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守英等:工业化、城市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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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守英 邵挺

  引言
  观察任何一个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经济发展历程，我们都可以发现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过程[1]，但是他们推进“三化”进程的步调却存在很大的差异；同时，我们如果观察发展中国家的“三化”进程，也可以看出很多不同的模式，以及他们正在推进“三化”过程中面临着很多难题。但是遗憾的是，现有发展经济学文献或者经典模型大都只注重分析工业化与农业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忽略了它们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同时关注三者之间关系的文献或理论与实证研究则更少，因而发展经济学实际上非常缺乏对于“三化”关系演进及其影响因素的系统研究，因此我们有必要针对经济发展中的这三个重要变量之间的关系展开文献梳理，并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
  2010年10月18日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首次提出，“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2]，是‘十二五’时期的一项重大任务。”然而，针对这一规划目标，我们该如何理解“同步推进”？同步推进这三者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什么？中国推进这“三化”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从理论上梳理清楚“三化”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它们在不同发展阶段中推进的规律和影响因素，然后我们才能够遵循经济规律制定科学的经济发展战略或调整政策。下面我们简要介绍一下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意义，以及文章的结构。
  本文具有两重目的和意义：第一、从现有文献来看，同时考虑“三化”或者它们之间关系的理论或实证研究并不多，而本文则从结构主义视角整理和评论现有文献对“三化”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这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发展中国家的“三化”之间的关系、演变规律和影响因素；第二、针对中国的“三化”关系展开文献综述，并基于现有的研究结果总结新中国在推进“三化”历史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这些总结对于中国未来制定和调整发展战略具有启示意义；当然，本文所进行的综述也为发展经济学关于“三化”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文献的系统整理。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围绕着城乡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发展阶段而展开文献综述，并重点介绍二元经济模型以及结构主义模型；第三节围绕农业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而展开，并同时考察如何正确理解工业化的内涵及其影响，以及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不能通过出口优先来发动工业化；第四节则围绕着农业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来梳理文献；第五节围绕着中国经济发展道路而展开，这包括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城市倾向政策的起源和决定因素，以及它们对于中国城乡关系的影响；另外，为什么中国的城市化长期落后于工业化以及中国的户籍制度是否导致了城市规模的扁平化问题都将在这一节中被讨论；最后一节总结“三化”的演进与“三产”关系的演变规律，并提出若干未来研究的方向。
  2、城乡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二元经济和结构主义模型
  Hayami and Ruttan（1977）认为，有三种思路常常被用来标出新发展经济学的边界，第一种思路是增长阶段或主导部门方法，这种方法在二战后的文献中常常与罗斯托联系在一起；第二种思路是所谓的二元经济方法，它最初由Lewis提出，并由Ranis and Fei（1961）和Jorgensen（1967）进行拓展；第三种思路则是由Prebisch和Baran提出的结构主义与依附论观点。但实际上，这三支理论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将经济发展划分为不同的阶段，然后侧重于解释经济从一个阶段向更高阶段转变的机制和转变过程中所产生的经济现象。基于这一共同点，以及本文考察“三化”关系的目的，我们将在本小节中将重点介绍二元经济和结构主义的文献。
