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李莉:中国乡村振兴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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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李莉（东南大学特聘首席教授、 艺术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创所所长、 研究员、 博士研究生导师）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乡村振兴已经成为国家最重要的发展战略之一，几乎各个领域的学者都在讨论这一问题。因为这一问题的讨论不仅关乎到中国乡村的保护与重建，还关乎到中国的未来发展如何找到一个文化和经济新的增长点的问题，甚至关乎到中国的未来发展之路如何前进的问题。当今人类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做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何走出一条绿色文明的发展之路，哪个国家能找到这条路，哪个国家就能掌握优先的发展权。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思考，因此，需要打通科技与人文的界限，综合性地思考这一问题。
  人类学是从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来综合思考人类行为的一门学科，而艺术人类学还在此基础上加入了象征体系及人的情感与审美性方面的研究。笔者认为，从事这样研究角度的学者，有责任加入中国乡村振兴以及中国未来发展之路这样问题的思考，因为人类的未来发展不仅涉及高科技，更加关乎到人文价值的重新确立。而作为以思考人类文化行为和社会行为为己任、从跨文化和文化的多样性来理解这个世界的人类学者，不仅要保持其初心，还更应该加入瞭望人类未来发展之路的队伍中，思考未来人类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如果从这一角度来思考人类文明的发展之路，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模式和价值理念都已发展到了一个瓶颈，唯一能够破除这一瓶颈的，就是我们必须要创建出一个新的，能够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文明，这一文明就是生态文明。而这一文明必须从乡村中生长出来，其之所以要在乡村中生长出来，不仅是因为其具有农业化的表现形式，还在于它需要有可以支撑这一文明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首先要从多元价值的互生中成长起来，而全世界的城市都已高度一体化，唯有在乡村还存在有多元化的价值与经验；另外，与城市的工业化相比较，乡村的农业生产是分散的、利用生态循环的，这些来自农业文明的价值与经验，也许是科技高度发展以后，人类文明中最重要也是最宝贵的财富。
  工业革命从18世纪发展到今天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其特点就是不断突破生态循环，最终造成全球性的生态失衡状态。如果人类文明需要得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要扭转现状以进入一个超工业化的时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笔者认为，只能是生态文明的时代。如果人类不能迈入这样的时代，我们就难以突破工业化所带来的困境，难以改善工业文明给地球和人类造成的各种灾难。
  所谓工业主义，“是指蕴含于生产过程中物质力量和机械的广泛应用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关系”。而在这里提出的生态文明，其生产过程也会有一套自己建立的，在互联网、智能系统以及人文关怀中所体现出的新的社会关系。并非像大家所想象的只是强调环境的保护和资源的节约，而是具有新的价值体系、新的社会结构、新的生产方式、新的生活方式的完整的社会体系。里面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要重新调整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人与自然，甚至包括国家与国家、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关系，等等。
  当然，节约资源，环境保护是首当其冲的，因此，这是一种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文明。基于这样的观点，笔者认为，哪个国家能率先迈入生态文明，哪个国家就能掌握自主发展的优先权。当年的欧洲能走在世界前面，就是因为其率先迈入了工业文明，而当时的中国作为工业文明的后发展国家，一直是在被动地转型和被动地发展。但今天，当人类社会再次面临新的转型期，中国能否自主转型，甚至率先转型进入一个新的生态文明时代，实现从乡土中国迈向生态中国的未来目标？另外，为什么要将它与乡村振兴放在一起谈？所谓的生态中国就是生态文明的中国体现吗？这些都是此篇文章所要讨论的主题。
