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雍君：数字资本下的财富观迷失、零和游戏与消费者颓废

gecccn

王雍君（中央财经大学政府预算研究中心主任）

  财富观迷失、零和游戏和数字资本驯服：中国的发展挑战与应对
  一、引言与概念框架
  伴随ICT（信息与通讯技术）应用和融合而来的数字经济正在全球蓬勃发展，中国是其中主要的驱动者和领跑者。我们的经济与社会已经从传统的物理世界进入了崭新的数字世界，而且再也回不过去了，正如工业化进程使人类再也回不到农业时代。
  但我们总会回忆和留恋那时的“某些美好”，包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牧歌式简朴生产与生活方式，熟悉且亲近互助的乡村邻里关系，以及宁静祥和的自然与人居环境。
  就本文关注的主题而言，农业时代的“美好”主要有两个：经济活动和发展观既贴近财富观，也贴近正和游戏观。很少有人意识到，主要由于资本力量未被驯服，数字经济发展在经意与不经意间已经“把两大美好都掀翻在地”！
  农业经济由三类要素驱动：首要的是土地、其次是劳动力、最后才是资本。次序反映了相对重要性。资本只是相对简陋的各种农业生产工具，对经济财富创造的贡献远低于土地和劳动力。相对于土地和劳动力的主导作用而言，资本的力量有限。
  令人深度担忧的是，未经驯服的数字资本正驱使中国经济与此渐行渐远：既远离合理财富观，也远离正和游戏观。
  合理财富观集合了三重含义。首先，经济发展的核心本质是创造与公平分享国民财富，即人类用以维系与改善生命、生活和生活状况的各种商品（包括服务），涵盖耐用和非耐用资产；其次，财富的正确概念基于商品的使用价值，而非其货币价值；再次，人类劳动（工作）作为财富创造的主体，其他生产要素作为客体。
  亦言之，合理财富观即基于商品使用价值和劳动作为其创造主体的财富观，可简称“使用价值-劳动财富观”。
  从农业时代到当代数字经济之前的漫长时间里，人类的经济活动和主流发展观都遵从这种财富观，但近期数字资本狂潮正在将其打入冷宫，而以充斥瑕疵的货币价值-劳动边缘化财富观取而代之，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严峻的挑战之一，与稍后述及的另一项严峻挑战—零和游戏—可相提并论。
  在人类进入货币时代后，财富价值采用货币计量，导致货币价值与使用价值发生脱节。但在数字经济之前，脱节相对轻微因而不足为虑。在此阶段，商品的使用价值成为焦点—“一切为使用价值服务”，无论生产者还是消费者。
  没有任何其他群体比农民更重视使用价值。从种子到生产过程，再到作为生产过程产出的各种作物，农民对使用价值—商品本身对人体有用的各种属性—投入高度关注，细心打理、精心呵护以致力提高产量和品质的“农匠精神”充盈其中，尽管科技水平相对低下限制了产量。作物丰收的喜悦之情展现在那个时代仪式感极强的文化场景中。这并非特例，而是全球性现象。
  使用价值财富观非常贴近财富概念的实质—而非其货币形式。实质即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满足人类需求并助益生命、生活和生存品质的有用属性。
  拜神奇自然造化所赐，原生态的土地—最能表征最大公共利益的“地表”—作为农业时代的“财富之母”，在劳动的加持下，得以自然而然地将有用属性融入作物中。原生态的土地和作物没有工业时代的诸多添加物—农药、化肥、除草剂、杀虫剂和其他。这些为提高产量、吸引消费者和提高货币价值之举，系统地损害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从而与合理财富观背道而驰。
  这就引出了真正紧要的一个问题，即货币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分离和由此招致的负面后果。在注重使用价值的农业时代和数字经济前时代，这种脱节是有限的。但在数字资本肆虐的如今时代，这种脱离已经发展到足以令正确发展观和财富观发生崩塌的地步。
  基于人本价值—生命、生活和生存价值—高于一切，正确发展观和财富观立足使用价值，通过聚焦“以使用价值为本”促进商品价值与人本价值的一致。
  然而，数字资本大行其道正在促使经济活动的目的性关切发生系统偏转，即偏转到货币价值严重脱离且高于使用价值—甚至以寻求货币价值为目的—的轨道上，从而与合理的“发展”和“财富”概念产生严重偏离。
  以此言之，数字资本轻狂的时代也是迷失时代，即商品使用价值属性—融合数量、质量和创新—被系统轻视甚至漠视的时代。