  （一） 二元经济模型
  1.  Lewis模型
  为了分析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过程，Lewis（1954）发表了在发展经济学中具有奠基性的文章《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他首创地将发展经济区分为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两个部门来展开研究。此后，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用不同的模型来进行研究已成为经济学的一个惯例。Lewis模型的重点是考察劳动力的转移过程和现代部门的产出和就业的增长。由于该模型假设在传统农业部门中存在无限多的剩余劳动力，因而剩余劳动力在农业部门中的边际产量为零，并且所有农村劳动力平均分配所生产的农产品，因此，农村部门的实际工资不是由劳动力的边际产量决定，而是由劳动力的平均产量决定；而在现代工业部门中，由于有无限多的劳动力供给，因而它所面临一个比农业部门的实际工资水平略高的固定工资（这主要是为了吸引农村劳动力进入现代工业部门所产生的交通成本等）；另外，他的模型还假设现代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是中性的，技术进步被包含在资本积累之中，所以资本积累会等比例地带来就业的增长。
  基于上述假设，Lewis（1954）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资本稀缺而劳动力丰富，因而资本积累所产生的剩余全部归资本家所有；在第二阶段，农村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城市部门的扩张逐步消耗完毕，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不再为零，因此，如果城市部门想要继续吸引农村劳动力，则必须提高工资水平，于是城市的工业部门开始面临着向右上方倾斜的劳动力需求曲线。城市工业部门的劳动力需求曲线由水平变为向右上方倾斜的转折点，被称为“Lewis拐点”，该拐点是经济发展的两个阶段的分割点。Lewis的二元经济模型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描述了这样一条道路：通过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积累吸收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从而可以实现整个经济的工业化，这对发展中国家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有重大的借鉴意义。Minami (1973)，Ohkawa (1972)，Fei and Ranis(1964)等人都认为，Lewis对转型增长理论、发展阶段与发展子阶段的定义以及现代经济增长路径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Lewis的二元经济模型中关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假设以及由此而得出的农村部门劳动力的边际报酬为零的假设受到了质疑，例如，Schultz（1964）对于发展中国家农业中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观点进行了批评，他认为在很多传统农业中资源的配置是完全有效率的，通过重新配置农业生产中的各生产要素不会使生产有显著的增长，因此不能说存在劳动力过剩。他在《一个便士的资本主义》中这样展开论述：“人们在配置他们当前所拥有的要素时是很有效率的。生产方法、要素和产品中都不存在明显的不可分性。在男人，女人或能干活的孩子中，既不存在隐蔽失业，也不存在就业不足，而且对他们之中年龄最小的人来说，也没有零边际产品这种情况，因为即使是年纪很小的孩子也可以到农田干活而做出某些有价值的贡献，所以他们就没有时间去上学。产品和要素的价格是灵活的。人们对利润做出了反应。在他们看来，每一个便士都要计较。”[3]另外，Schultz还用1918-1919年印度流行性感冒时期导致农业生产降低的事实反驳了Lewis在1955年关于印度“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农业人口过剩”的论断。[4]因为在印度的这次传染病暴发的过程中，农业劳动力大约减少了8%，谷物播种面积急剧减少，从而对农业生产造成了重大影响。但是华人历史学家黄宗智（2010）却不赞同Schultz的这一推理：首先，不同农户受到流行感冒疫情冲击的程度并不同，如果家庭劳动力过剩的话，那么部分成员受到疫情冲击并不会影响该家庭的粮食总产出；如果有些家庭的全体成员都受到了疫情冲击，哪怕其他家庭中依然存在有剩余劳动力，农业总产出也依然会下降；其次，Schultz的论证并没有考虑流行感冒疫情是发生在农忙季节还是农闲季节，即使农忙季节的疫情导致农业总产出降低，但是这并不代表农闲季节没有剩余劳动力。实际上，Lewis自己也认识到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这个假设并非对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适合，但是他也补充了能够加强这一假设的因素：在发展中国家，往往会有更多的妇女加入就业队伍；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速度较快；技术进步会使得机器设备替代劳动力的使用；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后，家庭内部的留守人员（妇女或老人）会更多地承担劳动，从而有利于保持农业产出水平不下降[5]。