北经济悬殊的差距，推动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更上台阶。
  数字经济是中国实现更加开放发展的新动能
  中国经济的发展奇迹得益于40多年的改革开放，东部沿海一带的市场化、民营化其实就是开放发展。近年来，广东、浙江和江苏等发展较好的省份嫁接并发展了数字经济，促进了经济规模、质量和效益的全面提升。以浙江为例，浙江的专业市场及其向全国和海外的拓展，极大提升了浙江的经济开放度；义乌商品城辐射全球市场，带动了产业集聚和产业集群生产能力进入区际和国际开放，这是浙江经济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创新之本。
  随着市场化、民营化在全国的推开和普适化，浙江专业市场建设模式在全国及海外遍地开花，使得浙江在全国市场先行的制度优势及红利日渐式微。但浙江市场创新又走出了新的内涵，如今浙江引领数字经济潮流，数字赋能产业升级和实现市场更大开放。数字经济不只是限于新技术、新服务改造传统及新兴产业，其本身也是新产业、新业态，代表着更大开放、更快速和更包容性发展。
  2021年3月1日起，全国首部以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为主题的地方性法规——《浙江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下称《条例》）正式施行。更大的意义在于《条例》中的诸多全国“第一”：第一次为数字经济量身制定一个法定概念；第一次对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治理数字化作了法律规定……
  数字技术与服务本身造就了一些先进实体制造业发展，诸如VR技术及产品、智能手机、健康可穿戴设备、AI技术、数字医疗等等。数字技术与服务，通过云计算，让更多的市场主体与客户可以参与数字经济平台，享有数字经济平台带来的服务便捷高效，克服地方空间与距离的阻隔，为更多的生产者、消费者进入供给与需求的市场均衡创造条件，实现更大开放和更加包容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数字经济平台、云金融服务等可以为小微企业和弱势企业或个人带来成长和发展机会，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有望借助数字经济平台实现自身发展和价值。借助数字经济可以实现产业扶贫和精准转移支付，特别是数字赋能产业与服务，可以有助于贫困地区实现脱贫后的持续经济增长和发展。
  数字经济可以让创新创业成为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常态。数字经济可以支持大企业去边远地区进行产业帮扶、教育帮扶和发展帮扶；个体经济主体特别是广大农村地区的生产者可以借助电商平台或者自身的APP直接营销农副产品和小商品；欠发达地区和边远地区可以借助数字技术和数字服务，特别是借助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融入国内国际经济循环，实现发展的弯道超车。
  如今，数字投资、数字招商、数字治理、数字政务的高效率精准化变革，都已经成为常态，极大地提升了社会治理与经济发展效能。我们必须清醒看到，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毕竟是新生事物，出现一些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数字经济中也会出现虚拟、不真实、错误甚至是恶意欺诈现象。数字技术与服务平台出现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更是数字经济发展中比较频繁的现象，政府与社会、企业和民众对此必须要有充分的认识，并引以为戒，加以防范。当然，这些都是数字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既需要以数字经济自身更成熟的发展来解决，也需要对数字资源及数字技术本身加以法律规范来保障，数字经济促进经济结构优化融合能极大地提高经济效率，更好地服务于投资、招商、扶贫、基础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支持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和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新型城镇化+新基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把握“两个大局”实现中国经济更加协调、开放、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战略抉择。加快国内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地区与领域的建设，让这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地区在国内经济大循环中得到充分的成长，使其成为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互动的重要主体，这是新发展阶段我国区域协调均衡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和重要战场。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新基建的结合，是把握“两个大局”，推进区域经济更加协调开放发展，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抓手。
  我国城乡和地区差异较大，边远落后地区、交通闭塞地区或者发达地区的边缘地带，在新发展阶段需要重点关注和加大投入。应加强这些区域增长极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使其成为吸纳产业与人口集聚的区域空间载体，让其在自身不断壮大中辐射和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成为区域经济新型增长极点。依照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我们国家有些生态保护地、历史文化保护区属于限制开发、禁止开发或保护性开发地区，这些地区如何改变其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发展？这又涉及到国家不同地区间公共服务的均等化问题，需要公共财政重点支持和科学投入来实现。
  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最有效抓手。市政、环保、交通、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设施的渐次投入和建成，可以极大地保证公共财政功能目标的实现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完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可以实现产业、人口、资源和资金的集聚，有利于产业集群的发展和服务经济的成长。
  面对国内外经济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国家计划投资50万亿用于新基建投资，这一政策的效果已经开始显现。新基建结合新型城镇化建设，可以推进消费升级，培育新产业、激发经济新动能，特别是推动以5G、大数据、人工智能、城市大脑、工业互联网、新能源和量子通讯等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的发展。通过数字赋能传统产业和传统服务业，帮助新型城镇化的产业、人口、资源和要素实现高效、高质量集聚，实现区域经济的数字化改造、集群化发展、服务化转型和开放化提升。
  随着新型城镇化地区成长为新的高质量发展的城市区域经济体，这些高质量的城市经济体可以有效满足广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新型城镇化可以扩大外贸、外资、交通与物流的发展，推动中国的国内经济大循环和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良性互动。新型城镇化结合数字化，这是把握“两个大局”，实现中国经济更加协调开放发展的战略取向，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必由之路，也是持续给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