  更一般地讲，数字资本使经济体制的激励结构严重异化：从基于使用价值属性的正确激励，系统地偏转到基于货币价值的错误激励，以致质量和创新成为最大牺牲品。这是对经受住了长期考验的正确发展观和财富观的全面反动。
  本文稍后将表明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异化还发生在劳动对财富创造的贡献被边缘化。在农业时代，几乎所有人都是劳动者—无论男女老少。因此，农业经济是真正充分就业即零失业率的经济。每个人都是工作者，通过单个或家庭为主的协作式劳动创造基于使用价值的财富价值。
  相比之下，数字资本的横行无忌正在系统地摧毁正确财富观的另一面—劳动财富观，即劳动者作为财富创造主体、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作为客体的财富观。在如今的数字经济时代，局面发生了彻底反转，劳动成了数字资本的奴仆，在货币财富游戏中成为被高度边缘化的客体。
  以此言之，包括新兴经济体是最大输家，因为它们在经济发展中的传统优势主要是庞大的劳动力大军。在较长时间内，这个局面很难从根本上扭转。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资本剥夺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在数字经济时代依然不失为一面最佳镜子，用以帮助我们看清“资本的伪装”：伪装成财富的主体和主要创造者。
  剩余价值由劳动者创造的正确性和客观性，在如下意义上是不可动摇的：资本是“死的”，劳动是“活的”；前者只是将其价值（通过折旧和摊销）转移到商品价值中，既然如此，商品价值—市场价格度量—减除被转移其中的资本价值，即为“活的”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
  但现状令人震惊：数字资本正在卷走劳动创造的财富价值。庞大的劳动者大军成为最大输家、数字资本成为最大赢家，不只是风险，更是现实。
  不得不说，劳动边缘化的财富观是一种畸形的财富观，在招致能动性退化和财富分配鸿沟的意义上就是如此。救济机制要求通过全面的培训计划，使劳动者重新参与工作—进入数字经济时代的高技能岗位。如此，劳动—连同使用价值—继续作为正确财富观的两个支柱。
  易言之，我们之所以把经济活动的成果—也是经济学的正确传统—视为财富，那是因为这些财富是基于“使用价值”和“劳动创造”的财富。
  劳动创造财富意味着人在创造财富。不是人创造的财富还能称为财富吗？
  基于以下两个理由，答案为“否”。首先，基于马克思的伟大发现—资本只是将其价值转移到商品价值中—无力创造财富，财富创造的真实源泉是人类的劳动—被动员的人类能动性；其次，如果能动性出现全面退化，“人的位置”又在哪里？最后，丧失了“人的位置”的世界，还将是一个财富世界吗？
  在这里，焦点是能动性和能动性退化。在进入数字经济时代的今天，我们的经济与社会理论依然没有为全面接纳能动性（agency）概念做好准备，更未提出能动性系统退化的适当救济方案，尽管这已成为迫在眉睫的现实挑战。
  以上讨论旨在阐明：使用价值-劳动财富观才是我们应全面接纳的合意财富观，以及数字资本正招致全面瓦解这一财富观的风险、现实与后果。
  除了奉献使用价值-劳动财富观外，农业时代的“美好发展”还集中体现为经济活动的正和游戏特性。前者回答什么是真正的财富—基于使用价值和劳动创造的财富，后者回答财富创造的性质—正和游戏还是零和游戏。
  作为博弈化的基础概念，两类游戏界定了经济和社会兴衰根源的绝对标准：正和游戏导向兴盛，零和游戏导向衰亡。零和游戏的实质是负和游戏—真实世界并无纯粹的零和游戏，因为你得我失或你失我得的过程总会消耗额外资源。
  人类活动有两类主要形式：经济活动和暴力活动。经济活动的核心是产品或商品的生产、交易和消费—人类的永恒主题。打劫和战争是极端的暴力活动。
  在原初（未被暴力活动扭曲）的意义上，经济活动是正和游戏，暴力活动是零和游戏。
  农业经济趋向正和游戏的特性最为明显，因为生产、交易和消费的依存度很低—源于分工的不发达导致较低的协作要求，更因为资本的力量有限—土地和劳动力起着决定性作用。
  但在资本力量足以呼风唤雨的数字经济时代，一切都变了—经济活动究竟趋向正和抑或零和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这取决于集体行动的意愿与质量。集体行动指诉诸政治过程组织与实施、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其中的人类行动。与分散的人类个体行动不同，集体行动具有基于明确的公共目的之设计。