  二、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考
  有关“生态文明”的概念，笔者在知网上查到了一些撰写生态文明建设的文章。之所以会有这些文章，是因为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后来习近平总书记又在多种场合对这一理念进行了强调。在这样背景下完成的论文，大多只是涉及自然生态保护的内容，将生态文明与生态保护等同，很少有学者对其基本概念进行完整的描述。在百度百科里对“生态文明”下的定义是：“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即工业文明之后的文明形态；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其在此给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即生态文明是工业文明之后的社会形态，但仅此而已，并未有更深入的下文，所以，一切探讨尚在刚刚开始的状态。当然，政府和领导人的重视，这是我们的优势，说明了中国从高层到学界已有如此的共识，今后一定会有更加深入的探讨及实践。
  笔者在这篇论文中，试图抛砖引玉，提出的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和具体的生态文明概念和发展模式，其中包括了高科技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学术思考，其不仅涉及中国的未来发展也涉及人类的未来走向。回顾人类社会工业文明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其已经历了四次革命，即蒸汽技术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电力技术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计算机及信息技术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机器人技术、量子信息技术，虚拟现实以及生物技术（第四次工业革命）。我们现在正站在人类向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大门，当朝门内窥视时，我们看到的是，工业革命已经从量变开始发生了质变。这一变化带来的不仅是科学技术上的革命，还包括了一个有关倡导人类健康生活方式、环境保护、人文关怀及价值观63转变等在内的综合性革命。这场革命将会把人类从工业文明带入一个超工业文明的时代，这一时代所体现的就是与工业文明不一样的生态文明时代。
  生态文明的特点是什么？这是需要我们去思考的。笔者认为，总的概括起来就是“高科技+人文传统+便捷的交通与物流”。这里的高科技包括：物联网、人工智能、清洁能源、机器人技术、量子信息技术、虚拟现实以及生物技术。而人文传统则是人类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其包括可以为今天所用的一切人文传统，即传统习俗、手工艺、传统农业智慧+高科技所形成的生态农业，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等。之所以未来的发展需要人文传统+高科技，那是因为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仅有科技的高速发展，而缺少人文关怀和情感的释放，人类社会的发展将会是跛脚的，因此，必须要有高科技和高情感与之平行发展。
  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可以不断创新，一往无前地向前发展，但文化的发展却不一样，其必须要不断地回到出发的原点去追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这类的终极关怀问题，一定是双向并行发展的。所以，高科技的发展往往会带来传统文化的复兴，并由此发展出新兴的文化产业，而高科技产业和高感情产业（文化产业）将会成为未来的支柱产业，并奠定生态文明发展的基础。这种发展与工业文明时期的发展最大的不同就是，从城市化的集中发展，重新走向乡村化的分散发展。当然，与之同时发展的还有网络与交通，其能将偏远的乡村连接在一起，达到城乡结合、共同发展的新局面。
  因此，生态文明的特点就是：高科技+新能源+互联网+高铁+手工艺+文化产业+生态农业。如果说工业文明社会结构的特点是规模化、集中化、标准化、大众化，则生态文明的社会结构特点就是扁平化、小型化、分散化、个性化。如果说，工业文明的特点在于城市化，其典型的景观是大烟囱式的；则生态文明的特点将在于逆城市化，其典型的景观是牧歌式的田园风光。