另外，对于Schultz的批评，Lewis（1972）也进行了反驳。他援引了汉森和马祖光对埃及1950和1960年代的农业研究证据来证明传统农业中存在过剩劳动力——“埃在1960年代的农业劳动力数量与1950年代差不多，在机械无显著增加的情况下，收获量却增加了25%”。但是Sen（1967b）并不同意Schultz的批评意见，他区分了劳动力和劳动时间，从而区分了“每人的边际产品”和“每人每小时的边际产品”，他认为当一部分人离开农业时，剩余的人可能会更加勤奋地工作从而保持粮食总产量不变。类似地，Ranis（2004）认为，任何农业劳动力的减少都伴随着剩余劳动力的生产重组——技术进步，这一判断与Sen（1967b）的观点是一致的。Ranis（2004）认为Lewis的剩余劳动力思想指的是人口数量（Human Beings）而不是劳动时间（Man-hours），剩余劳动力实际上是根据现行的工资水平来定义的。
  另外，Lewis的模型还假设城市劳动力市场是自由竞争的，因而不会出现失业，即使有失业，也可能只是暂时性的，这是因为劳动力供给超过需求时将导致城市现代部门的工资水平下降，从而阻止农业劳动力进一步流入。但是，他的理论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发展中国家长期存在着大量城市失业的现象。同时，Lewis的理论对于农业部门的发展不够重视，根据他的理论，只要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了，似乎就可以实现了农业的现代化，在不考虑农业和工业部门之间的贸易条件、资本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各种因素的前提下，这一点显然很不现实。例如，Ranis（2004）就批评认为：Lewis实际上关注的是组织上的二元主义（Organizational Dualism），而不是生产上的二元主义（Product Dualism），他主要关注的是劳动力在两个部门之间的再配置，直到拐点到来。但是他并不十分关注部门之间的关系或者部门之间的贸易条件，也不十分关注贸易条件是不同部门之间劳动力、金融资本和商品市场达到出清的重要决定因素这一事实。
  2.  Ranis and Fei模型
  美国经济学家Gustav Ranis和美籍华人经济学家Fei John C. H.继承了Lewis(1954)的二元经济模型，并于1961年发表了题为“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的论文，也提出了一个二元经济模型，然后在1964年出版的《劳力剩余经济的发展》一书中对模型又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区别于Lewis（1954）的二元经济模型，Ranis and Fei（1961；1964）以劳动力短缺点和农业产业化点将经济发展过程分割为三个阶段而不是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劳动力的供给依然是无限的，因此城乡劳动力转移并不会降低农业总产量；到了第二阶段，劳动力的继续转移将会降低农业总产出，粮食总产量的下降将会引起粮价上涨和工业部门的工资上升，于是城市部门面临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开始向右上方倾斜；在第三阶段，由于农业也商业化了，工业部门要继续与农业争夺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工资，至少使其与农业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相等，这时工业部门的工资将加速上升，城市部门面临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变得比第二阶段更加陡峭。
  Ranis and Fei（1961；1964）的二元经济模型已经将Lewis（1954）的二元经济模型大大向前推进，研究了不同阶段的城乡劳动力流动，并重点关注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工业和农业两部门的平衡发展问题。同时，他们还对其他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分析：第一，他们注意到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认为仅凭借私人资本的力量是不足以完成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在促进农业技术进步、鼓励资本积累、采用劳动偏向型的技术以及控制人口增长方面的作用非常重要，因此发展中国家“需要的是资源计划化和政策计划化的混和物”；第二，他们又将模型由封闭经济拓展为开放经济，并将出口和外国部门的意义归结为四点：通过进口资本货物和原料，提高国内的生产效率，即获得有力量的“新生产函数”；可以很方便地得到国外通过长期积累才形成的生产技术；可以将外国部门作为重要的储蓄来源，为国内工业部门扩大提供资金；出口部门也可以为国内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另外一个储蓄[6]；第三，他们还注意到在有些发展中国家往往将最大产出和最大就业两个目标对立起来，并常常放弃最大就业目标达到工业增长。他们认为“在存在劳动力剩余的欠发达经济中，这种冲突很可能主要是虚构的”。[7]因此，在劳力剩余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没有达到最大产出点之前，可以最大限度运用劳动偏向型的技术，这样也能使工业产出增大并同时实现就业目标，因此，最大产出和最大就业目标在特定的发展阶段并不矛盾。
