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胜根:新兴经济体在食物系统转型中的贡献及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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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胜根（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席教授、全球食物经济与政策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樊胜根强调经济学家必须拥抱食物系统方法，新兴经济体必须参与制定全球食物系统议程。
  几年来，关于食物系统转型的报告很多，这些报告着重介绍了向健康饮食转型、促进可持续生产方式、保护和恢复自然以及减少食物浪费和损失所需的关键转变、战略和行动。然而，这些报告通常缺乏对所提议的策略和行动的深入的经济分析。这对于经济学家和食物系统转型都是失去的机会。此外，尽管全球食物生产、消费、贸易和投资增长迅速，但在制定全球食物系统议程时，基本上缺少包括中国、印度和巴西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声音。这将阻碍这些国家自身以及全球食物系统的转型。
  经济学可以为食物系统的转型做出独特的贡献，新兴经济体必须更多地参与制定全球食物系统议程。
  经济学的贡献
  食物系统既是环境恶化和气候变化的受害者，又是造成环境恶化和气候变化的贡献者，并造成许多健康危机，包括营养不良的三重负担（饥饿，微量营养素缺乏和超重/肥胖），食品安全恐慌和人畜共患疾病，例如当下的COVID-19大流行。
  食物系统的定义和范围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食物系统不同于食物价值链，后者由食物生产和增值活动中的所有利益相关者组成。但是，食物系统的范围更广，被定义为食物价值链中的参与者、部门和相互作用的总和，包括研发、投入供应、生产、收获、储存、运输、加工、零售、批发、食物的准备、消费和处置。环境、气候变化和健康方面的大量外部性是食物系统的一部分。食物系统还包括有利的政策环境和围绕食物的文化规范。
  从本质上讲，经济学是对稀缺情况下个人和公共选择的分析，包括激励围绕健康消费和可持续食物生产的社会最优行为所需的政策。经济学家可以对食物系统的分析做出五项重要贡献。
  第一，食物系统具有巨大的外部性，并助长了对地球大多数边界的侵犯。经济学家可以制定方法和指标来反映食物系统的真实成本。成本需要通过税收和法规内部化，因此食物价格反映了对环境、气候变化和健康的全成本。粮食和土地利用联盟（The Food and Land Use Coalition）估计，每年环境、健康和社会成本至少达到12万亿美元，这高于以市场价格衡量的食物系统全球总产值。
  第二，经济学家可以确定效率、可持续性、健康和社会包容目标之间的协同作用。例如，许多提高效率的策略和行动也可能会改善健康状况和包容性。它们包括稳定消费者价格和降低食品成本的贸易体制、减少食物损失和浪费的措施、既可以提高效率又可以促进生产和饮食更加多样化的创新技术，以及可能使多个食物系统目标受益的基础设施投资。同样，经济学家可以帮助设计政策和策略，最大程度地减少不同目标之间的取舍。
  第三，经济学家可以帮助分析政策失灵的解决方案。例如，粮食和农业补贴扭曲了国内和全球粮食市场，导致对水、土地和化学物质的过度利用，增加了温室气体的排放，扭曲了食物之间的资源分配，从而损害了多样化的饮食和健康。通过研发投资和价值链发展，可以将公共资金重新用于生产和消费健康和可持续的食物，例如水果、蔬菜、豆类和坚果。
  第四，经济学家可以增进对政治决策过程的理解。重要的是要了解整个食物系统中利益集团的激励机制，包括那些来自科技公司的利益集团（例如，转基因或改良的作物和生物技术，以及再生农业）、跨国公司、食物零售部门和环境集团的激励机制。
  第五，经济学家可以提供一个多样化、严格的工具包，以了解在稀缺情况下的选择以及不同系统目标之间的取舍，包括对消费者和生产者行为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对市场和价值链的中观分析，以及对整个经济体和全球食物系统的宏观建模。但是经济学家不应该个人或孤军奋战。在自然资源、环境、气候、营养和健康等领域开展跨学科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中国与全球食物系统议程
  以中国为例，中国的食物系统面临与其他国家相同的挑战，这些威胁到人类和地球健康。幸运的是，中国政府最近在健康、环境和气候变化方面做出了多项重要承诺，包括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这为重塑食物系统以实现这些国家目标提供了独特的机遇。
  中国食物系统具有重大的全球影响。中国是许多食物的最大生产国、进出口国，也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并已成为公共和私营部门在食物和农业系统的主要研发投资国。中国是全球发展问题的关键参与者，并积极参与“南南合作”。中国发起了“一带一路”倡议，以加强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投资合作。问题是这些举措如何帮助中国和受援国实现双赢，特别是在食物系统转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