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贤彬、黄亮雄：国有经济、市场化程度与中国经济稳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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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贤彬 黄亮雄

  一、引言
  当前，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处于重大变革时期，我国的经济也进入了高质量发展阶段。2020年以来，由于新冠疫情的巨大冲击，全球及我国经济增长均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下行压力。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是一国用于熨平经济波动的重要手段。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长期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奇迹。中国所创造的经济增长奇迹，不仅具有高速增长的特征，而且具有增长率稳定的特征。特别是从纵向时间维度来看，中国的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呈现愈加平稳的特征。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高质量发展不仅应当有适宜的中高速增长速度，而且应当具备稳健的经济增长态势，避免经济增长速度的大幅起落。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过去多年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当高质量的增长。这自然而然地引出一个经济学问题：中国如何同时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和经济增长稳定。在中国波澜壮阔的经济发展历程当中，建立一个能够统一解释高速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增长稳定性的逻辑框架，显然是一个兼具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研究话题。
  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推动经济增长和维持经济增长稳定方面具有自身的制度特色与政策特点。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是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动态实现的，从边际意义上看，正是市场力量的扩张特别是民营经济力量的复兴，激发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动能。从统计数据上，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典型事实是，我国国有经济比重持续稳步下降，民营经济比重显著提升。不过，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我国的国有经济比重下降是有限度的。近年来，具体为自2013年起，我国的国有经济比重已经处于相对平稳的状态。而回到党和国家文件，我们则更加清晰地看到，这种经济制度安排，并非仅仅是政治意义上的信号传递，更应当具有切实的经济逻辑。本文认为，正是这种创新性的所有制制度安排，构成了理解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稳定发展的制度密码。
  本文采用城市地区、城市行业以及企业层面的多维度数据，对上述逻辑进行了全面的验证。本文实证研究发现，在城市地区层面，当地方经济增长压力加大时，地方的所有制结构就会出现偏向性调整，具体体现为国有经济比重显著提高。在地区行业层面，当地方经济增长压力加大时，地区行业的国有经济比重也会显著提高，特别是行业头部当中的国有经济比重会显著提高，国有经济在行业当中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增强。在企业层面，当地方经济增长压力加大时，国有企业相对于非国有企业会出现更快的扩张。上述不同维度层面的发现是稳健的，也是一致的，表明国有经济比重的变化并非是外生的，而是由特定的经济因素所驱动。
  本文的创新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本文考察了我国所有制结构的内生性调整的逻辑，强调了经济增长因素驱动的重要性。这拓展了已有关于所有制结构决定机制的理论文献。近年来，一些文献强调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动机与激励在国企改革中的重要性（Huang et al.，2017）。本文同样强调政府作用的重要性。第二，本文将国有企业置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以及稳定增长的双维度奇迹背景下进行讨论，能够更加恰当地识别国有经济的作用。本文不仅验证了经济增长压力导致国有经济比重提升，而且验证了国有经济提升能够在经济增长下行时期有效遏制经济增长下行趋势，指出国有经济担当着经济增长的压舱石。这些发现所具备的逻辑内在一致性，为理解中国经济奇迹以及中国所有制制度的统一性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分析框架。第三，本文发现了国有经济的积极作用依赖于市场制度的完善程度，这在理论上为国有经济发展以及市场制度建设的兼容性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二、理论假说
  国有企业一些典型事实，可能需要采用更加一般性的理论视角予以理解。已有文献往往认为国有企业对成本不敏感，对经济周期不敏感，并且倾向于将其看成是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表现。但是，国有企业的这种特征可能有其深层次原因。从经济周期和经济波动的角度来看，市场主体本身具有顺周期行动的特点。在经济上行时期，企业会更加乐观，需求和供给相互正向推动，从而带动经济扩张，但是，一旦经济进入下行阶段，大部分企业都会受到外部环境影响，变得相对保守和悲观，需求和供给相互负向影响，从而带动经济下行。在经济下行时期，一般企业都集中精力于降低风险和维持生存，往往只有少数的企业能够在经济下行的时候扩张业务，例如突破常规的现金流等约束，通过并购等策略扩张自身规模，为长远发展打下基础。而且，加上现代经济体系中的实体经济—金融部门的联动反馈机制，经济波动更加明显。经济波动往往是有成本的，普遍的共识是需要避免过大的经济波动，特别是通过构建科学的制度和实施合理的政策来降低经济波动频率和幅度。一般的做法是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宏观调控政策来调节经济运行，减少经济波动。实际上，各国的经济体制都具有自身特色，因此各国政府调控经济的模式和做法也并不相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端于计划经济体制，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往往更加倚重政府直接干预方式，以及采取财政政策手段。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各种经济调控手段的重要性在变化，也呈现出相互联系的特征。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国有企业承担了生产乃至社会服务等一系列职能，也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工具。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国有企业的社会服务职能逐步被分离，更加集中于企业的生产功能，但是国有企业仍然是政府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
  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之下，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指引下，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模式被自下而上地普遍推行到各个层级的政府及各个部门。在上级政府提出本级经济增长目标之后，下一级政府会根据上级目标进而制定本级本地经济增长目标，这一经济增长目标成为本级政府的任务。政府制定经济增长目标，不仅希望推动经济快速增长，也希望保持经济增长稳定，避免过度波动。由于经济快速增长是首先考虑的目标，因此维持经济增长稳定的涵义更多地体现在避免经济增长速度过度放慢。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各级政府在经济增长方面的压力主要体现在既需要提出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长目标，同时需要尽量达成该目标。
  由此可见，中国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不可避免地在某些情况下面临经济增长压力。地方政府会极力避免既定目标无法实现，为此，地方政府会千方百计动用手中的资源和手段推动目标实现。国有企业是各级政府手中的强有力工具和手段。党和国家多次强调要发挥国有经济的战略作用，特别是要在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和国计民生方面勇于担当。而从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角度来看，在国家安定和社会稳定的情况下，追求经济高速增长成为第一要务。经济增长放缓往往成为其自身难以接受的“过失”。在此情况下，各级政府必然会动员国有企业承担起托底经济增长的重任。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提出本文两个核心理论假说。
  理论假说1：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之下，经济增长压力提高会导致所有制结构的偏向性调整，具体表现为国有经济比重提高。
  理论假说2：在经济增长相对下行的情况下，所有制结构当中的国有经济比重具有稳增长的作用，能够抵御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
  三、结论性评述
  在人类经济发展进程中，所有制关系和结构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经济维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是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兼容发展。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在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波动的过程中，所有制结构变迁和调整的内在动力是什么？其又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基于中国发展型政府的背景事实，找到了一个观察的切入口，具体是各级政府所面临的经济增长压力。本文提出并验证了以下理论假说：政府所面临的经济增长压力是导致所有制结构调整的重要驱动因素。这一假说得到了地级市城市、工业行业以及企业层面的多维度数据的一致验证。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国有经济比重提高在经济下行时期显著遏制了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起到了较好的保增长和稳增长的作用。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国有经济有力担当着经济增长压舱石的角色。本文的研究在经济增长压力、所有制结构以及经济增长之间建立了一个统一的逻辑框架，增进了人们对此的理论认识。
  本文的研究发现再次验证了我国经济制度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能够创造中国奇迹，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在经济发展新时代，实现经济强起来的目标，必须进一步促进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