  当然，在对Lewis模型做出重大发展的同时，Fei-Ranis模型也存在一些类似于Lewis模型的缺陷，在经济发展前两阶段中农业制度工资不变的假定同样遭到了批评，并且，Fei-Ranis模型和Lewis模型同样都不能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失业现象。
  3． Harris-Todaro模型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发展中国家大都经历了大规模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重大现象就是在城市内部也存在着大量的失业，而这一失业现象是Lewis模型和Ranis-Fei模型所无法解释的，后来Todaro(1969)发表了论文《欠发达国家中劳动力流动和城市失业的模型》并提出了他们的二元经济模型，以解释城市失业增加的背景下加速农村移民的矛盾关系；随后，Harris and Todaro(1970)又研究了劳动力转移的均衡形式；这两个模型被后人合称为Harris-Todaro模型。Harris-Todaro模型认为，从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是他们对城乡预期收入差距的反应而不是对城乡实际收入差距的反应。城乡实际收入差距实际上在Lewis、Ranis-Fei的模型中已被作为人口迁移的动因，由于在他们的模型中没有考虑城市失业问题，因而这种工资差别就是由农村向城市迁移的机会收益。但在Harris-Todaro模型中，就业概率(employment probability)的概念被引入，即每个迁移劳动力都只会以一定的概率在城市部门找到工作，当就业概率乘以城市实际工资所得到的预期收入等于农村工资水平时，城乡部门的劳动力迁移动力消失。只要预期收入仍大于劳动力从农村迁移出来遭受的损失，迁移就会发生。这样，Harris-Todaro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有些发展中国家，虽然农业的边际劳动产出为正，城市失业水平很高，但农业劳动力仍然在进行迁移。因此，Harris-Todaro模型就不再以农业存在剩余劳动力为必要条件了，他们的模型对于劳动力流动原因的解释更具一般性。
  Harris-Todaro模型的确很好地解释了人口流动和城市失业并存的现象，并将一国的工业化过程与城市化过程结合起来进行了研究，他们指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过度城市化问题，表现为城市失业率较高，甚至还出现农业劳动力短缺的并存。在Harris-Todaro模型中，他们强调了缩小城乡间实际收入差距和发展农村经济对解决城市失业问题的重要性。正如Todaro所说：“认为迫切需要制定正确的政策来抑制农村移民过多地涌入城市，并非意味着企图扭转有些人所说的这个‘历史必然趋势’。”
  从上述内容中可以看出，Lewis模型、Fei-Ranis模型与Harris-Todaro模型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前面两个模型为我们提供的是一条工业部门扩大投资吸收农村同时农业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消除低效率就业(包括剩余劳动力)的经济发展道路。而Harris-Todaro更加关注发展中国家的过度城市化问题，他更加强调农村经济的发展，而对现代工业部门增加就业的最终结果却持消极的态度。从这一点来说，Harris-Todaro模型并不重在如何解决农业劳动力的低效率就业问题。
  4． 对二元经济模型的评价
  上述二元经济模型的进展为我们理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要素配置规律提供了理论基础，也能够为发展中国家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政策提供指导，因此以传统农业存在剩余劳动力为前提的二元经济模型在一般理论意义上的贡献是不应否定的。但是这些理论并非是完美的，下面我们围绕几个方面对这些文献进行评论：
  第一，剩余劳动力或隐性失业到底是否存在？
  从前文的介绍中可以看出，Lewis模型和费景汉－拉尼斯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中存在过剩劳动力，但是Schultz(1964)则否认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中存在过剩劳动力。实际上，Schultz的论断逻辑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他使用一些具体的案例来否认传统农业中存在剩余劳动力有失一般性，关于印度流行性感冒的例证并不能充分证明剩余劳动力确实不存在；其次，Schultz的分析假定是市场机制完善而且灵活有效，这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显然是一个非常强的假设，比如当发展中国家人口迅速增长时，它们是否能够与农业中的其他生产要素发生完全替代，这一点在Schultz的理论里并没有得到考虑。
