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下农村社会治理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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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宏桔（北京信息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年，新冠病毒在全球肆虐，截至2020年11月11日，中国大陆累计报告确诊病例92300例。全球累计确诊病例5171余万，仅美国确诊人数达1055余万例。从直观数据看，新冠疫情传播速度和感染人群远超2003年非典疫情。相比全球疫情防控情况，中国疫情防控成效显著。
  新冠疫情发生时正值传统春节，人口流动加快，农村能否遏制疫情发展对整个疫情防控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其抗击疫情经验也为今后农村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提供了理论与现实的借鉴，大力推行乡村振兴战略大背景下，新型农村社会治理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
  回顾疫情防控措施，城市和农村表现出明显的差异，随着我国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城市人口相对集中，封闭式出入容易，集中发放物资便捷；相比之下农村多处地缘偏僻带，其中尤其是南方地区，多处大山，呈现半包围的地缘圈，封闭出入困难，交通不便物资运输困难且公共服务体系供给缺乏，广大农村医疗卫生体系不健全，缺乏专业医疗卫生机构。一系列原因使中国疫情防控表现特有的城乡差异。
  一、新冠疫情下农村社会治理的措施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明确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1]。创新社会治理，必须时刻关注百姓民生问题，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社会治理加快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完善农村社会治理体系，改善农民生存环境，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使新时代农民更加具有归属感和幸福感。新冠疫情爆发后，村社联防联控，加强自我防控教育，让疫情防控工作得以有序展开，充分发挥了基层社会治理在疫情防控中关键作用。
  （一）新冠疫情爆发，村民在基层组织领导下实行自我防控
  2019年12月，湖北武汉发现不明病因的肺炎案例，疫情初发，人们对新冠病毒认识少，不了解其传播路径和危害性。在广大农村地区，基层村社党员迅速响应上级政府号召，监测地区外来人员流入，筛查体温异常人员。在健康码未推行之前，村委会将村分为若干防疫小组，实现小组内部与小组间的相互监督，每日监测小组成员体温和身体状况，小组将组内所有情况汇总上报村委会。疫情初期，因为病源尚未明了，疫情防控仍处于探究阶段，村民自我防控仍然采取接触式的排查阶段，无疑给疫情防控增加了一定风险，但不可否认初期的村民自我防控为后期的防控攻坚争取了时间。
  （二）初步遏制疫情蔓延，布局防控成效显著
  面对国内确诊病例急剧增加，中国政府采取阻隔病毒肆虐的关键一招，果断关闭所有离汉离鄂通道，全面打响湖北保卫战、武汉保卫战。随着疫情的发展，广大农村地区根据地域地理环境的差异和人文环境采取不同的防控措施。纵观农村社会防控，整体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广大农村地区网络得到普及，电子政务行政体系趋于成熟。疫情迅速蔓延下，村委会基层组织借助数字化政务系统或互联网平台（微信群、公众号等）迅速传达上级政府的防控措施和要求，使村民第一时间了解最新的疫情情况和防控措施，及时采取行动使疫情得到最佳控制。同时借助移动手机收集村民建议和村民的出入流动情况。基层村社党组织借助广播、手机短信、微信等传播最新的新冠病毒舆情，防止散播错误信息。
  第二，当前农村社会治理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基层乡镇政府、村委会、村民自治组织以及群众共同形成了社会治理主体。农村社会治理分为公权力主体和非公权力主体两大类，其中公权力主体主要指上级党委、政府体系及村委会和村基层党组织，非公权力主体主要包括专业合作社、妇联、志愿者等群众组织。新冠疫情下，因为疫情的突发性和人员的流动性加大且当前我国农村地区村民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传统家族势力影响等原因，防控措施得不到部分村民支持，村委会成员工作存在巨大困难，为了破除信息传递的壁垒，实现村民思想转变，村民自主联合，开展自我防控教育，重点关注老人对疫情防控的支持程度；同时严防村落出入关卡，筛查疑似病例并及时上报身体异常人员，实现疫情防控信息的及时传递。
  第三，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因为人员的外出务工造成大量留守老人、儿童的出现，社会生活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使其与现代社会存在脱节，疫情防控期间信息接收不及时导致认识不足。村委会针对这一些列社会想象有针对性进行宣传教育，且在教育方式上选择了传统媒介方式（广播、宣传报纸等），提高老人、小孩对病毒的认识和自我防控意识，消除对病毒的恐惧，维护社会秩序，实现全方位监控村落疫情防控。
  第四，由于疫情的不断发展，村民自我隔离时间太长导致部分村民出现生活物资短缺现象，村干部、基层党委书记与群众自主联合，寻找生活物资厂商自主运输，保障村民米面粮油等基本生活物资需求，畅通“最后一公里”；在村干部统筹调配生活物资时，村民中收入条件较好的群众自发进行物资购买并捐赠给生活困难的村民；
  经过系统性、严格性的疫情防控，中国本土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本土新增病例逐步下降到个位数，医疗物资、生活物资供应逐渐回复正常，村民生活日益常态化。
  （三）疫情防控成效显著，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
