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向阳:脱离农村实际和农民需求的乡村振兴实践没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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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向阳（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2018年暑假，笔者及所在华中村治研究团队部分同仁在湖北省黄冈市团风县下辖的某普通村庄开展了为期十天的驻村调研。调研所在村庄，下辖6个村民组、193户、586人，有水田700余亩、旱地20亩、山林1500亩、荒地200亩，人均田地约1.2亩，户均不过三五亩，以水稻等传统粮食作物种植为主，属于典型的口粮农业。加之当地二、三产业发育有限，经济机会稀薄，除了少部分中青年人就近从事建筑、装修、理发、养鱼等工作外，绝大多数中青年人选择到武汉、苏州、潮州、深圳等经济发达地区务工经商，人口外流明显，在村人口以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居多，合计仅有200多人在村生活，可谓典型的中西部留守型村庄。
  党的十九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这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时代对我国农村工作的重要战略部署。那么，对中西部留守型村庄而言，庞大的在村留守人口的真实需求究竟是什么？究竟怎样的乡村振兴战略实践才是有效的？
  一、需求结构：多重属性并存，且公共品供给需求突出
  梳理留守型村庄需求结构，必须回到在村生活的具体留守群体。具体如下：
  1.高龄老人：日常照料需求
  老年人是留守型村庄在村人口的绝大多数，70岁以下的低龄老人一般生活尚可自理，更是老人农业的重要种植主体，只要无病无灾，自养能力一般较强，加之目前国家每月按时发放的基础养老金，低龄老人晚年生活质量较好。7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随着年纪增长，尤其是疾病缠身的高龄老人，基本丧失劳动能力，逐渐进入失能状态，生活自理能力较差，亟需子女照料。一旦出现子女无法或不愿床前尽孝的情况，高龄老人晚年生活往往极其悲惨，甚至日常饮食都难以保障。笔者调研所在的D村，近些年出现了不只一例留守的高龄老人死在家中却长时间无人知晓的案例。这一需求，属于典型的生活性需求，本应由家庭子女承担，但在目前打工经济兴起、中青年子女外流和村庄孝道观念式微等综合作用下，高龄老人养老问题逐渐凸显，亟待作出有效回应。
  2.困难家庭：民政救济需求
  对于农村家庭而言，劳动力结构弱化往往是家庭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家庭成员身心障碍、遭遇车祸等致残或突遭大病等，均将极大削减家庭劳动力价值，甚至短时间内将家庭拖进贫困的泥潭。近些年，大病缠身所产生的高昂的医疗成本，往往成为沉重的家庭负担，群众戏称之为“一病回到了解放前”。一般性小灾小难，尚可通过村社内部既有的互助性亲缘关系网络得以缓解或解决，一旦出现大病，高昂的医疗成本动辄十万、几十万，早已超出了普通家庭及其亲友的有效承受范围。这一需求，属于典型的超出家庭承受范围的临时性社会救济性需求，如果得不到有效回应就极有可能影响村民家庭正常生活，亟需国家提供统一且有效的社会保障类公共服务。
  3.留守儿童：高质量教育需求
  当前，打工经济是中西部农村的常态，中青年父母进城务工，而其子女大多难以实现在父母务工地点随行接受城市教育。其中，既有教育政策城乡分置的政策因素，更有地方教育容量有限的现实约束，因此留守儿童大多留守在村就地接受本地教育，日常生活由爷爷奶奶或其他亲属照料。同时，众所周知，当前中西部乡村公立学校义务教育质量相对不高，尤其是乡村学校中小学教师群体，工资待遇一般，绩效考核形同虚设，学生安全动辄得咎，教学积极性不高，学生难管、教师难教、校方难调动等三难现象突出，进而产生了义务教育低效、私立教育发达与基层教育市场替代这一现象。对家庭而言，孩子是家庭未来发展的希望，也是父母在外打工勤扒苦做的重要寄托。因此，对数以千万计的留守儿童及其父母而言，重管、重教且高质量的在地教育，是其发展性硬需求，兹事体大，亟待解决。
  4.小农生计：生产便利需求
  人多地少，人地关系紧张，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社会的基本现实。自古以来，我国是小农立国，目前以及接下来相当长时间，小农经济仍会是农业经营领域的底色。在小农家庭占据农业经营主体的绝大多数的局面下，如何服务好小农经济就是我国农经领域中的一项重要课题。当前，对相当一部分小农家庭而言，尤其是南方低山丘陵地区，小农生计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土地细碎、插花，严重制约机械使用，增加劳动负担，与老人农业不匹配；二是水电路等基础设施不完善，农业生产公共品短缺，农业生产难度较大；三是农机、农技等社会化服务不健全，严重制约小农经济发展。以上三项，均是小农家庭经营中常见的困难，与当前小农经济底色不匹配，更与老人农业便利生产相背离。这一现实诉求，属于典型的生产性需求，不论是现行土地制度，还是土地制度改革实践，均应当回应这一绝大多数农户的现实的生产性需求。
  简而言之，当前中西部留守型村庄内部，高龄老人群体存在日常照料这一生活性需求，困难家庭存在民政救济这一临时性社会救济性需求，留守儿童存在重管、重教且高质量的教育这一发展性需求，小农家计重点需求在于便利生产，生产性需求突出。此外，对于村庄整体层面而言，水电路等基本公共品历史欠账较多，需求强烈，同样不容忽视。多重属性并存，亟须党和国家相关职能部门作出有效回应。
  二、应对策略：坚持国家责任本位，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公共品供给机制
  对中西部留守型村庄中的农民家庭而言，村庄生活有熟人、有土地、更有难以言表的亲切、熟悉和温情，意味着低成本生活和一整套完整的地方性文化价值系统，基于熟人社会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发达的小农经济形态，尤其是在打工经济条件下，村民家庭自给自足能力极强，大多数家庭需求由村社互助机制、家庭自助机制和市场机制来满足，但转型期乡村社会中的确存在相当一部分溢出家庭能力之外的公共品需求，单家独户的小农家庭难以解决或解决起来成本极其高昂，迫切呼唤国家主体责任介入，以满足新时代基层群众的迫切需求。
  1.探索建设农村养老服务中心，解决高龄老人日常照料需求
  探索建设农村养老服务中心，解决高龄老人基本的日常饮食、清洁卫生、休闲娱乐等问题，为无人照料的高龄老人群体提供基本有保障且有尊严的晚年生活。部分财政条件允许的区域可由政府投资建设运营，也可想办法将在村人口有效组织起来，借鉴以湖北沙洋村社内生统合下的老年人协会等方式为在村高龄老人群体提供基本生活服务，以切实解决高龄老人群体的日常照料问题。
  2.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制，为困难家庭提供及时性民政救济
  继续完善既有五保、低保、临时救济、残疾人补助、大病救助等政策，分门别类地对困难人口进行及时救助，并在兼顾群众需要和国家财政能力的基础上适度稳步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尤其是切实加大对大病家庭的医疗救助力度，以此来减轻农村家庭高昂的大病医疗成本。
  3.重视义务教育改革，提振公立教育质量，为在村留守儿童提供高质量基础教育
  针对乡村教育，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公立教育改革，为教师减负赋权，为教育正名，提振公立教育质量，为在村留守儿童提供高质量基础教育。
  4.坚持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充分发挥村社统合功能，切实解决小农经济的社会化服务难题
  必须重新认识农村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这一根本土地制度，充分发挥村社统合功能，善用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优势，解决小农生计存在的土地细碎插花、公共品供给最后一公里、农机、农技等社会化服务等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