  在这里，笔者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发展的背景中，中国能够通过乡村振兴，从乡土中国迈向生态中国，成为世界最先进入生态文明的国家吗？其是否具备这样的条件？其有哪些优势？为此，笔者做了如下几方面的分析。
  三、有关中国文化基因的认识
  费孝通曾说，文化“它有它自己的规律，它有它自己的基因”。他认为：“就像生物学里面要研究种子，要研究遗传因子，文化里面也要研究这个种子。”正因为如此，我们要研究中国，首先就要认识其基因和种子，没有这样的认识，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我们是很难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的。
  长期以来，讲到中国，人们很容易认为，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农业大国，因此是一个乡土中国。但是大家疏忽了，中国自古不仅是一个农业大国，还是一个“农工大国”。传统中国是一个农工国家的概念是由费孝通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来的。他说，传统的中国并不是没有工业，只是工业太分散，每个农民多少同时是个工人。他这里讲的工业是中国传统的手工业。他认为，中国自古人多地少，仅靠农业是不足以维持乡村农民相对富足的生活的，所以必须要有手工业、副业和农业的多种经营才可以做到。因此，在和西洋现代工业势力接触之前，我们乡村中本来是有相当发达的工业的。男耕女织乃当时农业经济之特点。
  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农民大多数都是手艺人，因而形成了中国手艺人生产、商人经商的局面。到了汉代，乡村手工业已有相当发展，至南北朝时，工商业更盛。也正因为如此，远在秦汉时期，中国的丝绸就一直销售到了古罗马，至今，伊朗还称中国人为“秦人”，这是当年丝绸之路上贸易活动遗留下来的见证。这可以说那是当时人类最远距离的贸易活动。到唐代的中国，据《旧唐书》卷一二三《列传》记载，当时：“今舟车既通，商贾往来，百货杂集，航海梯山，圣神辉光，渐近贞观、永徽之盛。”也就是那时，在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主导下，通过水路运输展开了人类第一波全球化的远距离贸易。钱穆在他的书中写道，当时（中国）远航外洋的船甚多。唐太宗时，阎立德在江西南昌造浮海大船500艘，自东海、黄海直上高句丽，同时还有远至红海的商船。法籍伊朗学者阿里·玛扎海里在《丝绸之路——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一书中写道，19世纪欧洲工业产品席卷全球之前，中国的物质产品一直是世界最优良的商品，当时在海上和陆地上的丝绸之路中，商人们贩运的不仅有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还有铁器、铜器、漆器等，其中包括铜镜、铁锅、火钳都从中国购买过来。可以说，从秦汉到明清，中国的物质文化影响了整个旧大陆。即使到了15世纪地理大发现以后，欧洲的商人也主要是以中国的物质产品的贩运为主。也就是自那以后，中国的物质产品才真正的被全球化了，不仅深入了欧洲市场，还被欧洲人运送到美洲和大洋洲市场。也正因为如此，美国学者罗伯特·芬雷认为，从汉代一直到19世纪初，中国都是世界经济的引擎。中国制产品具有公认的优越地位。人类物质文化首度步向全球化，也是在中国的主导下展开。
  也正因为如此，古代的中国乡村，与其他国家同时期的乡村相比较，是属于相对富足的乡村。但工业革命以后，动力的改变，产生了都市，集中了劳工，把工业和农业的地缘拆散，工业脱离了乡村独立了起来。“都会兴起把乡村里一项重要的收入夺走了”。为此，费孝通看到：“都市兴起虽没有直接打击农业，但从手工业桥梁上，这打击终于降到农业本身。”而由此，中国由一个出口大国变成了一个进口大国，机器代替手工造成了20世纪中国乡村的贫困、中国乡村的衰败。
  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农工”的文化基因，在历史上曾经让中国成为一个相对富足的农工大国，但在近代也是因为这种“农工中国”的基因让其成为一个相对落后的农工大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个“工”是手工的工，在传统社会这是一个发达的技术手段，但当人类社会进入工业革命以后，这就成为一个落后的技术手段了。正是因为技术手段的落后，一百余年前中国沦为了贫穷落后的国家。
  费孝通一生提倡的“志在富民”，其目标就是帮助农民找出路，其实也就是在帮助中国的发展寻找出路。他当时开的药方是，让工业下乡，而不是农民进城。因为进了城的农民就不再是农民，农民没了，乡村也就没了，中国的文化特色也就没有了。所以，他希望在乡村发展工业，让农民不离乡土就能过上富裕的生活。当然，他也知道，在城市集中化生产的背景中，仅仅保持乡村手工业是很困难的，所以，他曾提出，“要改变乡土工业的技术，最重要的是乡村电气化”，因此，“必须有计划地把现代技术、组织、精神输入乡村”。他的这些观点，是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来的，在当时来说，是超前了，只是当时人类社会的发展还达不到他的理想。