  以武汉为主要战场的中国本土疫情防控取得关键性成效，全国疫情传播基本得到控制，离汉离鄂交通关卡逐渐解除，国内疫情呈散落状发生，疫情防控措施着重于防止境外输入。农村社会治理体系化，农村出入正常化，取消关卡设置，村委成员主要负责村落日常消毒、宣传教育工作。疫情阶段性胜利不代表能放松警惕，需要做好日常防护、提高警惕，时刻防止疫情反弹。当前疫情防控常态化，
  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复杂状态，村委会在上级政府领导下，有序指导村民进行复工复产和有计划开展春耕播种工作，坚决抓好扶贫攻坚工作，防止部分脱贫村民因为疫情返贫。
  二、疫情防控下农村社会治理的不足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统筹衔接。当前，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收官年，虽然社会治理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是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农村社会治理中也暴露出了公共服务体系不健全、社会治理效果不明显等短板。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仍然以行政村为主要单位，与现代城市社区管理还存在很大差距，且人口散居在村落各处、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传统思维方式禁锢等使农村社会治理出现了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本次疫情防控来看，我国农村应对突发性事件的社会治理中主要突出以下问题：
  （一）农村基层自治能力有待提升
  村委会作为基层行政单位是村民自主选举产生，但是由于地缘关系和熟人社会的影响，使得自主选举的村委会成员责任心不强、能力水平有限，在处理突发事件时反应不够迅速，处理问题能力有待提高；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使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人选择到城市择业甚至定居，多方面原因造成选举产生的村委会成员文化素质偏低，缺乏专业的社会工作知识，行政管理方面存在薄弱环节。在疫情防控阶段，不少驻村扶贫干部对疫情防控认识不足，出现了应付上级检查，具体防控措施落实不到村民的形式主义；甚至出现了脱离工作岗位的不良现象，导致服务保障与村民严重脱节；且随着信息技术发展和“互联网+”政府办公模式的完善，村委会成员由于自身文化素质不高、学习能力有限等原因出现了服务能力跟不上、信息处理不及时造成疫情防控信息出现壁垒。历史和现实原因使农村基层自治能力有待提升，村委基层服务无法满足村民多样化的现实需求。
  （二）村民自治主体地位无法保障
  村委会是村民自主选举产生，村民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基层群众性自组织，然而村委会在实际工作运行中，由于受传统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体制的影响，基层自治过程中，农村社会治理容易受到干预和控制，村民自治活力不足，严重压缩了村民自治权利。疫情发展阶段，上级疾病防控中心将防控工作下压到地方，造成村委会短时间内无法有效完成上级安排的工作，村民无法及时获得第
  一手疫情防控信息；整个防控时期，虽然有妇联、志愿者等群众组织的联防联控，但是村委会忽视部分村民合理建言献策，自我管理过程中不能体现村民意志。基层党委和村委会工作存在交集，导致人员分工不明确，出现了责任相推、工作岗位空岗现象，无法保障村民的自治主体地位。
  （三）村民文化素质普遍偏低，联防联控面临挑战
  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和价值观念的转变使大量青壮年流出，留守的村民依旧进行传统的农业生产活动，“不离土、不离乡”的生活使其思想固化、保守。文化素质的普遍偏低使得疫情防控意识薄弱，对疫情认识不足，仍然会出现家族性聚集、邻友间串门等现象；人们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乡风建设的滞后，使居民出现了自由散漫、不听村委统一指挥、散播疫情谣言、哄抬物价等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居民自我防控意识薄弱严重危害着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给疫情防控工作带来挑战。
  （四）法治监督体系不健全，村民法律意识淡薄
  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行政系统内部监督体系，但是监督机制缺乏明确分工，责任划分不明确；而且由于村民法律意识淡薄、法律知识储备不足，缺乏基本的政治参与意识和监督意识，使监督效率不高[2]。疫情防控期间，少部分村干部由于价值观的偏差出现了形式主义，脱离工作岗位等严重不良现象，这些现象没有得到及时监督，一度存在于整个防控期间；同时由于村民对疫情防控相关规定的认识不足，出现了食用野生动物、公开办酒席等严重违反疫情防控指令行为；相应的违法行为没有得到及时的制止，增加了疫情防控的风险。
  农村社会治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堡垒作用，新冠疫情的突然发生是对农村社会治理的一次考验，更是对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总结疫情防控工作经验和不足，创新农村社会治理格局、完善农村社会治理体系，提高基层组织治理能力，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三、新冠疫情下对农村社会治理的新思考
  疫情防控工作阶段性胜利使人们了解了农村社会治理的基础性作用，面对突发性公共事件，农村社会治理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想真正实现村民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着手补齐农村社会治理中存在的短板。
