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策略] 邓正阳：中国乡村振兴研究观察：现状与前瞻

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是党和政府立足于新时代世情、国情和农情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是全面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战略工程，是新时代我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极大地推动了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热潮。一些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等专业智库相继在包括教育部直属“双一流”高校在内的众多高等院校成立，各类乡村振兴学术论坛和学术会议接连在不同城市召开，一批乡村振兴为研究主题的科研项目先后获得立项，一系列乡村振兴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文献检索发现，当前学界主要是基于特定学科专业视角的学理探讨和政策分析，而依托既有文献对乡村振兴的研究状况进行整体性把握、全景式呈现和结构性表达的研究则尚付阙如。事实上，基于文献梳理考察对已有研究进行合理检视和评估可以为后续学术研究的推进提供坚实的基础，对于相关领域的知识生产和理论创新亦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基于此，笔者基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和南京大学《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中乡村振兴研究的文献资料进行梳理分析，系统考察研究了当前我国乡村振兴研究的重点研究机构、核心研究群体以及主要研究议题的分布状况，对乡村振兴研究的学术影响力予以描述，并在总结与反思的基础上探讨未来的研究趋向和发展空间。

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检索发现，“乡村振兴”的提法最早出现于2015年中国社会治理研究会在武汉主办的首届“中国社会治理50人论坛”。该次论坛围绕“社会治理创新”的主题设置了四个分论坛，而其中首个分论坛的主题便是“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2016年出现了两篇以乡村振兴为主题的研究文献，分别是《振兴乡村的探索及其启示》和《日本乡村振兴中价值观层面的突破：以能登里山里海地区为例》。但有趣的是，这两篇较早涉足乡村振兴研究的文献作者并不是来自于政治、经济、社会等社会科学领域，而是分别出自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与时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住宅和城乡建设部”，且均发表于“建筑科学与工程”类的理工科刊物上。总体来看，乡村振兴的话语表述在此阶段虽被一些研究者使用，但在使用方式上表现出明显的笼括性特征，概念内涵及其内在关系未被做出明确的规定性界定和学理性阐释，大体上与“乡村复兴”“乡村建设”等词义内涵相似，并与其交互使用。2017年党的十九大召开，正式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明确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目标。为对这一国家战略作出回应并提供智力支持，学界关于乡村振兴研究的文献数量开始逐渐增多。

表1《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收录的“乡村振兴”研究文献的类型分布（1）（单位：篇）

从表1来看，当前乡村振兴的文献主要是各种报刊文章，占乡村振兴文章数量的55%以上，主要分布于《农民日报》《中华合作时报》《浙江日报》和《金融时报》等报刊上面，内容多为政策解读和评论，及对地方创新探索和实践经验的总结。期刊论文也是重要的呈现载体，从全文精准检索来看，乡村振兴研究的期刊论文约占总文献量的30%，内容涵盖了行业指导、基础研究、政策研究、工程技术、经济信息等领域。学术会议是促进学术争鸣和学术发展的重要平台，随着乡村振兴学术会议的召开，相关会议论文不断显现。从单位维度来看，政府部门及学术科研机构是乡村振兴学术会议的主要组织者。同时乡村振兴还日益成为我国硕博士生学位论文的重要选题，这为乡村振兴研究注入了不可忽视的新鲜血液和活力源泉。

上述梳理表明，当前乡村振兴研究是多类型、多视角和多层次的。但是“从文献的时效性、规范性、理论性等方面综合考虑，学术文章能兼顾上述特征”。故而本文在全面展现当前乡村振兴研究全貌的基础上，以学术论文为主要观察窗口，重点考察该领域的主要研究力量和研究议题。

研究者是学术研究的主体，是知识供给、理论创新和影响政策发展的关键力量。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尽管人们对评价研究者的学术影响力持有众说纷纭的观点，但文献发表量和被引量无疑是体现研究者在某个领域研究水平和学术影响的基本依据，具有较高发文量和被引率的研究者一般为该领域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力的核心群体。

