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英丽：论银行转型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基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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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英丽（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01、银行转型是推动经济转型、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本动能
  社会分工的复杂化是现代金融存在的基本缘由，也促进了金融服务业自身日益复杂的分工。与农业社会的家庭余粮相对应，如今的家庭储蓄也是社会可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剩余产品。但是在货币经济中，储蓄采取了货币资本或资金形态，表现为对社会稀缺生产资源的支配和使用权。金融业就是对社会资源的支配和使用权进行中介和配置服务的行业。
  现代货币经济的复杂性与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功能相关。在私人投资需求低迷而社会生产资源闲置背景下，银行体系的货币创造可驱动生产资源的利用，实现增长与充分就业目标。在没有闲置资源可投入时，过度的货币创造就会导致宏观杠杆上升、资产泡沫膨胀和贫富加速分化，并使社会经济以算总账的方式出现危机或硬着陆。因此，实现与经济增长潜能相匹配的货币增长并提高金融业配置资源的有效性是现代货币金融理论的两大核心课题。中国银行业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其货币创造功能，还在于其金融主体地位。

  金融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失衡
  银行业是中国金融的主体部分。
  国民经济可分为家庭、金融、产业和政府四大部门。在我国，家庭储蓄主要存入有国家信用支持的银行，而银行实行抵押政策，中长期贷款主要流入制造业、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等重资产领域。银行业为工业化前中期的经济高增长作出积极贡献，也推动改善着中国家庭的居住条件。但是，举债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也造成这些行业的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海外市场的开发使中国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的潜能得到充分释放。但是随着实体经济部门债务杠杆不断增加以及国际环境的复杂变化，中国借助杠杆并依赖海外市场消化产能的增长模式已不可持续。可以预见，中国未来10年都将面临去产能、去杠杆的收缩和以产业升级、效率提升为特征的转型。
  与银行过于庞大相对应的是中国股市的过于狭小和脆弱，无法促进高科技、轻资产产业和现代农业的发展，造成关键技术卡脖子，内部消费升级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当前，引入注册制和常态退市制度的改革已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的突破口，股市和新经济有望相互促进，实现快速发展。
  在2020年10月末社会融资总额的存量结构中，银行信贷占比为62.2%，银行还在委托和信托贷款中发挥通道作用，并且是政府债券的最大投资者。股票融资占比仅为2.9%。引入科创板和注册制后，企业上市节奏明显加快，但上市企业融资规模相对较小，2020年的前10个月股票融资在新增社会融资增量中占比仍只有2.3%左右。可见，股票市场健康发展成为攻克关键核心技术、拓展产业前沿的突破口，但是对巨大的存量经济而言，银行转型才能推动经济转型，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主要力量。

  2020年10月社会融资存量结构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银行转型促进更可持续、更安全的发展。
  中国金融资产规模与GDP之比已与美欧相差无几。截至2019年年底，中国金融资产规模为名义GDP的437%，美国的这一比例为462%，欧元区为481%，日本为542%。

  中国与发达经济体金融资产规模／GDP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统计局、美联储、美国经济分析局、欧洲央行、欧盟统计局、日本银行、日本内阁府、亚洲开发银行、国际清算银行
  但中国金融资产的结构则与发达经济体存在显著差异。截至2019年，中国的银行资产、股票市值和债券余额在金融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分别是67%、13%、20%，美国是18%、37%、45%，欧元区是55%、15%、30%，日本是40%、20%、40%。从银行结构占比与金融资产相对于GDP的规模可推算出欧元区银行资产占GDP的比例为262%，日本和美国分别是204%和83%，中国为292%。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6月末，中国的银行总资产额已达309万亿，约为GDP的3倍，在主要经济体中排名第一，绝对额已是全球第一。