  第二，所有的上述二元模型都很简洁，所主要关注的大多只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但是对工业化或城市部门的扩张以及农业现代化所需要的在资本积累来源和技术进步的动力关注却不足；例如在Lewis模型中，他只是假设城市部门在付出了固定工资后的生产者剩余作为利润继续投入到下一轮生产中，然后推动劳动力需求曲线向外移动。上述过程持续到Lewis拐点之后，经济发展进入第二个阶段，但是此时的农业并不必然能够实现现代化，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在哪里？这些重要的问题几乎在所有经典的二元经济模型中都没有得到考虑。在这一点上，Schultz的理论则更胜一筹，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农业相对落后的原因是生产技术的水平低下，因此需要对农业进行技术投入，进而提高农业的资本收益率，是发展中国家农业走向现代化的道路。
  第三，农业工资水平以及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来自中国的证据
  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提供了一个检验二元经济理论的一个天然模型。我们可以基于经济发展早期的统计数据以及实证分析来考察二元经济模型中关于经济发展早期阶段的工业工资水平固定不变以及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为0这两个假设前提是否成立。实际上，农村劳动力以及民工的工资水平并不存在刘易斯所预测的那样在剩余劳动力没有消耗完毕之前长时间保持在较低水平之上，例如我们根据农业部固定观察点提供的数据在表3-1中描绘了外出民工的名义日工资和实际日工资的变动趋势，从中可以明显看出：从1986年到1999年，民工的名义日工资从3.75上升到26.76元，用CPI（1985=100）平减以后，实际日工资也从3.01元上升到7.25元，这表明民工的实际工资实际上保持着稳步上升的趋势。
  本地长工或短工的名义工资水平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明显上升；短工与长工的日工资水平差异不明显，与外出民工的工资水平略有差异。
  我们下面利用2000、2005、2010年的中国县（市）统计数据进行回归，以粮食总产量和肉类总产量的对数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报告在表3-3中，其中劳动力投入用乡村人口数量来度量。
  乡村人口数在所有方程中的回归系数都显著为正，这表明他们在粮食和肉类生产中的边际劳动生产率没有出现等于0的情况。另外，我们还在上述回归中控制了农村从业人员数而不是乡村人口数量，以考察农村从业人员在粮食在肉类生产中的边际生产率。结果同样发现乡村从业人员数的回归系数在所有的年份中都显著为正。上述结果告诉我们：现实中的农业生产并不像刘易斯模型所假设的那样，在经济发展的第一阶段中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为0，实际情况却是Schultz（1964）的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农业部门并没有边际生产率为0的阶段。
  （二）结构主义模型
  关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除了古典学派、新古典、内生经济增长以及理性预期学派之外，以Chenery为核心的很多经济学家也从结构主义的展开了深入的研究（Chenery， 1979；Chenery， Ahluwalia， Bell， Duloy， and Rolly， 1974；Chenery et al.， 1986），尽管这些的文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解释经济增长的源泉，但是其理论分析却紧紧围绕着农业和工业以及农村和城市之间关系而展开的。
  结构主义观点认为，经济增长是生产结构转变的一个方面，生产结构的变化应适应需求的变化，应能更有效地对技术加以利用。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结构转变可以被定义为：随人均收入增长而发生的需求、贸易、生产和要素使用结构的全面变化。在预期不足和要素流动有限制的既定条件下，结构转变极有可能在非均衡的条件下发生，在要素市场尤其如此。因此，劳动和资本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能够加速经济增长(Chenery et al.，1986)。
  结构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最重要区别体现在它们的理论假设上。新古典经济学假设，无论从生产者还是从消费者的角度看，资源都存在着长期的有效配置（帕累托最优）。在任何既定的时点，部门间劳动和资本的转移都不可能增加总产出，资源的重新配置仅仅发生在扩张期。相反，结构主义观点没有假设充分的最优资源配置，这样，劳动和资本在不同部门中使用所产生的收益可能出现系统差别。所以，在结构主义那里，非均衡现象更经常地表现在不同部门中劳动和资本收益的差别上。另外，Chenery et al.（1986）还认为，由于一般均衡理论不能被视为公理，趋向较高生产率部门的资源再配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究竟有多大，就成了一个实证问题。认识资源再分配的潜力，对于发展中国家比对发达国家似乎更重要，因为发展中国家要素市场的非均衡现象表现得更为突出，生产结构变化的速度也更快。结构主义利用多国数据展开的实证研究发现了两个一般性的结果：第一，认清了结构变化的一些方面，这些方面影响经济增长率，但是它们的重要性也会随发展水平而变动。概括起来，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结构变化造就了增长率先增加而后下降的发展格局；第二，多国回归分析的结构因素对发展中国家比对发达国家重要得多；反之，劳动力增长对发达国家效果更显著；投资对两组国家都重要的唯一增长因素。