笔者基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收录的相关文献，分别选取乡村振兴研究发文量和被引量排名前30位的研究者，系统考察了该研究领域的核心研究群体状况。笔者所选取文献的检索词均使用“乡村振兴”“农村研究”“乡村研究”及其他邻近主题的文献未被纳入分析范围，以此确保研究精准性。通过文献考察发现，乡村振兴发文量和被引量靠前的学者主要分布于政府系统、高等院校系统、政府下属政策研究机构、科学院系统及党校系统。其中高校在作者高发文量和被引量单位数上均排第一。从发文量来看，来自政府系统的作者数量排在第二位，略胜于来自科学院系统的研究人员数量；但从被引量来看，来自科学院系统的作者数量则反超前者。或许就研究理论而言，政府系统的研究人员更偏向政策型研究范式，科学院系统的研究人员则偏向学理型研究范式。论文引用者通常又以学术研究人员为主要群体，故而以学理性研究为鲜明特色的科学院系统的研究论文获得更多引用。有12名作者同时进入发文量和被引量排名前30的名单，成为高发文量和高被引量兼备的“双高型”作者，他们是长期专注于我国农村研究的知名专家。例如，陈锡文、韩长赋、韩俊、张红宇等既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农业农村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等部门的政府官员，是政策的规划者和改革者，又是长期从事农村研究的著名学者。这种“学者型官员”的身份使他们的研究成果具有政策面向的宏观把握与理论面向的学术阐述相交融的风格，从而具有较高学术影响力。高校领域的“双高型”学者主要分布于重点高校的农村研究机构。例如，郑风田和周立教授均是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专家；黄祖辉教授为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王亚华教授为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贺雪峰现为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以他为代表的华中乡土学派长期扎根于我国基层治理和乡村发展研究，在乡村治理研究领域具有影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的叶兴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国祥研究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郭晓鸣研究员等著名农村问题研究者则分别代表了政府政策研究机构和科学院系统的研究力量。

大多数学者都有其所属的研究机构，如果说单个学者的发文量和被引量反映的是其个体实力，那么机构发文量和被引量则体现了该机构所有学者，甚至是该机构整个学科的实力状况。而通常“核心期刊一般通俗的描述为每一学科发文量大、品质高、最能代表研究水平和趋势，被读者重视和认可的那部分期刊”。而CSSCI期刊作为当前学界普遍公认的核心来源期刊，总体上体现着较高的学术水准和质量。因此，笔者对CSSCI期刊相关主题的研究进行了统计研究，发现在CSSCI论文发文量和被引量排序前30位的机构当中，高校分别占了21位和19位，比例达到了70%和63%。高校无论是从发文数量还是发文质量来看，都是乡村振兴研究的主力军和中坚力量。从地域分布情况来看，在CSSCI论文高发文量高校中，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比例大约为6∶3∶1，东部地区高校占到六成之多，中部和西部地区高校则只占了余下四成。从乡村振兴CSSCI论文高被引单位排名来看，东部地区的高校所占比例则达到70%多。这反映出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高校在乡村振兴领域的学术研究实力和影响力的差异。我国高等教育力量在东、中、西部地区发展还不平衡，西部“双一流”等重点高校偏少，一定程度影响了西部地区高校在乡村振兴领域的研究力度。在CSSCI论文发文量和被引量排序前30位的机构当中，北京地区的高校分别占到了5所和6所，居于首位，其中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同时位列CSSCI论文高发文量和高被引量排名前30表单。可以发现，乡村振兴CSSCI论文高发文量和高被引量的高校主要是“双一流”高校。当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等享有盛名的“国字号”和部属研究机构，及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重要单位也是我国乡村振兴研究的中坚力量。

乡村振兴作为一个宏观战略规划，具有鲜明的系统性、综合性特征，内容覆盖多方面目标，立基于这种多样性政策目标与实践形态上的研究自然涉及十分丰富的具体领域。为便于全景式呈现当前乡村振兴研究全貌，笔者主要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板块分别考察乡村振兴研究的内容。