  笔者认为，在人类社会高速发展进入网络社会、3D打印、智能化生产和高铁密布的当今时代，我们有可能在乡村实现费孝通的这一理想。也就是在高科技的基础上，在乡村恢复手工艺生产，发展文化产业和生态农业，使农民即使留在本乡本土，也可以通过多种经营来发展经济，过上富足的生活。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理解古代中国农工并重的基因非常重要，因为一百多年以前中国走向落后，就是这一基因，而今后中国的再次崛起还有可能还是因为这一基因。因此，文化是有生命的，这个生命的密码就是它的种子和基因，而这一种子和基因对其未来的发展将起关键的作用。
  四、生态文明与手工艺的关系
  任何一个文明形态的转型都与其技术手段的改变有着密切的关系。工业文明之所以会代替农业文明，就在于其机器代替手工的技术模式。当人类进入生态文明以后，智能化生产手段将有可能代替机器，同时还有可能在此基础上，手工将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成为生态文明中重要的生产手段之一。之所以会如此，有如下因素：
  （一）高感情与高技术的平衡
  在高度智能化的社会，人类发展的速度不是太慢，而是太快。在这样的高科技背景中，人类需要一种能让心灵安静下来，同时既有温情脉脉，又有个性及劳动乐趣的、慢速度的高感情生产方式，去与高速度的缺乏人情味的科学技术制衡。在此，手工代表的就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方式，还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的选择。
  （二）重新赋予物的文化意义
  工业文明时期，批量化的大生产使得人造物中的“用”和“人格”及“文化意义”之间发生了分离，造成了全世界使用的都是标准化、一体化的工业产品。全世界统一的方盒子式的建筑，统一式样的家具，大批量生产的廉价的一次性，用了就扔的纸杯、塑料袋、碗筷，等等，不仅造就了全世界所有城市具有统一的人文景观的场景，还由此产生了一个浪费物品、垃圾成堆的具有浪费特点的生活方式。手工艺的复兴不仅能让人通过手工劳动重新将自己塑造成新一代心灵手巧的人，还可以重新赋予物的人格化、个性化。这种富有人格化的私人定制的物，因为注入了制作者和定制者的情感，成为拥有者的个人象征，因此，会得到人们的珍惜。也许就因为这样，将会恢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节约资源的文化传统，缓解地球资源破坏、垃圾污染的状况，由此也会产生出更环保、更节约资源的生产方式和价值理念。
  （三）通过手工劳动塑造人自身
  当智能化生产体系出现后，人的劳动机会开始减少，如果说工业化时代，机器代替的是人的体力，而超工业化时代的智能化工具代替的却是人的脑力，若是那样人应该做什么？是劳动创造了人，正如马克思说的，“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因此，“只有劳动才是人类传递与控制存在于他们和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的方式”。然而，更加重要的事实是，一切劳动和工作都涉及体力活动及思想和别的精神活动，因此，如果人丧失了劳动的机会，人就会退化和堕落，也会丧失人的生活目标和乐趣，因为“所有人类生产能力的这种发展都既是一个自我创造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肯定的过程”，是劳动“使个体的生命活动成为意愿和自我意识的对象”。手工艺如能返回我们的生活场景，人们在恢复手艺人身份的同时，也重新找到了自己在生活中的定位和价值。更重要的是，手工艺品不仅有功利价值，还包含有审美意义的表达，正如马克思认为：“人类创造的对象无不具有功利性，即便如此，也不应该忘记很多对象是人类审美情趣的表达。”前者是人的生理和生存的需求，后者却是特定的社会的文化和情感需求。
（四）通过手艺完善人格
  费孝通在论述手工业生产价值的时候写道，“在手工业里不但人和工具有着伙伴精神，而且人对于生产过程具有一种表演的态度”，正因为如此，“一个工匠对于他的出品有期待，有满足。他可以在出品上刻着自己的名字。出品的毁誉是自己的荣辱”。所谓的工匠精神也是由此而来，因为其必须直接为产品负责，“这和一个现代工厂里的工人的心理很有差别”。因此“这种经济活动中不但不摧残人性，而且完整了人格”。但当费孝通论述工业文明的价值时，他又写道：“在表面上看来，那摩天高楼，那如梳的烟囱象征了现代文明的发达，但是从人和人的关系上看去，人类碰到了社会生活解体的危机。人是不能单独生活的，在单独生活中人会失去生活的意义。”正应为如此，工业化生产不仅肢解了人自身的完整性，也肢解了家庭和邻里之间关系的完整性。对于每个人来讲，生产活动成了达到另一目的的手段，对于手段本身缺乏了热忱和兴趣。于是为了生产目的去配合机器和人的活动，“机器不再是工具而是利用人力的主人，人才是机器的工具”。也因此，费孝通先生认为，手工艺生产的价值在于：“它配合于家庭，邻里等关系之中，它又配合在其的生产活动之中，使它成为支持完整生活的力量，而不是破坏其生活活动的力量。”而在生态文明中，如果我们能恢复手工生产方式，我们就能解决工业文明给我们带来的许多弊病。因此，笔者认为，手工艺+3D打印+电脑+私人定制，也许是未来造物生产的核心技术之一，当年人类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是由于生产技术的改变，即机器代替手工；而由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也同样是由于生产技术的改变，即由手工+智能化生产代替机器生产。
