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伟：加征关税后中美贸易流向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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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美国对我国部分商品加征关税以来，中美之间贸易流向正在发生显著变化。其中，美国进口格局出现较大调整。根据美国海关数据，2019年前4个月，50个经济体对美货物出口金额（占美国货物进口比重超过96%）大体与去年持平，其中同比增长的经济体数量有31个，同比下降的经济体有19个。若按照同比增量计算，墨西哥、越南、韩国、中国台湾、法国排在前五，五个经济体同比增量合计为228亿美元。印度和部分西欧国家对美国的出口也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态势，亚洲的日本、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和东欧的波兰、土耳其保持个位数增长。与此同时，中国、伊拉克、加拿大、委内瑞拉、尼日利亚对美国出口同比下降幅度较为显著，合计降幅为292亿美元，其中中国下降了206亿美元。
  中国对美国出口下降，对应着墨西哥、越南、韩国、中国台湾、日本、欧盟等对美出口的改善。从目前最新的变化看，越南、墨西哥、印度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替代较为明显，而韩国、中国台湾、日本以及部分西欧经济体对资本或知识密集型产品的替代更突出。2019年1—4月，加征关税的商品类别（其中大约60%是机电设备），中国对美国出口下降180亿美元。同期，韩国、中国台湾、印度、越南、墨西哥类似商品对美出口增幅相对明显。其中，中国台湾增长27.4%，而韩国、印度、越南增速也接近20%，墨西哥增长8.2%，日本和欧盟保持3%—5%的同比增速。对于没有暂时未被加征关税覆盖的商品类别（机电设备比重降至43%，劳动密集型商品比重提高），2019年前4个月中国对美国出口同比下降26亿美元，而其他经济体合计对美出口同比增长151亿美元。其中，越南增长最快，同比增速接近47.7%，韩国和中国台湾也有两位数增长，日本、印度和欧盟增速在7%左右，均高于美国平均4%的同比增速。暂时未被加征关税商品出口的差异，可能说明前些年由于国内综合生产成本上升，中国部分出口产能转移到了其他经济体，当前伴随中美贸易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加，这种态势正在进一步凸显。
  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下降，很大程度上对应着一些资源型国家对中国出口的改善。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2019年前4个月，中国进口同比下降2.5%，同比下降167亿美元（按美元折算，下同）。这与同期从美国进口的降幅大体相当。对其他国家而言，资源性产业比重较高的巴西、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马来西亚、新西兰进口同比增长了135.2亿美元；而制造业比重较高的韩国、瑞士、中国台湾、日本进口降幅较大，四者进口合计下降了171亿美元；从欧盟的进口同比增长23亿美元。当然欧盟内部存在分化，从制造业比重更大、重要的设备和中间品来源地的德国、荷兰、英国的进口同比负增长，而从农业或者日常消费品行业较为发达的法国、意大利进口有所增长。
  把美国进口和中国进口变化综合起来，可以发现，2019年前4个月净增量（美国进口+中国进口同比增量）最大的前五个国家分别是墨西哥、巴西、法国、越南、澳大利亚，分别为70亿、51亿、41亿、37亿和33亿美元。当然，如果把欧盟作为单一经济体，受益最大，净出口量增加接近120亿美元。净损失排在前列的经济体分别为瑞士、韩国、印尼等。总的来看，美国和中国的60个主要进口来源地，对中美两国出口同比增量之和为290亿美元。但中美双方相互进口的同比增量合计下降374亿美元。可见，尽管中美之间贸易流向绕道第三方，但总的贸易流量还是下降了84亿美元。
  上述简单的估计，或许仅能覆盖部分加征关税对贸易流向的影响。横亘在中美之间的关税之墙，对全球贸易的影响，至少有三个方面的效应正在显现。
  一是直接效应。即关税增加了进口商品的成本，进而造成中间品进口商生产成本和居民的生活成本，使得被征收关税的商品不再具备竞争优势。实际上，前述结果大体上能够识别这一变化。
  二是网络效应。现在受到关税壁垒和技术限制影响，各自过去对对方的出口也转向第三方。例如，2019年1—4月，美国对越南、印度、泰国的出口增速超过了16%，对中国台湾、印尼的出口也超过了两位数。这里不排除有绕道因素，但同时也可能包含美国和其他经济体内部会有新的分工。中美都是制造业大国，之前的分工对全球产能布局来说是最有效率的。贸易流向的重新调整，背后也意味着沉没成本或通道成本的增加。
  三是信心效应。考虑到实体投资信心、金融市场等方面外溢效应，加征关税对全球经济紧缩性影响更加显著，进一步降低全球总的贸易活跃度。
  截止到2019年一季度，美对我国出口商品课征的实际关税税率已经升至7%，与世界上其他经济体面临的平均关税水平差距扩大至6个百分点。若关税课征幅度继续上升，范围继续扩大，加上技术交流等方面的限制，上述贸易格局的调整还将持续。不过，中国国内商品零售规模已经超过5万亿美元，制造业产品复杂度也比较高。若能充分利用内需市场广阔、产业体系基础完备、人力资本质量提升、创新投入增加等优势，持续降低制度性成本，提高开放水平，激发微观主体的创造力，中国经济仍将在新一轮全球产业布局调整和整合中占据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