政治视角的研究是乡村振兴研究的一个重要维度。乡村振兴的政治性具体表现为战略性、历史性和价值性。从战略性来讲，乡村振兴是党和政府对当前“三农”发展新形势新目标新任务的重大判断、重大决策，是新时代中央“三农”思想的集中体现，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从历史性来看，长期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农民为支持工业化和城市化优先发展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形成了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三农”问题成为当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部分。从价值性来说，如今我国综合国力极大增强，拥有充分的物质条件和技术条件支持“三农”发展，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必须依靠广大农民这一战略主体，必须坚持以广大农民为中心，紧紧依靠和为了广大农民。有研究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需要，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现实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奋斗目标的需要，乡村振兴战略的根本出发点就是要使农业农村现代化跟上国家现代化的步伐。这些研究从历史方位、时代背景、党的战略、发展使命、价值导向等方面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内涵、性质、功能做出了深刻阐释，凸显出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价值。2018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必须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乡村治理成为了乡村振兴的热点领域和关键内容。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这类研究所涉及的关键词主要为乡村治理、乡村治理体系、农村基层组织、基层民主、农村社区、乡村干部、村民委员会、村党支部、村委会选举、基层政权、乡镇政府等。例如，有文献从国家治理的视角对传统乡土社会时期的县政村治、集体化时期的国家全面控制、改革时期的乡政村治、城乡统筹时期国家治理的演变和回归等乡村治理形态与制度秩序演变的经验进行了系统回顾与思考；有文献从自治、德治、法治的角度对乡村治理方式的不同选择与治理类型，及乡村善治的路径和方法进行了理论探讨；有文献从治理体系与能力的角度认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要实现上下维度乡镇政府职能重心位移；左右维度乡镇政府职能关系重构；前后维度乡镇政府职能方式转型；有文献从政府、市场和农民关系的视角认为，现有权力格局下村庄面临着国家、市场和村民组织三重发育不足的问题，解决乡村振兴需要解决在村庄层面国家的弱化、市场的单一和农民缺少参与的问题。可见上述这些研究对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乡村治理问题进行了丰富的分析。

根据CNKI统计显示，在乡村振兴研究的学科分布中，农业经济占比63%以上，宏观经济管理与可持续发展、贸易经济两类占比4%以上。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必须顺应新形势新要求，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开创农业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以乡村振兴为主题，对实现由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转变进行了全面阐述。乡村振兴研究的强政策关联性和现实回应性无疑使农村经济成为这一研究中最受关注的热点领域。我们对乡村振兴研究前50篇高下载和高引用论文的文献来源进行考察后发现，在众多类别的期刊当中，这些文章主要发表于《农林经济管理学报》《经济与管理》《改革》《中国农村经济》《农村经济》《农业经济与管理》《南方经济》《农业经济问题》《中国国情国力》和《中国经济报告》等经济类刊物及农林类大学学报上。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乡村振兴经济领域研究的火热状况。进一步考察研究的主题分布，经济维度的主题主要包括精准扶贫、农业经营主体、城乡融合、农村集体产权制度、贫困户、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合作社、产业融合、农村电商、农村金融、休闲农业、特色小镇、农产品和城镇化等。这些内容涉及当前我国全面深化农村综合改革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各方面，是近年来中央“一号文件”关注的重点议题。例如精准扶贫既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前提条件，也是其基本内容。深化农村土地制度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盘活农村集体资源，保障农民财产权益，激发农村集体经济活力的重点任务，是实现农村全面小康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培育新时代农民和专业合作社等农业经营主体，大力促进农村三产融合和城乡要素流动，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和休闲观光农业，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农村金融体系，推动特色小镇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等则从经济维度探讨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主体、动力来源和方法举措。这些研究积极回应了当前乡村振兴实践中的经济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性。继续对我国乡村振兴中的乡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乡村经济振兴内生动力、乡村产业发展服务体系等基础性和长期性的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在未来学术发展当中仍会具有重要现实价值。

乡村社会涵摄范围极为广泛，它既难以脱离于乡村政治而独立存在，又与乡村经济产生着难以剥离的关系。但作为一个研究视角，乡村振兴研究的社会维度起码有两点不同：一是与经济面向的研究不同，社会维度的研究更加关注乡村振兴的社会面域，强调乡村振兴的社会效益而非经济取向。二是与政治向度的研究不同，社会维度的研究更加关注乡村振兴场域中非政府主体、非官方资源和非正式制度等乡村社会自生要素的作用。就前一层面而言，乡村振兴的首要问题便在于认识乡村。一些学者从社会维度对长期以来学界关于乡村的认识进行了理论反思，认为在近百年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不断衰败与人们简单地将“乡村”与“农业”、“乡村发展”与“农业发展”相提并论，鲜有将乡村视为社会概念来理解的认识传统紧密相关。他们认为，“乡村”既非行政概念，也非经济和空间概念，而是社会概念，“如果不能着力于社会建设来推进乡村振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极有可能沦为一场地方政府推动的经济发展行为，从而衍生更多的社会问题”，强调“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必须始终注重‘社会’这个主体，凸显‘社会建设’这一主题，把‘社会主义’贯穿于乡村振兴全过程”。该视角下的研究显然更关注乡村振兴中的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等议题，对乡村社会形态、乡村社会结构、乡村社会治理等乡村振兴的社会基础尤为重视。若就中国乡村建设中长期存在的“重经济，轻社会”和“强发展，弱治理”的政策导向与治理困局而言，此认识对乡村振兴实践确有独特价值。社会维度研究的另一侧面则关注于乡村振兴的社会性主体、资源、方式等。如主张通过培育农村各类新型主体，支持各类人才下乡创业等方式广泛引导全社会资源和各方力量参与乡村建设，充分发挥村规民约等非正式规则在乡村治理中的教育、引导、约束和惩戒作用，构建多元共治的新型乡村治理体系等。这些研究关注乡村振兴的社会组织、社会力量、社会资本、乡规民约、习俗教化、社会参与、多元共治等议题。乡村振兴宏图必然难以依靠政府单一力量实现。而上述维度的研究既从理论层面赋予乡村振兴以社会性内涵和价值，又从具体层面对扩大振兴主体，激活振兴资源，为形成多方主体参与、多样资源耦合、多元形态共存的乡村振兴格局提出了方法和路径。我们认为乡村振兴社会维度的研究对于调和传统发展思维中过度的“经济本位论”和“政府主导论”倾向具有重要价值。