  （五）手工艺复兴的可能性
  这样的思考让我们看到，在未来的高科技发展的背景下，完全有可能会出现一场新的手工艺复兴的浪潮。如果是这样，中国强大的手工业基因就能发挥极大的作用。不仅是这样，由于工业革命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其手工业劳动基本退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在中国，由于国家计划经济时期通过工艺美术产品换取外汇的方式，传统手工业一直保存得相对完好，因此，手工业的复兴基础很好，而且目前已有此趋势。笔者长期通过田野考察中国手工艺的复兴现象。在考察中笔者看到，远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旅游和仿古市场的需要，许多地方都在零星地复兴手工艺作坊，在全国不同的城市和乡村，形成一个个手工艺的集散地。在笔者近期的所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课题“社会转型与传统工艺美术的发展研究”的研究中，笔者组织了12个考察小组。考察中我们看到，在景德镇有12万人从事陶瓷生产工作，大部分是手工艺人；在宜兴有近万家做紫砂壶的工匠，大多数也是手工艺人；在莆田有近20万从事红木家具的生产者，也大多数是手工+电脑的工匠；在江苏镇湖有7000绣娘，等等。在云南，鹤庆新华村的农民们由于向藏族同胞学习了制作银器的手工技术，开始通过这一技艺的运用，向云南及周边少数民族地区提供首饰佩饰、生活日用器皿、宗教用器、旅游银饰纪念品，并与文人雅士的设计审美品位相结合，成功地进入生活逐步富裕的城市中产阶级消费市场，为他们提供融设计、工艺、生活陈设美学于一体的茶器、香具、花器等各类生活雅事用器。这些手工艺生产活动，有效地实现了以手工艺生产使乡村脱贫的发展道路。以上的现象告诉我们，手工艺的复兴不仅可行，而且也正在不同的地域行动。
  五、乡土社会复兴的可能性
  如果手工艺能重新在乡村复兴，乡村就会有一个新的发展前途，这个前途就是让农民返回乡村，让知识和资本返回乡村，让其重新成为农民们生于斯逝于斯的家园故土，而不是把乡村建设成城市与城市之间的驿站，仅仅让其成为城市人旅游和休闲的地方。
  笔者认为，振兴乡村的目标首先要搞清楚我们为谁振兴？谁将居住在乡村？一定要认识到乡村的合法性在于它有我们祖先的血脉，有我们祖祖辈辈积累下来的文化历史和乡土知识。我们要想重新振兴乡村首先就是要让它成为农民能够回得去的家园，城市人能够叶落归根的故土。当今许多大城市的发展已经遇到了瓶颈，今后我们面临的不是城市化发展，也许将是逆城市化发展，也就是许63多农民工需要回到家乡去发展。我们一定要给他们提供这样的机会。如果乡村能够成为我们宜居的家园，能有重新发展的空间，不仅是农民可以回乡发展，也能让许多从乡村出去的退休企业家、官员、教师、学者都可以考虑叶落归根，为重返家乡发挥余热，他们带回去的将不仅是人脉关系，还有资本和知识。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直有这样的传统，今天我们如何接续这种传统、找到乡村社会复兴的多种可能性？笔者做了如下几方面的思考。
  （一）复兴乡村的诗意与知识性
  中国古代的乡村不仅因为有手工业和副业而成为相对富足的乡村，而且还是充满诗意和知识的故土。何能如此？钱穆先生曾说：“中国诗和散文则多半取材于乡村与自然界，为一种农业文化之代表。都市与人刺激，田园给人宁澹，这是很自然的趋势。”因此，古代的乡村是一个充满着诗意的地方，不仅如此，古代的中国通过科举制度“把传统文化种子始终保留在全国各地的农村”，几乎使无一农村无读书声，无一地方无历史上的名人古迹。“农村永远为中国文化之酦酵地”，也就是所谓传统的耕读生活，就连牧童的牛角上也挂着书，孩子边放牛还在边读书，因为即使是乡村的牧童通过读书也有可能取得功名，而入朝为官。也因此，钱穆在他的书中写道，“中国官吏，几乎全都由乡村学者出身”，“那辈读书人大体上全都拔起于农村”。许多为官为商的人离开乡村只是为了干一番事业，功成名就后还要荣归故里，还要叶落归根。正如钱穆先生所说的：“那些人由农村转到政府，再由政府退归农村。历代的著名人物，在政治上成就了他们惊天动地的一番事业之后，往往平平澹澹退归乡村去，选择一个山明水秀良田美树的境地，卜宅终老。”其实他们回到乡村并不仅是“卜宅终老”，还形成乡村的士绅阶层，为乡村提供教育、人脉关系、资金注入等方面的资源。由此我们可见，古代的乡村由于有手工业和副业辅助农业，所以相对富足，又有各种人才荣归故里的传统，因此，乡土中浸润着有知识、有文化，还有与上级政府沟通的各种渠道及人脉关系。如果今天我们还能恢复这一传统，中国的乡土复兴就完全有机会。
  （二）新的工业下乡