  中国与成熟经济体的金融资产结构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统计局、美联储、美国经济分析局、欧洲央行、欧盟统计局、日本银行、日本内阁府、亚洲开发银行、国际清算银行
  银行体量过大带来的问题是宏观经济的杠杆率过高，导致实体经济部门债务和利息负担过重。重资产行业产品销路不畅即会导致债务违约，短期可以借新还旧，但债务雪球越滚越大，终将难以为继。截至2019年，中国实体经济部门的负债率已达GDP的259%，远高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196%，已处在美国254%和欧元区262%之间。目前，中国房地产、过剩产能行业以及地方政府的违约风险已高度积累。

  中国与主要经济体非金融部门债务／GDP
  数据来源：国际清算银行
  近年来，社会日益关注银行业高利润和产业资本脱实入虚的问题，因此本文对广义利息起源及其分配问题作了相应分析。
  经研究发现，储蓄是对剩余产品和稀缺生产资源的支配和使用权。经金融体系的有效中介与配置，这部分生产资源从闲置或低效率使用状态转向为成长性产业高效率使用，进而在社会资源总量不变条件下创造出社会新增财富。这个新增财富就是全社会的剩余价值或广义利息，它在产业部门产生，却源起于社会生产资源配置的优化和更高效率的使用。
  三个利益集团参与社会新增财富的分配。一是资源闲置或低效率使用的家庭部门。家庭储蓄者参与新财富分配的理由在于：家庭是投资的最终委托人，金融机构和企业都只是投资与生产经营的代理人；家庭让渡储蓄资源成为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前提条件；社会由家庭组成，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消费是社会生产的最终目的，也是产能有效利用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条件。随着国家富裕程度提高和人口呈现老龄化趋势，在消费的决定因素中，与工作收入相比，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性会相应上升。二是金融业通过中介服务实现了社会资源配置的优化，这是金融业分享新增财富的法理基础。金融业本身并不直接创造财富，但金融业拥有引领产业和经济发展方向的特殊地位，金融体系的有效性决定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反之金融体系的扭曲与低效率则会导致资源的错配浪费，引起产业结构失衡以及贫富两极分化。三是创造财富的高效率生产部门理应获得新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即正常利润，其中技术领先或创新性企业还可以拥有超额利润。
  全球范围需要健全制度，促进金融业在实现资源配置优化的过程中获取合法或正当的收益，同时需要防范金融集团通过操纵市场或行政垄断在未能优化资源配置甚至扭曲资源配置的情况下获取巨额利润。
  目前中国企业负债额在GDP中的占比已是全球最高，而家庭负债额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已达102%，与日本1990年经济泡沫破灭、美国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时的相应占比高点相同。因此，短期稳杠杆与长期去杠杆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任务。
  去杠杆实际上是一个银行产能收缩的过程。从美国的历史经验看，市场化的调整是以银行大量破产退出的方式实现的。从中国的国情看，如此市场化去杠杆是中国社会经济所不可承受的。因此，主动的稳杠杆和去杠杆政策要求银行业在资产低增长甚至无增长背景下实现内涵式发展，以服务收入消化坏账压力。
  银行转型促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和更为公平的发展。
  资金是社会稀缺资源的支配和使用权，资金配置的有效性决定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银行通过金融科技赋能可以更有效地分辨企业先进与落后、成长与衰退的差异，培育优秀企业，淘汰落后产能，促进产业升级，实现供求平衡和相互促进的高质量发展。
  银行从资产扩张转向泛银行高品质服务，可有效避免融资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及其所导致的不良资产积累和社会贫富分化，可避免地方政府的低效率经济活动和房地产泡沫的过度膨胀，可盘活资本存量，帮助企业解决发展痛点问题，提升整体经济效率。
  银行网点与亿万家庭相伴相随，是普惠金融服务的最佳物理网络。银行非金融服务业的开发可更好服务社会，减轻实体经济部门承担的债务成本，促进新财富在家庭、金融、企业和政府四大部门的合理分配。
  02、银行转型的方向与路径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经济转型对金融转型的要求。
  构建新发展格局对经济转型提出的要求决定着金融和银行转型的方向。可从需求侧、供给侧两方面把握经济转型要求。