乡村振兴不仅体现为物质文明的振兴，更体现为乡村精神文明的振兴。优良的乡村文化蕴含着传统农耕文明中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承载着中华文化的血脉基因，体现着乡土文明的精神风貌，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和宝贵资源。基于CNKI和CSSCI数据库中的乡村振兴研究文献的系统考察发现，乡村文化维度的研究论文占有较多席位，涉及的主题词主要包括乡村文化、乡风文明、乡村文化建设、文化振兴、文化自信、文化传承、乡村传统、文化复兴、乡村文化产业、传统村落、乡贤文化，等等。在农村问题研究代表性学者徐勇看来，广义视角的文化包含着价值、道德、习俗、知识、娱乐，以及建筑等物化文化，狭义上的文化则主要为知识、娱乐等，但贯穿价值、道德、习俗等思想元素。乡村文化之所以重要，便在于它“为乡村生活赋予了价值和乐趣，使得人们愿意在乡村生活和劳作，形成了安于农村生活的习俗，由此创造了丰富灿烂的农业文明”，因此乡村振兴需要促进乡村文化振兴。而另一些学者则关注到长期以来存在的重经济发展而轻文化建设的乡村建设倾向所导致的消极后果，他们不无忧虑地指出：“一些地方村落共同体解体，德孝文化和诚信文化削弱，守望相助传统消失。邻里矛盾突出，干群关系紧张，乡村增加了不和谐的音符，各种矛盾的积累甚至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事实上乡村文化凋敝的现象也受到了地方政府的重视，一些地方在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着力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形成了丰富多样的经验。例如，浙江省推出了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实践样本；江西省通过推进农村移风易俗、文明村镇创建、村史馆建设、文明生态示范村、家风建设等举措形成了乡风文明建设的江西经验；山东省实施了以营造新环境、培育新农民、倡导新风尚、发展新文化、实现新发展为目标的乡风文明行动。这些经验案例既是乡风文明建设的实践创新，同时所形成的成功模式、创新举措、现实困难等内容又为理论研究者提供了生动的现实案例，促进了对乡风文明建设实践经验的研究。综上所述，当前学界关于乡村振兴文化维度的研究主要围绕乡村文化的内涵外延、乡村文化的价值功能、乡村文化振兴的方法路径、乡村文化振兴的案例经验等内容进行了丰富研究。

从CNKI文献数据库来看，我们以“乡村振兴”并含“生态宜居”进行主题检索，共得到各类期刊论文171篇，其中CSSCI论文只有12篇。这难道表明乡村生态研究不受学者关注吗？事实上，乡村生态文明历来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成为了各地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我们进行更加广泛的文献考察发现，乡村生态研究其实常被融于其他主题的研究中。从具体主题分布看，乡村振兴生态维度的研究主要涉及生态环境、生态旅游、特色乡镇、生态宜居、农村人居环境、美丽乡村、休闲农业、生态观光、田园综合体、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治理等。从中可以看出，乡村生态与乡村经济具有明显的关联性和互动性，这反映出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的变化。随着农村地区生态环境问题的凸显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需求的日益增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持续发展等生态文明理念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但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有机衔接却是个长期现实难题。一些研究从理论层面对此作出了解答，认为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不能再延续农业兼业化、农民老龄化、农村空心化的状况，而要通过促进城乡资源要素的良性互动为乡村生态建设提供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保障。另一些研究则基于当前的地方经验对此提供了实践经验。例如浙江省仙居县以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为龙头，构建了以绿色公约、绿色资产清单和绿色货币为标志的“三绿”治理机制，与国家公园产品品牌增值体系一起初步实现了生态产品的价值转化，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结合与互促。生态政治学也是乡村生态研究的重要维度，长期以来我国城乡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城镇生态环境治理越来越受到重视，而农村生态环境却被边缘化。有学者从政绩激励的视角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城镇生态环境建设所体现的政绩更为直接，因而一些地方领导更倾向于将资金投入到改善城镇生态环境，而对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则采取较为应付的态度。还有一些研究则强调了环保社会组织在乡村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当中的重要作用，并对环保类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合作治理的机制、困难及策略进行了探讨。另一些研究则从文化视角关注了传统村落文化所具有的独特文化艺术价值及其在乡村振兴当中的重要作用。基于上述梳理可见，乡村振兴的生态研究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其他维度的相关研究产生了深度融合，并由此形成了众多交叉领域和研究成果。