  Chenery et al.（1986）将一个经济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初级产品阶段、工业化阶段和发达经济阶段，经济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如下：
  在结构转变的第一阶段，占统治地位的以农业为主的初级产品的生产活动，这使得可交易商品产出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即使一般说来，初级产品生产增长的速度慢于制造业，但是在低收入水平上，制成品的有限需求也不能使制造业成为总产出的主要来源。附加价值中农业的比重较高，这是第一阶段总增长速度较慢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供给方面，第一阶段的特点是资本积累速度低速至中速增长，劳动力加速增长，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极为缓慢地增长。总体而言，是生产率增长的速度过慢，而不是投资水平较低，引起了第一阶段总产出的低速增长。
  在工业化阶段，其特征表现为经济重心从以农业为主的初级产品生产向制造业生产转移。在这一阶段中，制造业对增长贡献的相对重要性发生了变化，一旦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超过900美元，制造业对增长的贡献将高于初级产品生产的贡献。至于这一转变究竟发生在较低或较高的收入水平上，则取决于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和贸易政策。在这一阶段，与农业向工业转移相联系的生产率增长对产出增长的贡献增加了，这是经济加速增长的原因。
  经济发展由工业化阶段向发达经济阶段转变的特征表现为：就需求方面而言，制成品的收入弹性开始减少，制成品在国内总需求中所占的份额也开始下降。当然，出口持续增长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抵消这种变动趋势，但是最终还是会以国民生产总值中以及劳动就业中制造业份额的下降得到表现。事实上，在过去30年中，这一转变在所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中都发生过；就供给方面而言，要素投入在第三阶段的综合贡献减少了，原因在于资本增长的速度较慢，同时资本的比重也出现下降的趋势。另外，人口增长的速度减慢了。发达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水平至少到1970年代中期为止一直较高，但是相对于第二阶段而言，第三阶段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同工业化的联系要小得多。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发生在农业，多数发达国家的农业已由生产率低速增长的部门转变为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最快的部门。农业劳动力的持续转移、农业同其他部门的工资缺口的逐步消失，是变化的基本原因，它们促进了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和各种技术进步。
  结构主义的理论为我们理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动力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一个新的机制，虽然该理论主要关注的是经济增长的源泉问题，但是它对于经济增长的三阶段的划分以及每个阶段的经济特征的描述对于我们理解不同产业之间的演变关系以及工业化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有益的帮助。相对于前面的二元经济模型而言，结构主义不仅注意到了劳动力在城乡或者农业和工业部门之间的转移，而且还注意到了劳动力和资本在工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转移规律，因而对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描述更加细致和深入。特别地，资本的转移被加以详细分析，并且对资本和劳动力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的解释更加充分，但是前文的二元经济模型对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划分和不同阶段之间的转换的分析，则相对粗略了很多。
  3、农业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
  （一）农业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