  总需求的战略调整体现为从外需转向内需，从投资需求转向内部消费需求。投资具有短期的资本品需求和长期产能扩张的两重性，在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竞争中极易导致产业同构化与产能过剩。投资重在补短板以适应消费和产业升级的发展需要。消费需求与收入关系相对稳定，刺激消费需求要求在缩小贫富差距、推进公共服务方面推进制度变革，投入更多公共资源。投资则需要从固定资产投资转向人力资本和高科技投资，从注重增量投资转向注重存量资本的结构调整。
  需求侧的战略调整要求金融转型。首先，要求政府有效保护最终债权人和投资者权益，促进家庭居民通过金融投资分享经济增长成果，实现财富积累和财产性收入的增长，以形成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循环。其次，要求政策金融和普惠金融得到更充分的发展，以促进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积累、促进农业和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并增进人类与自然界和谐相处的绿色发展。最后，要求进一步发展国债市场，通过中央政府发行永续债的方式扩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释放家庭消费、加大义务教育与技能培训的财政支出，提高中国经济的未来生产效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供给侧要求通过改革打破制度瓶颈，提升供给的适应能力。经济需从规模扩张转向更高质量和更高效率的发展。生产体系需要从大规模、标准化制成品生产体系向标准化与个性化并存、大生产与小制作并存以及现代农业、工业与服务业平衡发展的复杂生产体系转换。产业组织结构将从同质化过度竞争转向差异化适度竞争结构。供给侧变革对金融转型的要求是更多发挥资本市场并购重组的存量资本调整功能，促进风险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并且通过金融业态的多样性发展满足多种经济业态对资金融通的需求。
  银行转型探索与路径。
  银行转型的目标在于提高银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性。除了有效配置增量投资，也需要在促进存量资本调整中发挥积极作用，并将现阶段的人口红利转化为可持续的未来生产力。银行有效服务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转型有以下探索路径：
  第一，通过金融科技赋能，提高企业贷款投放和配置的有效性。可引入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技术手段，逐步放弃贷款抵押要求，改变国有制偏好和垒大户习惯，精准和有前瞻性地把握企业客户的生产规律、生命周期、经营现状和未来发展态势；以价值创造还是价值毁灭作为资金融通与否的基准，并以ESG（环境友好、社会责任担当和良好公司治理结构）作为判断企业社会价值和长期可持续发展潜力的主要依据。银行可通过上述转变，提供融资和融智的支持，有效促进产业升级和结构更为平衡的发展。银行还可采用以去中心、分布式账户和智能合约为特征的区块链技术，促进供应链金融的发展，盘活企业应收账款资产，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压力和融资难问题，帮助实体企业优化账务报表，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经营效率。
  第二，以宏观环境和产业发展分析为基础对企业客户进行分类指导，促进存量资本调整。对过剩产能行业的尾部企业，可逐步收缩信贷，促进企业转型或有序退出；在企业并购等方面，银行可发挥相应的中介和投资咨询服务；对转型企业员工技能培训、技术升级等项目，可适度提供中期贷款。
  第三，通过拆分银行总部业务成立子公司的方式拓展非银行业务，根据各家银行的比较优势实现差异化发展。在零售业务方面除了做好吸储、放款和各类金融保险产品的销售平台外，还可拓展财富管理和生活顾问类服务，充分开发家庭的各类金融和非金融消费服务需求，做好家庭消费服务需求与服务业供给商之间的有效中介服务。在对公业务方面，可推进融资+融智的双重服务。融智内涵丰富，银行可将金融科技部、人力资源部、信用评估与风险管理等业务部门独立出来或进行独立核算，为各类中小企业提供生产者服务。
  03、银行转型要求的制度变革与政策调整
  从价值判断上看，金融（包括银行）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经济福利的促进作用是有条件的，而寻求增值则是资本的本性，是无条件的。因此，需要创造一定的条件提高金融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有效性，约束其不稳定性和财富逆向再分配的负面效应。
  控制货币和信贷的增长速度，创造稳定的货币环境，并放开商业银行的无风险非银行收费业务的经营。
  除央行投放基础货币外，商业银行体系通过贷款派生存款的方式在信用货币创造过程中发挥着更大的倍数作用。在国家信用担保背景下，银行的机会主义行为和政府的过度干预都会导致信贷投放的扭曲和低效率，进而导致产业结构失衡、资产泡沫膨胀和贫富分化的负面效应。
