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骏：没有必要再动用更大的刺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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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骏（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今年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中国经济仍是各界讨论焦点。新京报就中国经济这一话题采访了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骏。在他看来，G20峰会中美元首会晤达成的共识，向全球市场发出了积极信号，今年经济增速保持6%以上的可能性明显提高，没有必要再动用更大的刺激政策。
  “没有必要再动用更大的刺激政策”
  新京报：G20峰会中美元首会晤达成的共识，向全球市场发出积极信号。在这一背景下，中美的宏观政策是否会有所变化？
  马骏：中美元首会晤达成的共识，向全球市场发出积极信号，消除了中国经济下半年面临的一大不确定性。目前看，由于这个不确定性的消除，今年中国经济增长保持在6%以上的可能性比此前的概率明显提高了。如果经济增速能够保持在6%以上的话，失业率保持在5.5%以下的目标就能实现。在这样的前景下，我觉得没有必要再动用更大的刺激政策。目前已经出台的支持性的货币、财政以及一些其他政策，能够实现经济增速达到6%以上、失业率维持在5.5%以下的目标。
  宏观政策的空间当然还是有的，但也不能说是无限的空间。比如从货币政策看，我们的宏观杠杆率已经比较高了，政策基调还应该是要降杠杆、稳杠杆，不能搞成加杠杆。另外，货币政策过于宽松的话，可能会给汇率造成比较大的下行压力。当然美国也在讨论降息，这样为我们的宽松创造了一定的空间，但中国的宽松程度不能明显强于美国，否则也会导致汇率贬值的压力。
  新京报：目前看，还有哪些不确定性因素会影响中国经济？从风险上看，风险是上升还是下降的？
  马骏：中国经济的风险主要还是来自外部。但我们并不清楚这些方面的风险会演化成什么样子。比如说，科技方面的冲突似乎也有缓解的迹象，但也存在不确定性。此外，美国对伊朗、朝鲜等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等，也不确定，这些可能都在相当程度上会影响全球资本市场投资者的情绪，中国经济也不可避免会受到波及。现在很难量化这些外部风险会对中国经济究竟产生多大的影响。但确实一旦发生的话，尤其是地缘政治方面的事件发生的话，会对中国经济产生较大的影响。
  从内部的金融风险看，其来源很多，但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就是杠杆过高所带来的风险。对企业、对国家整体来讲，都必须要防范这个风险。在过去很多年直至2017年，中国的杠杆率处于一个快速上升的过程中，之后经历了去杠杆、稳杠杆的过程，但今年前三个月杠杆率又有开始抬头的趋势。我们最近研究报告的一个政策相关的建议就是，在去杠杆的过程当中要保持定力，即经济政策不能老是被短期的经济波动绑架。
  “让民企有更大信心在国内投资，对激发经济韧性非常重要”
  新京报：外部不确定性不可把握，一个共识是，中国要做好自己的事情。目前看，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潜力在哪里？
  马骏：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潜力，从产业上看主要来自新经济。如果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产业有一个较大提升的话，会给中国经济创造出巨大的空间。此外，还有我一直在推的绿色金融，希望所支持的绿色经济能有更强的发展动力，包括新能源、新能源汽车以及各种各样的环保技术等。
  另外，中国经济的韧性和潜力的激发要求体制本身要有弹性，就是说要更多用市场机制的方式去动员和配置资源。比如说，要让更多的民营企业有更大的信心在国内投资，这就是激发经济韧性非常重要的方向。尤其是要推动竞争中性原则来进行国企改革。如何理解？就是对各种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不管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在准入、补贴、政府采购等所有方面一视同仁，采取平等的政策，而这就要求有一套比较完善的政策和执行机制。
  民营中小企业贡献60%以上的GDP，民营企业信心的提高对中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如果未来有这样一套比较完善的政策和执行机制，让民企持续在国内投资，就能激发出来很大的经济潜力。
  新京报：你刚提到，要有一套比较完善的政策和执行机制，从而使得竞争中性原则得以实现。这个机制到底应该怎样建立？
  马骏：OECD有一套机制，这套机制通过8个领域具体落实竞争中性原则，包括在融资、税收、准入、采购、补贴等领域都要落实这一原则。
  我认为，中国要真正落实竞争中性原则，就是要梳理出民营企业认为没有享受到中性政策的领域到底存在哪些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很多法律法规要重新进行修订。而在执行方面，要有一个仲裁机制，比如说民企认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要有这样一个地方去表达诉求，让这些诉求得到比较客观公正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