  农业时代也依赖集体行动，但其公共目的在于秩序和安全，而非修正经济活动的零和特性—这一特性很弱以至不足为虑。虽然土地兼并很常见，但这并非经济活动而是某种程度上的暴力活动。
  相比之下，数字经济向零和游戏发展的风险高得多。相互依赖性的极大强化和无以复加的数字资本的力量，共同塑造了数字经济特有的零和游戏特性；在数字资本力量未被有效驯服的体制环境中，数字经济滑向零和深渊的风险很高。
  至此，初步判断是：若置于广阔背景下观察，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最大挑战有二：全面回归使用价值-劳动财富观，系统消除零和游戏的高风险。两者都依赖旨在驯服数字资本的高效集体行动。资本的逐利本性本身并非问题，问题在于如何确保逐利本性受制于正确财富观与正和游戏。
  接下来的讨论将遵循本部分给出的“铁三角”概念框架，用以展开对驯服数字资本促进回归正确财富观与正和游戏的集体行动叙事，以及以正确财富观促进正和游戏的叙事。

  二、数字资本脱敏症致财富观迷失
  通过驱使经济活动远离使用价值-劳动财富观，数字资本脱敏症正严重威胁中国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核心经济活动—生产、工作、交易和消费—都在围绕为数字资本快速逐利目的运转，以至经济体系日益朝向“不在乎质量、创新和工作”—至少对其不敏感—的方向发展。假以时日，后果和影响将是灾难性的。
  要想预见一个国家的数字经济前景和命运时，只要观察“数字资本在做什么”差不多就够了。因为数字资本的力量实在太强大了，在裹夹政治与行政力量时，更是具有目空一切、唯我独尊的恢弘气势。庞大的产业大军—劳动者群体—也要为之让路。
  可以观察到，主要数字经济国家的数字资本在做着截然不同的事情。有些致力于促进使用价值-劳动财富观，资本的逐利本质因而被导向创新、质量改进和开辟新的就业机遇上；有些则做着相反的事情—漠视使用价值-劳动财富观，以至资本逐利本质被导向唯利是图。不幸的是，我们似乎正进入后者的行列。
  通过廉价、流量和消费者盲从这三个主要路径，依托高度数字化商业模式（网络平台）支撑的远程下载交易，主要数字资本的唯利是图招致数字经济的创新脱敏、质量脱敏和劳动脱敏，导致经济的激励结构朝着系统脱离正确财富观的方向畸变。这类数字资本还在增加。
  廉价旨在把消费者吸引到网络平台上，也作为以价格战清除竞争对手和阻止潜在竞争者加入的手段。这是数字资本逐利通常必须迈出的第一步，因为若无消费者的大量加入，一切都无从谈起。在条件成熟（消费者依赖）时，再把价格提上来。在这里，廉价策略作为垄断和反竞争的工具被使用。
  数字资本已经把网络平台经济全面转换为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廉价经济，但其三项巨大的隐性代价很少被关注和算计，即质量、创新和环境成为牺牲品。
  在网络平台上，商家“拼的就是价格”以迎合平台和消费者，谁还在乎质量和创新？
  如果网络平台上杯子（产品）的统一标价为每件10元，某个致力创新和品质提升的商家生产的相同杯子要求按12元的价格售出，这将不可避免地遭遇极高门槛：很难证明并让消费者相信“这个杯子就是比别的好”，商家不得不向平台支付更多以使杯子在平台上被（优先）展示与推介，平台消费者很可能不买账。
  每个门槛都足以让质量和创新沦为廉价策略的牺牲品。在传统经济中，上述门槛要么不存在要么很低，这意味着消费者为质量和创新买单的可能性高得多。
  致力质量与创新的商家沦为输家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廉价挤掉了创新（研发）和品质提升所必需的底线利润。在底线利润被网络平台压到最低的环境里，致力以创新和品质提升获利的商家将丧失大部分生存空间和机会，即便它们具有如此行事的强烈意愿。在数字资本以廉价策略攻城掠地下，中国的数字经济正发生严重的品质和创新脱敏。
  廉价策略的另一个隐性代价是诱发系统性造假行为以降低成本，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多数中小企业将难以生存下去。在造假才能生存的环境下，谋求以品质和创新进行竞争的商家将落入下风。于是，廉价既通过“令所有平台商家向低价看齐”和挤掉底线利润，又通过诱发造假行为，使经济体系脱敏—对品质和创新的激励变得很弱。
  廉价策略还对生态环境带来沉重压力。我们的多数产品或商品的生产过程，高度依赖从大自然获得大部分原材料。给定其他条件，价格越压得越低，企业向大自然转嫁成本的动机越强，生态与环境代价越大。目前这方面的关注和研究依然不足。