  （一）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提高组织能力
  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建“最后一公里”，贴近村民日常，能深入接触群众，党组织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定不移走群众路线。村委严格落实社会治理责任主体责任，切实履行社会治理职能。加快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深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高基层组织自身理论素质。构建突发性公共事件应对体系，强化风险防控，贯彻以应急防控为核心的综合应急管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逐步建立预防、可控、治理的重大安全应急管理系统[3]。通过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为推进现代化农村治理提供组织和制度保障，多方联动加快农村现代化建设。
  （二）推动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提高社会协同力
  建立健全农村治理体系，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基层组织人员必须推进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化，使村民真正成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主体。坚持党委和政府负责原则，保证各社会参与主体资源共享。实现资源整合协同，推动不同层次的资源有机整合，推动社会组织更好参与农村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4]。上级行政组织做好工作引导和统筹，避免行政下压造成内生活力不足。应急管理过程中，村委会要鼓励合作社、妇联、志愿者等群众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尽量将群众“接得住、管得好”的公共服务职能转交给群众组织。重视乡镇企业、社会组织等多主体在应急管理过程中的作用，建立健全社会力量全过程参与应急管理的长效机制[3]；改进基层组织服务方式，扩大村民有序政治参与。
  （三）吸引外来优秀人员，充实农村治理队伍
  当前，实现农村现代化、构建现代化的农村治理格局需要大量引进专业的社会工作、行政工作等专业人员，政府建立健全社会治理人才培养，完善人才成长激励制度，鼓励各级机关优秀干部担任“第一书记”帮助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推动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提升农村社会治理能力。同时鼓励当代大学生回基层工作，借助自己所学知识服务人民，协同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现属村委会成员强化风险防控意识，加大公共安全文化的宣教和培训，提高村民的忧患意识，树立“自救、互救、公救”的理念[4]。政府鼓励返乡务工人员工作，给予返乡人员创业政策支持，增强农村经济内生增长活力，提高农村自身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能力。
  （四）借助传统文化因素加强农村社会治理
  城镇一体化的发展，逐渐瓦解了城乡二元结构，缩小了城乡之间的差距，但城镇一体化并不是磨灭城乡之间的差异，而是需要借助传统文化因素推动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首先，强化家庭作为社会治理基本单位的正向功能。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使村民追求越来越个性化，弱化了家庭的功能，当代农村社会治理需要强化优秀传统文化的鞭策作用，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吻合的优秀文化，强化传统文化对村民的自我约束作用；其次，充分发挥现代乡贤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辅助功能。“现代乡贤”通常指知识渊博、在社会有威望的人士。当代农村社会治理呈现纷繁复杂的状况，仅凭村委会基层组织成员难以实现高效管理，需要借助传统乡贤的辅助，兼顾村民利益，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5]。
  四、结语
  面对突然爆发的新冠疫情，中国政府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表现出强大的组织力、行动力和控制力，全国亿万人民万众一心，医务工作者奔赴前线，志愿服务人员迎难而上，亿万群众自行居家隔离，最短时间内有效遏制了病毒的传播，为世界其他国家抗击疫情争取了时间。2020年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针对此次疫情防控社会治理表现出的问题和短板，我们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完善突发性公共事件防控机制，建立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系统，推动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改进农村社会治理方式，激发农村社会治理活力，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需要上级行政部门、基层组织、村民、社会组织等多方位合作，全面提高治理能力，确保治理参与主体多元化和资源共享，提升基层组织整体服务水平，引进外来优秀人员充实社会治理队伍，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农村社会治理方式，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基础。（来源：中国乡村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