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涛：跨周期调节开始进入下半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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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涛（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管涛表示：要实现年初提出来的6%以上的增长目标并不难，国际组织预测在8%以上。要实现8%的增长，意味着第四季度经济同比增速在3.6%以上即可，这是比较容易实现的。但最关键的问题是，怎样做好今年下半年和明年经济的统筹考虑，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追求高质量发展是理解当前宏观调控的重要逻辑出发点”，在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面前，管涛的观察向来拨云见日，一语中的。
  10月22日，在每日经济新闻报社主办的2021中国金融发展论坛上，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发表主旨演讲，指出从追求高质量发展这个出发点来看，我们宏观政策强调的是改革重于刺激。“仅仅从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均衡角度来理解跨周期调节，我觉得是不准确的。”他说。
  管涛在演讲中提出多个重要观点，他指出，目前跨周期调节上半场任务基本完成，已开始进入了下半场，前后有明显区别。
  跨周期不是对逆周期的替代
  管涛在题为“跨周期调节下稳增长的政策选择”演讲中，回顾了跨周期调节的历史。去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提这一概念，时隔一年，今年7月30号重提跨周期调节，要求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
  管涛认为，对于“跨周期调节”这个新提法，若仅从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均衡角度来理解，是不准确的。
  他提醒，一定要清楚，跨周期不是对逆周期的替代，而是一个补充，并非以后没有逆周期调控了。
  在其看来，跨周期调节是宏观调控的重要理论创新，但不能把跨周期泛化，不是所有宏观政策都是周期性的。比如强化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持就业的导向，可以是周期性的，但推动创业带动就业，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增加新岗位，以及加强劳动者权益保护，加强职业培训等，是周期性政策吗？不是，很多是改革的内容，是结构性政策。
  为什么现在宏观政策提跨周期而不提逆周期？管涛的答案是，逆周期不是说以后没有了，只是现在不提，要认识到追求高质量发展是理解当前宏观调控的重要逻辑出发点。从追求高质量的出发点来看，我们宏观政策强调的是改革重于刺激。
  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尽管判断形势比2019年更加严峻，但并未提逆周期。管涛指出，会议总结十三五时期四个重要认识，其一是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贯穿于宏观调控全过程，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通过改革来激活蜇伏的发展潜能，坚持以供给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2020年初新冠疫情突如其来，当年5月底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用改革开放的办法走出一条有效应对冲击，实现良性循环的新路子。“那时新冠已经很严峻了，比2019年底时判断的形势更严。”管涛提出，追求高质量发展，是我们理解当前宏观政策逻辑的重要出发点。
  跨周期调节进入下半场
  管涛进一步提出，当前跨周期调节已进入下半场，下半场和上半场的一个明显区别就是，稳增长的压力重新浮现。
  管涛分析，要实现年初提出来的6%以上的增长目标并不难，国际组织预测在8%以上。要实现8%的增长，意味着第四季度经济同比增速在3.6%以上即可，这是比较容易实现的。但最关键的问题是，怎样做好今年下半年和明年经济的统筹考虑，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这是我们面临的大挑战。
  我们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当前看经济发展，除了看经济增速，还需一些辅助指标。管涛倾向于就业指标。前三季度，我们新增就业1045万人，已经完成了年初提出调控目标的95%，而且城镇调查失业率为4.9%，全年能够轻松实现5.5%以内的调控目标，静态来看不错，但管涛提醒，即便新增1045万城镇就业人口，但比2019年同期平均水平仍然低57万人，就业尚未恢复到疫情前水平。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内需消费恢复比较慢：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就没有消费。
  另一个不牢固的方面是外需。在管涛看来，外需给了我们很多惊喜，本以为今年上半年出口增长是去年基数原因，下半年速度会下降，但七月份“假摔”后八九月份继续反弹，贸易顺差扩大。管涛提醒，出口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享受疫情防控有利，率先复工复产的红利，这偏离均衡状态，将会出现均值回归，只不过我们不确定均值回归将在何时出现。能够假设的前景是，当全球经济得到控制，订单就有可能分流到其他地区，我们的出口市场份额就会落下，外需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便会减弱。若内需不能及时启动，一旦外需掉头，内需外需双双下行，稳增长问题或将更加突出，所以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要抓住现在外需仍较强劲的时间窗口，实现增长动力的内外需切换。所以无论政府还是市场都在关注我们的经济增速会回落在什么水平，能否在回落中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管涛再次指出，在跨周期调节背景下，追求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宏观政策的一个重要逻辑出发点，稳增长显然是要打好组合拳，而不是我们传统的强刺激。
  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对中国影响不突出
  近期，无论中央还是央行提到较多的是，要坚持宏观政策的自主性，这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而美联储在考虑启动缩减购债规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内已多次发出预警，提醒市场防止出现缩减带来的恐慌。管涛分析，对于中国，这个问题应该不太突出。
  对于这背后的原因，管涛指出，新冠疫情应对过程中，中国央行领先全球其他央行进入疫情状态，也领先全球其他央行回归货币政策正常化。迄今，主要央行的利率均未回调，中国央行的领先优势是扩大而不是缩小了。再从宏观杠杆率来看，去年本身增得不多，今年总体下行。因此，我们领先其他央行的优势进一步体现。
  更进一步，假若国内形势确实需要降准降息，最终会不会降？管涛进一步分析，从易纲行长此前表态来看，他一直强调中国作为大国，货币政策对内优先，关注的重点是如何使中国经济高质量地发展，同时控制住金融风险。但也要接受政策选择带来的后果，包括对汇率的影响。央行一直强调，尽可能长时间地实施正常的货币政策，正常的货币政策是资产而非负债，给了中国更多的信心和底气，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央行前行长周小川曾提到，储备的东西就是要留着用而不是攒着看的。管涛认为，正常的货币政策同样如此，为我们应对未来各种不确定性提供了更大的政策空间，从这个方面看，我们比其他央行的货币政策操作余地更大。最近，央行相关负责人也一再表态，美联储货币政策转向对中国影响可控。
  用足用好现有政策，打好组合拳
管涛紧接着提醒，我们也要考虑到，货币政策不是万能的，有其自身边界，比如三季度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其中有疫情原因，有汛情原因，还有供给侧的冲击。货币政策不能直接消灭病毒，供给侧比如电力部门拉闸限电，也非央行能够直接解决，这些问题更多的是要采取结构性政策，而不是诉诸总量政策，央行只能对遇到困难的企业提供一些必要的信贷支持。当然央行还有很重要的使命，即有序推动碳减排，支持工具落地生效，促进绿色发展等等。
  在演讲最后部分，管涛总结，目前提跨周期调节而不提逆周期调节，向市场释放了几个信号，一是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不会急于退出，因为我们经济恢复尚未完成；二是要用足用好现有政策，打好组合拳。
  短期来看，非常关键的是，抓住出口仍然高增长这个时间窗口，通过疏通政策传导机制，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现经济增长动力及时切换，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从货币政策角度，管涛的观点是，坚持稳字当头，以我为主。稳字当头，就是政策延续既有基调，保持稳健状态，但是仍然要给经济恢复提供必要的支持。以我为主，就是跨周期不是对逆周期的替代，在加强对形势研判的基础上该出手时就出手。（来源：每日经济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