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光等：全面释放数字经济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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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建光 朱太辉 张晓晨（沈建光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京东科技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是将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要素，以数字基础设施为基石、数字政府治理为保障，创新运用数字技术，促进数据安全有序高效流转，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共同发展，最终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以数字经济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强大牵引力，打造智慧城市、提升区域协同、深化对外开放，将更好服务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近年来，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数字经济成为引领全球经济社会变革、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十四五”规划纲要也对“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进行了全面部署。发展数字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当前应深刻认识发展数字经济的重大意义，特别是要科学界定数字经济发展的内涵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合理规划发展路径、安排政策实施，针对性解决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扫清发展障碍。
  一、科学界定数字经济发展的内涵框架
  当前结合中国实际，科学界定并准确把握数字经济发展的内涵，对指导实践具有关键作用。
  我们认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是将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要素，和数字科技共同推动数据价值化的过程。具体而言，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是将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要素，以数字基础设施为基石、数字政府治理为保障，创新运用数字技术，促进数据安全有序高效流转，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共同发展，最终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以数字经济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强大牵引力，打造智慧城市、提升区域协同、深化对外开放，将更好服务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从结构框架来看，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容包含六大板块：数据流通与技术创新是两大支柱。数据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内容，是新兴生产要素，数字的交易、流转解决了数字经济发展的资源输入问题。数字科技是在信息技术革命基础上不断催生的新兴技术，解决数字经济发展的数据利用问题。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是两大核心内容。作为数据交易流转和数字技术创新交互作用的结果，数字产业化是增量改革，是围绕数据应用的数字技术创新活动实现产业化的过程；产业数字化是存量改造，是传统的一二三产业利用数据要素、数字技术赋能升级的过程。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底层支撑。数字基础设施包括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新型网络、数据、安全等新型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石，决定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步伐实不实。数字政府治理是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保障。数字政府治理是打通不同部门、不同区域、上下之间的数据壁垒，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改进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决定了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大不大。
  二、发展数字经济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需要
  未来人口红利消失、劳动力成本上升已成为确定趋势，数字科技、数据等数字化、高科技红利正在替代人口红利，成为下一阶段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和助力。紧紧把握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主动迎接拥抱互联网，推动将我国强大市场优势与互联网规模优势有机融合，探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经济发展道路，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
  第一，发展数字经济有助于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迫切需要培育发展新的增长动能，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数字技术的突破性发展，使得数据日益成为经济增长的核心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速放缓和要素成本提高的背景下，产业结构升级将更多表现为数据要素投入带来的边际效率改善。大力发展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数字经济，能够激活创新生态，大幅减少中间环节，有效对冲劳动力成本上升，提高生产效率和企业盈利水平，最终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第二，发展数字经济有助于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发展数字经济将畅通供给与需求间的信息渠道，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的高效衔接，大幅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使供给与需求之间实现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有助于畅通国内大循环体系、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同时，借助于数字技术，数字化产业链将打破传统制造业的国家边界，数字贸易使服务贸易的重要性显著提升，有助于打通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培育和形成我国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新优势，提升对外开放主动性。