  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之间的关系对于发展经济而言非常密切。在前面一小节中，各种二元经济模型或结构主义模型都分析了农村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进入城市工业部门过程中工资水平、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决定。简单而言，农业部门能够为工业和城市部门的劳动者提供粮食，能够提供各种生产的原材料，农业生产的剩余能够为后者提供资本积累的来源，同时还能够为后者的产品提供销售市场；最后，农业还能够为城市部门提供绿化和环境保护功能。实际上，经济学家们讨论农业生产率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已经有许多年，很多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研究都揭示出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和工业现代化之间是互相促进的。曾经有好几代的发展经济学家都强调把提高农业生产率作为成功的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必要部分。例如，Nurkse（1953）认为：“每个人都知道，如果没有工业革命之前的农业革命，壮观的工业革命就不可能发生。”Rostow（1960）认为：“农业生产率的革命性变化是成功的经济起飞的基本条件。”对于为什么农业的发展会对一个国家的工业化产生推动作用，有研究解释了来自农民的需求对于工业化的影响机制：即随着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大，在较小的市场里不能达到盈亏平衡的报酬递增的生产技术变得有利可图，同时产业规模扩大。有效率的农业生产和出口在产生对制成品国内需求方面扮演关键角色，在Rosenstein（1943）、Nurkse（1953）、Lewis（1953；1954）、Ranis and Fei（1961），特别是Flemming（1955）的早期著作里都对此有所强调。Ohkawa and Rosovsky（1960）实证地说明了世纪之交的日本的农业生产率的巨大增长，Johnson and Mellor（1961）注意到了在那段时期农民的需求对于工业增长的重要性。类似地，Thorbecke（1979）和Ranis（1979）提出了战后中国台湾农业巨大进步的一些证据，并特别强调农民的需求在中国台湾工业化开始阶段中的作用。Lewis（1953）基于增加农村购买力将培育工业化的理论，在他给黄金海岸提出的发展战略中，把增加农业生产率和经济作物出口作为基础。
  另外，发展经济学中还有一支文献讨论了工业化推动农业发展并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路径。一般来说，农业现代化是指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现代农业的发展就是将现代要素投入农业来替代传统要素的过程（Schultz，1971）。随着现代要素大量投入农业生产，农业产出和效益大幅提高。在农业中注入现代要素的投入，是现代农业区别于传统农业的本质特征。现代生产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导致传统农地制度和经营方式的不适应，尤其是二战后，许多国家为了顺应农业技术的变迁，实施了土地改革和重新分配土地权利，并调整了农业经营组织的方式，这些因素成为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另一力量（De Janvry et al.，2002）。纵观世界农业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各国资源禀赋不同，因此也就决定了其技术变迁的路径也各异。一般而言，那些土地稀缺、人口众多的国家和地区，会选择节约土地的现代投入，如化肥、农药、薄膜等，以提高土地生产率。那些土地资源富余、人口较少的国家，会选择节约劳动的现代投入，如机械等，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在第一种类型的农业现代化国家，随着人口城市化进程，农业劳动力份额下降，走向以机械投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路径（Hayami and Ruttan，1988）。从经验证据来看，很难给出两种农业现代化路径孰优孰劣的结论。但是，如果在政策上做出与资源禀赋不一致的技术和制度选择，以及在要素比例发生变化后农业现代化路径出现拐点时，若不进行政策和制度的适应性变化，会使一国的农业现代化受阻。另外，农业对于工业化的重要性还可以通过农业具有脆弱性所产生的一系列后果上，比如脆弱的农业会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会对国际收支平衡产生压力，导致许多欠发达国家国际收入平衡困难、外债高筑或无法履约；最后，脆弱的农业还会对制造业的增长产生抑制作用，这是因为脆弱的农业导致农民的低购买力，所以政府不得不抑制制造业的增长(Meiere and Rauch，2000)。
  （二）对工业化内涵的误解及其对城乡关系的影响
  工业化在发展经济中的作用历来被赋予了很高的地位。发展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它是一切现代社会进步的动力和源泉（Zhang，1949）。Chenery、Robinson and Syrquin（1986）则认为，工业化通常从那些人口众多、很低收入水平的国家开始，从工业化表现形式的角度看，它被理解为工业在国民经济和劳动人口中的份额连续上升的过程；工业化是以经济重心由初级产品向制造业生产转移为特征的，其原因是内需求的变动，工业产品中间使用量的增加，以及随着要素比例变动而发生的比较优势的变化。在1992年版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工业化被认为是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的过程：第一，来自制造业活动和第二产业的国民收入份额的一般上升；第二，从事制造业和第二产业的劳动人口一般也表现为上升的趋势。