总体而言，国内学界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不同的政策侧面和研究视角对与其相关的诸多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进行了全方位、多维度、立体式的研究，并产出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为乡村振兴政策实践和学术研究提供了有益启发。但由于乡村振兴作为一个国家宏观政策提出来的时间较短，相关学术研究仍然需要学界继续深化和推进。

从研究方法来看，当前我国乡村振兴研究大多为政策解读式研究，对政策的阐释性、解读性、宣传性和经验性研究较多，表现为主要聚焦于中央重要会议、领导人讲话以及相关政策文件，着重于从不同维度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背景、基本内涵、发展目标以及现实意义进行规范阐释和理论解读，而较少有基于系统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的理论研究。因此，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推进，有必要聚焦于乡村振兴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进行基础性和理论性的创新研究。要将“顶天”与“立地”相结合，既要从宏观视角聚焦于中央乡村振兴战略的顶层设计智慧，又要注重从具体层面关注乡村振兴的地方实践经验。要将政策研究与理论研究相结合，乡村振兴作为中国的重大政策，为政策研究提供了生动样本，后续的乡村振兴研究要聚焦实践中的现实难题，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同时又要注重从扎实的田野调查中提炼出有时代特色、本土风格、学术深度的概念和理论体系，促进当代中国研究原创理论的建构和创新。要将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当前的研究大多为规范性研究，而基于田野调查经验和一线资料的实证性研究相较不足。今后乡村振兴研究应当注重扎根中国现实，加强系统的社会调查、数据统计、经验研究等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实现“学院式研究”与“田野式研究”的融合。最后要更加注重比较性研究。中国地域面积广，不同地区的农村情况差异性强，南方与北方、东部与西部、内陆与边疆、发达与落后地区的农村资源禀赋不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方法路径也必然丰富多样。因此中国乡村振兴研究不可忽视中国乡村的这种多样性、异质性和复杂性现实，不可将中国乡村视为一个无差别的抽象物，应当针对中国不同地区乡村情况的差异加强比较研究，探索乡村振兴战略的差异性实施方案。

从研究内容来看，研究领域仍可拓展。首先，要深化乡村振兴的理论研究。缺乏理论根基的研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势必难以延续。因此继续推进乡村振兴研究首先要从历史视野、时代视野和世界视野对乡村振兴战略做出深度的理论阐释。其次，要加强乡村振兴战略的动力机制、执行机制、考评机制、协作机制等体制机制的研究。乡村振兴作为系统性的国家战略如何在地方实践层面落地生根和开花结果？如何建构乡村振兴的动力机制，使乡村振兴可持续推进？如何对不同地区的地方政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绩效评估？如何通过体制机制建设实现政府系统内各部门间的明确分工和相互协作，确保乡村振兴整体推进？乡村振兴从战略蓝图变为实践景象需要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刻研究。还要注重对老少边穷等困难地区乡村振兴的关注。我国的乡村振兴研究不能仅关注于东部地区、平原地区、发达地区，更要关注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山区库区和移民区，这些地区往往自然条件艰苦，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劳动人口输出多，是中国广大乡村中资源最匮乏、基础最薄弱、发展最落后、贫困最集中的地区，是推进乡村振兴最困难的地方。深化乡村振兴研究需要对这些地区足够重视和关注，探寻特困地区的乡村振兴之路。最后，要拓展对海外农业农村发展经验的研究。当前对域外乡村振兴经验的研究成果较少，翻译评介国外研究成果的文献较为不足。世界很多发达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也面临过乡村衰落问题，并形成了各自的经验，乡村振兴研究要重视这些域外经验，要注重在学习借鉴域外国家乡村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探索本国的乡村振兴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