  在这样的过程中，笔者认为，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手工业下乡，文化产业下乡，解决农民们回乡以后能过上亦工亦农的生活。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可是传统的工业却并不集中在都市里，而分散在无数的乡村里，所以是乡土工业。各地依它的土产加工制造成消费品，日积月累，各种工业都有著名的地域。”如果中国不同的地域能生产出不同的地方特色的手工艺产品，建立起不同的人文景观，就会形成丰富的人文资源，产生出不同特色的手工艺产品和文化产业，并以此成为中国未来文化发展的基础和新的经济增长点，能吸引更多的人回到乡村，我们就不仅能让乡村富起来，还可以让其亮起来，文艺起来，知识起来。远在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就提出了工业下乡的设想。但他认为，“要改变乡土工业的技术，最重要的是乡村电气化”，“电话和航邮又使经营上的往来减少了密集的需要。这种种技术上的进步，使分散工业不成为幻想了”。但尽管如此，电气化时代还是很难做到分散化的工业发展。而今天，我们能做到乡村网络化、智能化、新能源化、高铁化，就能做到乡村的手工业化和文化产业化，将生态农业与手工业、文化产业合为一体，也许就是未来农村的发展方向，也是中国乡土复兴的基础。
  （三）乡村复兴逆城市化发展的趋势
  未来生态社会的社会结构，将会由工业文明时期的规模化、集中化、一体化走向扁平化、网络化、分散化，后者正是传统的农业社会的小农经济结构的特点。中国几千年的家庭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特点，在今天也许有重新得到生根发芽的可能性。二百多年的工业文明给世界带来的是城市化的高度发展，但生态文明的发展将会促使逆城市化时代的到来。这一时代的到来，首先是科学技术的改变，然后是工业的区位以及工业组织的结构和财富分配方式的改变。这所有的改变都指向分散化社会结构、乡土复兴，以及逆城市化的新发展。而且这一发展与第四次工业革命（信息物理系统和互联人工系统）所取代的工作岗位具有非常重要的相关性，每一次的社会转型都会面临一次劳动力的范式转移。在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时，人类社会面临过机器取代劳动力的现象，而即将来临的生态文明所涉及的面将会更加广泛。目前正在出现的互联网+智能系统，不仅取代了体力者，而且取代了中产阶级工作者，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和获得高额收入的上层中产阶级工作者。这与过去发生的转移范式有着巨大的不同，在当下的工业革命中，服务行业的远程工作者正逐渐被自动化技术所取代。因此，今后返乡工作的，不仅有农民工、退休的城市精英，也许还有到乡村来创业的各阶层人士。也许在这里会形成一个新的就业空间，推动逆城市化的乡村社会的复兴与发展。
  六、中国式文艺复兴与生活革命
  每一次人类社会的技术革命必然会引起一场“文艺复兴”运动，所谓的“文艺复兴”就是人类回到出发的原点去重新讨论人类的存在价值。最大的、最有影响力的一次“文化复兴”，就是发生于14至17世纪的、欧洲的西方式文艺复兴。是资本主义的萌芽促使了这场文艺复兴的出现，从而也促进了工业文明的诞生。欧洲的文艺复兴缘起于对轴心时代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兴趣和研究，那是城邦文明所产生的商贸文化。这一文明的追溯，导致了一场工业文明的产生。而今天，当人类社会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是否有可能再次回到轴心时代或民间社会，挖掘其中的遗产资源，以产生新的适合于生态文明的价值体系？轴心时代不仅有古希腊文明，还有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等其他文明。当时的中华文明主要是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的思想，那是产生于农业文明的智慧，里面的“天人合一”“天地人和”等方面的思想也许就是未来生态社会所需要的某种价值观。另外，至今还遗存在中国民间的类似二十四节气等农业知识都是可以再挖掘的珍贵资源。当然还有许多传统的文化价值观，也都是可以重新思考和发掘的。
  而且，目前在国家主导和民间自发的双重力量的推动下，中国正在发生一场传统文化复兴的热潮。在这一热潮的促进下中国正在出现一股强劲的手工艺复兴态势，这样的一些复兴的态势是否是一场中国式的文艺复兴？早在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就说过：“在欧洲曾有过一次文艺复兴，为这现代文化开了一扇大门，我不敢否认世界文化史中可能再有一次文艺复兴。这一次文艺复兴也许将以人事科学为主题，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传统可能成为复兴的底子。”他这里讲到的以人事科学为主题，也就是以传统文化为主题的中国式文艺复兴，笔者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有了如此的现象。