  第三，发展数字经济有助于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数据要素、数字科技赋能劳动力等传统要素，通过提高生产效率、畅通要素流动，有助于提升就业质量、改善收入分配、缩小城乡差距。在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近年来新业态新模式已加速应用于教育、医疗等领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供给模式，公务服务范围明显扩大、效率显著提升；新冠疫情的爆发更加速了新技术的运用，突出体现在强化社会公共安全保障、完善医疗救治体系、健全物资保障体系、助力社会生产有序恢复等各方面。
  三、发展数字经济拥有坚实基础
  经过多年的发展与追赶，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领先者之一，在很多领域的数字化程度已经追上发达经济体，在移动支付等领域甚至实现弯道超车。根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发展进程报告（2019年）》，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5.8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6.2%，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为67.7%，这背后是中国坚实的数字经济基础。
  第一，数量众多的网民人口。《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0》显示，截至2019年底，我国移动互联网用户规模达13.19亿人，占全球网民总规模的32.17%；电子商务交易规模达34.81万亿元，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电子商务市场首位；网络支付交易额达249.88万亿元，移动支付普及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全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35.8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位。
  第二，全球领先的数字技术与基础设施。产业界积极重金布局数字科技、新基建等领域，互联网公司和传统龙头企业都在各自领域探索数字化发展前沿，5G及其相关技术、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通用数字科技不断发展创新。工信部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拥有5G基站超过70万个，占全球比重近7成，连接超过1.8亿个终端，已建成全球最大5G网络；根据《2019胡润全球独角兽榜》，中国以206家独角兽企业高居榜单第一，其中电子商务、金融科技、云计算、人工智能、共享经济等数字科技领域的企业数量排名靠前。
  第三，海量可供挖掘的各类数据。不论是日活过亿的各类电商、社交服务，还是人口集聚的大型城市所需要的本地生活服务、物流、出行，伴随着数字科技发展的是各行各业海量数据的产生和沉淀。中国拥有规模最大的单一市场和数字科技用户、最丰富的行业形态和供应链，由此生产的量级巨大的数据沉淀在数字经济的各类“富矿”中，可供挖掘。IDC预测，中国的“数据圈”从2018年至2025年将以30%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领先全球，比全球高出3%。到2025年，这一数字将增至48.6ZB，而美国预计将达到30.6ZB。
  第四，不断强化的政策支持力度。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前瞻性推进实施数字经济战略，先后出台《“互联网+”行动指导意见》《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等重大政策文件。各地也在加速落实数字经济发展相关战略部署，2018年以来广东相继出台《广东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18—2025年）》《广东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征求意见稿）》；2020年9月北京出台《北京市促进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行动纲要（2020—2022年）》；2020年底以来，上海、浙江、福建密集公布《关于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意见（2020年）》《浙江省数字经济促进条例》《浙江省数字化改革总体方案》《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福建）工作方案》等政策文件。
  四、全面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发展数字经济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为推动数字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升、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下一步还需要从顶层制度规划、强化数据利用与保护机制、完善科技创新体制、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人才引育等方面，针对性完善政策措施。
  一是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支持数字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全面深化改革，持续完善数字经济创新与应用的市场化机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以政策保障市场创新的规范与热情，以制度促进数字经济新生态建设。完善数字经济相关立法政策，制定数据交易和技术等相关规范。探索实施适合新模式、新业态和新发展要求的审慎监管方式，防范系统性风险。加强对数字经济创新发展重大事项的统筹协调，构建数字经济发展评价体系，探索数字经济统计监测方法，加强对数字经济的统计监测和评估。
  二是强化数据利用和保护，提升数据开放共享与治理水平。研究制定关于数据应用与开放共享的相关规则，减少数据壁垒和数据孤岛问题。加快推进数字交易体制机制的完善，培育数字要素市场，研究制定数据确权、开放、流通、交易、安全等各环节相关标准。持续完善包括隐私保护在内的与数据保护相关的规范制度，明确隐私保护的规范要求、实现手段、惩罚机制，实现个人隐私保护和数据要素流动的平衡。
  三是突出创新核心地位，建立开放融合的科技创新机制。充分发挥国家作为重大科技创新组织者的作用，构建科技、产业、金融、人才、知识产权等方面的政策协调与激励机制。以推动技术基础研究为起点，以强化技术应用落地为保障，科学合理遴选重大任务，加大数字科技领域布局力度，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构造前瞻性、包容性、开放性的规划引导机制，积极拥抱前沿技术，依托技术创新打通数字经济发展之路。
  四是兼顾传统基础设施改造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释放数据生产力。加快传统基建数字化改造和智慧化升级，推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与传统基建运营实景的跨界融合，打造传统基建数字化的智慧平台。加快投资新基建，降低数据合理使用成本；明确和数据相关的新基建范围，出台重点项目清单，鼓励和重视科技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数字化力量。推进数字化产业和产业数字化的共同发展，推动传统产业的线上化、数据化、智能化，实现数据要素和其他要素的融合协同。
  五是加强人才引育，建设高质量数字经济人才队伍。出台更多有利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出入境政策措施，加大对国际人才的吸引力度，不断优化人才创新创业生态，营造良好创新环境。鼓励有条件的高等院校、职业院校开设面向数字经济的新学科，努力形成多层次数字经济人才涌现的格局。推动构建适应新业态新模式特点的从业人员权益保护机制，探索建立新型灵活就业社会保障制度和从业人员技能培训体系。积极引进数字贸易发展所需的各类优秀人才，对国际型高端人才的住房、子女就学等配套服务给予保障。（来源：《清华金融评论》杂志（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