  因此，创造稳定的货币信用环境首先需要借鉴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的“单一规则”，将货币增长率控制在与经济潜在增长率和规划的资产（土地、实物资产和股权）货币化规模相适应的水平。其次，需要控制银行资产或信贷的增长率。特别是考虑到当前中国经济宏观杠杆率已经过高，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要求短期稳杠杆、中长期去杠杆，银行资产和信贷的增长率应控制在稳态经济增长率水平以下。这样做还将驱使银行花更大力气盘活贷款存量，通过推动企业转型，提高存量贷款的质量和使用效率。
  考虑到重资产行业未来十数年都将面临去杠杆去产能的战略调整，银行逐步暴露的坏账显然需要有大规模无风险服务的收益去冲抵。因此，控制信贷增长速度的政策必须与放开无风险的非银行服务收费业务构成相辅相成的政策组合。围绕银行转型的这一客观需要，商业银行法和银保监会的监管规则也应相应修改。
  转变政府职能，退出金融的第二财政功能。
  自1985年“拨改贷”政策实施以来，银行信贷和股票市场融资曾先后作为国有企业解困和改制的财政工具。出于保增长和稳就业需要，银保监会除了监管职能外还扮演着国务院信贷政策执行者角色。由于中央和地方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地方政府通过融资平台和土地批租将银行信贷作为第二财政资源使用，地方政府软预算约束和中央政府信用担保共同导致信贷过度扩张和低效率使用，积累了很大的债务违约风险。另外，企业是政府90%税收的征收载体（税负最终转给消费者和股东），地方政府以招商引资为主要职能必然导致产业同构化、恶性竞争和产能严重过剩等后果。
  因此，包括税制在内的政府行政职能制度的改革已提上议事日程。地方政府需从地区经济经营者向市场秩序维护者转变，其立场需要从帮助企业筹资或逃废债务转向保护投资者和债权人权益。向企业征收的增值税等税种将更多向消费税和直接税转换，中央政府收回公共服务事权，再按相关适龄人口下拨地方政府实施或执行。近中期应以中央政府为主发行永续债，提供转型期要求的公共服务供给。这样做既可降低融资成本，提高政策目标的直达性，也可为境外人民币使用者提供流动性和安全性俱佳的国债市场流动性管理平台，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坚实的市场基础。
  健全提升金融普惠性质的基础制度。
  健全金融普惠性的基础制度需要实施以下变革：
  第一，构建个人和企业信用数据的共享数据库，确立规范有序使用私密信用的法律体系。当前，亟需打破信用数据为企业和政府部门垄断并用于谋利的碎片化局面。可通过人大立法明确信用数据的私密性与公共性的双重属性，规范此类数据使用的合法程序和适当方式，促进储蓄（包括人力资本投资）的有效投资转化率，提高市场发现价格的有效性，进而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
  第二，完善金融机构承担普惠金融等社会责任的相关法律及监管。考虑到金融机构特别是吸收存款的银行机构是政府特许经营机构，政府应规定银行以及其他有垄断经营特权的金融机构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无论是中资还是外资银行，无论是国家控股、地方财政控股还是纯粹的民营银行，都需要履行同样的社会职责。
  健全长期投资的制度环境。
  金融业是以银行为主体的服务业，首先需要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
  第一，需要健全培育有效率企业组织的制度。培育好企业，需开展多方面的制度变革。
  一是健全保护私有产权的立法、司法和执法制度。只有有效保护私有产权，民营企业家才可放下包袱，坚持长期投资理念，推进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打造“百年老店”品牌。二是防范和严惩商业欺诈行为，提高市场透明度，这是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必要条件。三是政府应放松管制，发挥市场优胜劣汰的有效竞争机制，有序促进僵尸企业转型和退出，通过存量资本调整提高社会经济效率。
  第二，需要拓宽产业投资渠道。内循环为主体的产业发展应坚持以人为本。与制造业不同，消费服务具有无法储存、本土线下接触型、生产销售消费同时完成以及消耗闲暇时间等特征，有很强的个性化和人性化要求。目前，由于市场准入管制、责任界定机制缺失、专业技能和职业操守良好的从业者短缺等结构性问题，消费服务市场供应不足。政府需在放宽内外资市场准入的同时，鼓励商业模式创新，健全行业标准与行为规范要求，需积极推进一、二产业剩余劳动力转向消费服务业的再就业工程，同时应加强市场监管，形成既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又保护服务商有序经营的制度环境，促进消费服务业优秀企业做大做强。
  第三，需要为银行家和金融投资家人才的培养和选拔提供更宽松的发展环境。当前，国有控股银行高管存在绝对稀缺和相对稀缺，难以适应市场化、国际化经营要求，有效防范金融危机，引领金融科技发展。要改变这一现状，一是需改革金融企业高管任职资格审核批准程序：取消或缩小书面考试范围，实现核准程序的标准化流程化，使监管部门增强服务意识，建立金融高层备选人才数据库以长期跟踪与选任人才。二是应完善薪酬激励机制，在条件许可情况下引入股权激励机制，使薪酬及其结构足以留用高端一流人才，体现高管能力、贡献和业绩差异，平衡短期和长期目标，并具有广泛的社会认同性和可比性。三是建立金融机构内部创新容错机制和包容文化，完善业绩评价体系，强化风险控制、客户服务和社会责任要素；创设负面行为清单和有效退出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