  此外，廉价策略也让消费者最终沦为输家。大型数字资本凭借其雄厚的资本实力—尤其是资本市场融资能力—采取高进低出的价格补贴策略，一并把商家和消费者吸引与聚集到自己的平台下。一方面限制竞争，另一方面让利消费者。但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此举的鸦片策略实质：先让你近乎免费地吸食鸦片，一旦成瘾，立即加价。
  这种鸦片策略，在法治健全的发达国家根本行不通，但在国内风生水起。
  图2呈现了数字资本廉价策略的四个主要代价。

  流量效应发挥着与廉价策略类似—甚至大得多—的作用，这就是营造吸引力以吸引消费者和商家。商业竞争的本质是为吸引力而竞争，数字资本将其发挥到极致，消费者盲从（从众心理）则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流量效应和消费者盲众的结合，反映了数字世界中强大的网络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新用户加入某个网络平台不仅使自己受益，也使该网络平台上的其他所有用户受益，此即网络效应—网络平台上的外部性。网络平台的建设需要巨额的前期固定成本投入，但一旦投入运营，新增用户的边际成本极低且递减，这就是规模经济效应。
  网络效应与规模经济效应的结合，意味着公司规模越大生意越红火，数字资本获取超额利润也就越容易；超额利润越多，越是吸引更多数字资本做大做强，直至形成垄断地位得以巩固的超级霸主。数字经济时代的现实就是如此。
  问题是：谁会去算计与权衡我们的经济与社会为之付出的额外代价？
  就流量效应和消费者盲从而言，主要代价依然指向脱敏—做大规模远远压倒对品质、创新和工作机遇的关注。正确财富观的这三个支柱再次沦为牺牲品。
  与传统经济中的消费者不同，数字经济中网络平台的消费者已经“懒得关注”品质和创新，取而代之的是价格比较—哪个低价就买哪个，以及“何处的流量多”—哪里多就在哪里买。“网红带货”风行即为明证，尽管注定没有前途。
  没有前途是因为“流量所向”和“创新与品质所在”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标准，前者主观而后者客观。流量易被操纵。即便未被操纵的流量旺盛也不代表客观真实，代表的只是“这里的喇叭吹得比别处响”。如果认为喇叭越响的地方质量和创新越多，那就大错特错了。消费者盲从即指这一情形。
  以此言之，数字资本正造就“颓废的消费者时代”的说法并不夸张。可以认为，当消费者对贪图便宜和“喇叭响亮”远远压倒品质与创新关注时，特别是在商家也如此时，我们长期以来珍视的正确财富观和发展观就崩溃了，两者要求货币价值全面贴近客观真实的使用价值，避免脱节。数字资本作祟加剧了这种脱节。
  三、数字资本张狂下的零和游戏
  人们有理由担心国内数字资本正沉迷于两类本质上类似“圈地运动”的活动，这就是“生意大搬迁”和“劳动者被边缘化”，两者具有把数字经济推向零和游戏的高风险。
  生意大搬迁即把实体经济中大量中小企业的生意“搬迁到自家的平台上”，甚至银行的生意也是如此。过程并未违法的事实并不能掩盖“搬迁”的实质：商家还是那些商家，商品还是那些商品—在使用价值属性上没有任何改善甚至退化，消费者还是那些消费者，不同的只是：别家的生意，现在成了我家的；原本属于你家的小额利润（或许可保障劳动者群体营生），现在变成了我家的超额利润。
  生意大搬迁造就经济财富日益朝向大型数字资本的快速集中，极大地加剧了财富和收入的两极分化，并引发广泛的社会后果，包括阶层分化、社会凝聚力下降和日益普遍的仇富心理，进而推高本已高企的“维稳”支出。
  “生意大搬迁”之举有时被描述为“先进生产力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必然结果”。果真如此吗？
  可以看到，唯一主要的变化是做生意的方式—从传统经济中的线下方式转换为线上方式，最契合创新本质的变化—探索未来世界和改进使用价值—几乎丝毫没有发生，甚至因驱使经济脱敏而退化。即便不考虑生意搬迁伴随大量中小企业和劳动者丧失生存空间，这种价值相当有限—就对社会与国家实力的贡献而言—的变化，究竟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构成“先进生产力”？
  基于三个主要理由，可以认为生意方式的变化—转换为网络生意—的价值非常有限。首先，人类生命、生活、生存条件的改善主要得益于商品使用价值的提升，包括数量和类型增加—特别是质量改进，生意方式的变化几乎与此无关。
  其次，网络生意虽然在供求匹配和节约交易成本上取得了革命性进步，但高昂的机会成本使其价值被大打折扣以至得不偿失。