中国的手工艺复兴就是中国式文艺复兴的表现之一。它的复兴是与中国民间所出现的中式时尚有着密切的关联。这种中式时尚所带来的是一场生活革命，这场生活革命就是中国人正在以传统文化建立自己新的生活样态，走出一条中国人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如果说，历史上发生在欧洲的文艺复兴是以对人的自觉，也就是对人的理性的认识为基准的，那么其文艺复兴主要是表现在文学和艺术上的。而今天出现在中国的文艺复兴则是以文化自觉，也就是对人类文化的理性的认识为基准的。所以其主要是表现在生活革命，以传统文化为生活时尚的趋势上。之所以手工艺能得以复兴，其主要的原因就在于手工艺不仅是一种生产方式，是一种为生活服务的实用艺术，其还是一系列饱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价值，这一审美价值的凸显，就是母体文化的凸显，也就是文艺复兴的具体表现。
  七、传统文化与高科技结合的新农村建设道路
  前面我们谈到了第四次工业革命，也谈到了传统文化的复兴，这两个现象合在一起就是生态文明的发展模式，那就是传统+高科技+乡村复兴。这63种模式就是当年费孝通先生理想的乡村发展模式。他曾说：“中国是条大船，正在走一条现代化的路，不是学外国，而要自己找出来。”笔者觉得这样的道路不再是跟在西方人后面走出来的，而是根据中国自己的文化基因和遗传因子发展出来的，是一条适合中国人的，并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
  笔者认为这条道路的发展，首先是通过网络的覆盖、智能系统和新能源的利用，让高科技下乡，让资本下乡，让知识下乡，让人才下乡。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手工业、文化产业、旅游业和生态农业。同时通过高铁与高速公路以及机场的建设，打通国家发展的动脉，加强乡村与乡村之间、乡村与城市之间的物流和人流的便利，让大家感到乡村不再遥远；再加上互联网的覆盖，让大家感到乡村不再边缘和闭塞。由此，广大的乡村不仅不是拉中国现代化后腿的累赘，反而可以使中国具有非常强势的后发优势。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中国式文艺复兴就是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高科技结合，与新的中式生活样态结合。正如梁漱溟先生说的，乡村建设的最终目标“就是要从旧文化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所以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或可云一种建国运动”。这样的目标可谓是大目标，他认为，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可以从日常生活开始。也就是从“一个社会过日子的方法”开始。在梁漱溟看来，人类的文化就是在“过日子的方法”中形成的。只有通过更新中国人过日子的方法，才能从“旧文化转变出一个新文化来”，也就是要“以乡村为根，以老道理为根，另开创出一个新文化来”。传统文化和手工艺的复兴，就是中国传统过日子的方法的复兴，这些现象表面上看起来是复古，但实际上是从复古中建立起一个新的时代，一个新的文化形态，甚至是社会形态。其可以生发出一套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生态发展观、生态生活观、生态生产方式，最重要的是一套生态价值观贡献给社会。
  八、从乡村振“兴”到乡村振“新”
  综上所述，让我们看到的是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脚步总是比头脑和观念走得更快，也就是说我们的许多观念和思考还是停留在原有的社会形态中，但我们的脚步和身子却开始进入了另一个时代。未来已经来到我们的身边，我们却没有真正意识到，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意识，我们就不能真正掌握社会转型的主动权。每一次社会转型都既是机遇也是危机和挑战，而且都会面临一次劳动力的转移，这次也不例外。
  西方的学者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美国学者凯文·拉古兰德和詹姆斯·J.休斯对面临第四次工业文明带来的社会转型的劳动力转移问题时，提出：“我们如何避免这次工业革命像历次工业革命那样带来大规模的失业、贫困、混乱甚至暴力？”他们认为，其“带来的最大冲击将集中发生在韩国、中国、美国、日本和德国”，这都是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书中还提到，有公司预测：“到2025年，软件、机器人与智能机器会取代美国三分之一的工作岗位。”在今天的欧洲我们也已看到，他们“正在经济压力、难民潮、广泛的失业和不断增加的收入差距中蹒跚前行”。其实不仅是欧洲，许多的国家都在面临这一挑战，中国的乡村振兴一定要把未来我们将面临的这些问题提前思考进去。