  除了经济脱敏—对创新、质量和工作机遇的经济激励全面退化，机会成本还包括额外增加的交易成本。明显例子包括商家从原来批量集中式发货（给实体零售店等买家），转换为给快递人员的零散频繁发货所增加的成本，以及维持和扩展庞大快递队伍的额外成本，包括占用公共空间资源和增加交通拥堵等。
  最后，网络生意中的一个关键角色—数字产品与服务—虽因扩展“类型”提升了使用价值，但诸多负面后果与影响深远的劣效品—最明显的易致人成瘾的手机APP等视屏内容，足以使数字产品与服务的真实价值被大打折扣。如今，太多的人花太多的时间沉迷于类似鸦片的手机APP等劣效品，已经并将继续让许多人和整个社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包括智力和思考能力退化和长时间看手机引起的颈椎病和其他疾病。
  劣效品（demerit goods）在经济学上定义为边际效用（utility）的社会评价高于个人评价的商品，比如久坐不运动（足以致命）、麻将、熬夜、手机APP和电子游戏。数字资本的一大“贡献”就是以各种花招将科技类劣效品提供给大众消费，受影响最大的是更易成瘾的年轻一代。数字资本通过“成瘾效应”—类似鸦片效应—获取巨额利润。这些利润与基于使用价值的财富概念毫无关系，因而与其说是“利润”，不如说是源于独占（平台资源）的租金（rents）。
  基于三个标准—“A的所得”为“B的所失”并且“补偿缺席”，可以认为把“生意搬迁”界定为零和游戏是适当的。图3呈现了这三个标准。

  与农业时代不同，数字经济的高度依存性—源于分工与协作的发展，大大拓展了经济活动滑向零和的机会空间，即数字资本沦为最大赢家、劳动者沦为最大输家的概率。这个过程就是劳动者被资本力量边缘化的过程。
  这本是全球性现象，并非中国特有。然而，我们的补偿机制一直缺席至今—赢家没能补偿输家，或者补偿极不充分。
  不难看到，国外数字资本的“玩法”与我们大不相同，在那里，数字巨头把数字经济业务与实体经济业务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且把赚取的利润大量再投资于社会收益率很高的创新活动，比如无人机和航天科技、其他新产品，以及致力提高产品质量。苹果、谷歌和脸书等都是明显不过的例子。
  这些创新活动扩展了新的工作岗位，从而创造了双重补偿：使用价值提升和接纳再就业者意义上的补偿。反观国内数字资本，可以看到类似的补偿机制要么不存在，要么远不充分。
  相反，它们仍在以合法却隐秘的方式继续其擅长的“圈地运动”，即把原本好端端的“别家的生意”转换为“自家的生意”。在这个过程中让我们的经济与社会继续付出巨大的隐性代价。
  大量实体零售店倒下了。无数中小餐饮企业正在倒下，甚至许多城乡菜农等个体劳动者赖以营生的“小生意”也土崩瓦解，剩下的出路似乎真的只是倒退到数十年前的“地摊经济”了。多么不易的地摊经济啊！
  “共享单车”模式则把原本基础良好、极具发展前景的自行车产业链毁掉了；至少在把真正的共享经济—私人持有所有权的闲置品共享—彻底变异为个人丧失所有权的意义上，就是如此。没有人再爱惜单车，没有哪个消费者和商家会执着于创新和品质升级，损毁率极高、占用公共空间资源则意味着直接而巨大的资源浪费。
  因此，数字资本肆虐尖锐地提出了文明社会基本的公平正义问题—赢家适当且充分地补偿输家。
  结语
  自近代工业革命以来，资本就成为一国经济前景与命运的决定性力量。数字经济的发展，更是将数字资本推向资本力量的巅峰，如果不加有效管束，为了逐利不择手段的所有事情，都可能干得出来。
  客观地讲，中国的数字资本并非一无是处，它们在许多方面为经济、社会和大众利益做出了贡献，应对新冠疫情的上佳表现即为明证。
  然而，事情总是具有两面性。消极地看，数字资本的肆虐一直并继续在为中国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投射阴影。我们已经为之付出了沉重代价，而且将越来越难以承受，直到更有效的集体行动将其严加管束。
  可以看到，希望已经出现。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正在成为共识，实际行动也在展开。但这些只是初步的。
  重要的是，我们的经济理论和洞见必须跟进，不要总是被“宏观经济热点”所淹没。大量经常不着边际、也无关痛痒的话语，无法将真正紧要的问题呈现出来，更不用说激发洞见。
  就本文主题而言，真正紧要的问题是诉诸强有力的集体行动管束极为“任性”的数字资本，以使数字经济步入合理财富观与正和游戏设定的发展路径。这是唯一具有光明前景的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