因此，乡村振“兴”也可以理解成为乡村振“新”，一方面要复兴传统，另一方面一定要有新的思考和新的思路。只有这样，当社会转型带来劳动力转移时，我们才可以轻松应对，让中国的乡村成为新的就业空间，同时还能促使从乡土中国迈向生态中国的目标得以实现，将中国的未来发展的主动权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另外，还要关注到全球化以后世界格局的重整，也将会影响到中国文化经济的发展。工业文明与狩猎采集文明和农业文明时期的人类的最大不同，在于与大量的陌生人合作的技术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同时，实行了分工合作制，使每个人都成为从事某个专业工作的人员，通过分工合作使社会成为一个相互依赖的有机体。未来的社会这种合作与分工会更加快速地扩大和深化。以往的分工与合作，主要是人才的专业化。未来，随着世界网络的互联、跨国公司的出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开始实行分工合作，并在世界经济中的分工中占据不同的生态位，这样的趋势将会让整个世界成为一个分工合作的新的有机体。将来，人类命运共同体将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事实。未来国与国的关系将会成为一个互相依存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目前是这种大融合的前期，各种摩擦、各种纷争层出不穷，但这是暂时的，走向合作将会成为一种长期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中，每个国家一定要清楚自己的优势，以找准自己在世界生态系统中所占据的位置。因此，认识中国文化的基因，以及中国文化的历史定位非常重要。同时一定要站在一个战略的高度，把乡村振兴作为一个基本国策来整体思考，以此作为中国未来发展的优势，用具有未来性和全球性的、新的眼光和新的思考对待这一问题。
  结论：从乡村振兴看中国未来发展的优势
  结合乡村振兴的研究，笔者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优势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拥有众多可以复兴的乡村，这是我们珍贵的财富，一定要好好思考后再利用，不能把其变成新一轮的房地产开发，或单一的旅游经济，而是要将其变成拉动中国新经济和新文化发展的引擎。
  第二，传统手工业的文化基因正在重新起作用。许多地区已经复兴了服务于生活的手工业经济。在这基础上，我们完全有可能让手工技艺与3D打印、电脑和网络结合，开启一个生态文明时代的新的生产方式，让中国成为世界高科技+手工的私人定制，以及小批量多品种的艺术化日用产品的中心。手工业产品不一定都是奢侈品，但最昂贵的奢侈品一定是加入了手工成分的。如果中国能成为世界奢侈品的生产中心，成为时尚产业的中心，中国的文化就走出去了，中国的经济也就发展了。
  第三，近年来，中国的高铁、高速公路、机场建设发展迅速，加速了城市与城市之间、乡村与乡村之间往来的便捷性，这是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一大优势。交通是一个国家的动脉，交通发达是经济快速发展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中国唐代的经济起飞，就在于其在隋代的基础上开凿完成了大运河工程，使中国南来北往的水陆交通得以通畅，在长江、黄河及大运河两岸出现了许多的手工业城市及手工业生产集散地，不仅推动了内陆的经济发展，而且加速了与东亚、东南亚以及伊斯兰世界的贸易往来，让中国成为当时的最大出口贸易国，也使当时的首都长安成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国际大都市。今天的中国也一样，如果我们能通过网络覆盖，使智能系统、新能源、高铁、高速公路下乡，通过便利的网络销售、便捷的物流运输，就能发展分散式的乡村生产模式，实现生态农业与手工业、旅游业、休闲业的共同发展，并以此重新振兴乡村经济，重建乡村价值，做到让乡村和城市齐头并进，共同发展，推动中国成为率先进入生态文明的国家。
  第四，中国是一个疆域广袤、历史悠久的文明国家，不同地方和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构成了丰富的文化资源以及多元化的生态智慧和文化传统。我们需要利用这些资源、智慧和传统，塑造一种新的生活样态，通过中国式文艺复兴所带动的生活革命，去努力实践一种高生态、高品质的“低碳生活方式”，并以此推动中国文化政治经济的发展，创造一种生态文明价值观影响世界。
  如果我们能发挥这些优势，就能找到中国在当今世界的定位，争取与其他国家一起，取长补短，共同推动社会进步，而不是由其他发达国家设定一个模式，我们被动地跟在后面走，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主动发展，为世界的共同进步做出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