从广义上看，工业化还包括生产率增长的某些方面和政府政策对资源分配的影响。所以，一个国家的工业化、对于工业化的内涵能否正确地理解，以及采取什么样的道路实施工业化都将对这个国家的农业发展方式以及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民族国家走向政治和经济独立之后并发动工业化时，却普遍存在着一种对工业化的片面理解。Krueger（1992）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精英们的头脑里曾有一个非常强的共识——提高国民的生活标准并获得经济发展是他们主要的社会目标，然而这一共识却被歪曲成工业应该被高度鼓励；并且他们进一步相信，大部分农业代表了落后，农业产出对经济激励没什么反应，所以农业就应该被歧视，从而获得农业剩余来补贴工业，这样做并不会付出很高的经济代价。但是这些政策理念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但是却没有被当时的经济学知识正式地挑战过。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很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先后实施了城市倾向政策，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等形式剥夺农业利润来补贴城市和工业部门。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张培刚（1992）也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年代里，许多发展经济学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决策者对工业化的认识是片面和错误的，他们仅仅把工业化看作制造业（尤其是重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增加，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两个错误倾向：一是只注重于集中资源投资于制造业，而忽视了传统农业的改造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二是只注重于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引进应用，而忽视了社会经济结构的相应变革。这是战后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步履维艰和屡屡失败的重要根源之一。因此，张培刚（1949）认为，把工业化的含义仅仅界定为制造业的发展，不仅在理论上失之偏颇，而且在实践中贻害无穷。工业化决不应该局限于工业部门，而应该涵盖整个国民经济。具体地说，工业化至少应该包括工业和农业（国民经济的两个基础产业部门）的机械化和现代化。工业化是一个动态的和发展的过程，它以技术变革为基础和前提，首先表现为“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不再处于停止状态，而是发生着连续的变化，并进而导致生产过程、经济组织、社会结构，乃至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发生一系列相应的变化。如果我们大家都能正确认识得到“工业化”的完整内涵及其真实意义的话，那么就不可能出现为了发展制造业而忽视农业，或者以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的错误倾向，也就不可能出现由于主观认识的失误而导致产业结构失衡，并进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张培刚（1949）提出：“工业化的概念是很广泛的，包括农业及工业两方面生产的现代化和机械化。”它的特征可以用各种方式说明，“如果着重技术因素，工业化可以定义为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发生变动的过程。若着重资本这个要素，则工业化也可以定义为生产结构中资本广化和深化的过程。若着重劳动这个因素，工业化更可以定义为每人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的过程。所有这些特征合起来指明一件事——经济飞跃进步。”
  以中国为例，错误地理解工业化的内涵就曾经给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沉重的教训。例如，林毅夫等（1994）的研究发现，中国采取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及与之相应的经济体制解决了在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发展起点上把积累率提高到15%以上的问题，并以较快的速度建成了比较完整的中国工业经济体系，从而使中国迅速由一个农业产出占主体的国家转变成工业产出占主体的经济。但是，中国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却步履维艰，所付出的代价是极其高昂的。由于违背资源比较优势，人为地推行重工业优先增长的发展战略，使经济结构遭到严重扭曲，由此丧失了本来可以达到的更快的增长速度。但是通过国际比较发现，实行这种战略的国家经济发展的绩效都不理想，不但未能实现赶超的初衷，而且面临着基本相似的难题。Yang and Cai（2000）认为，这些问题也教育了中国的领导人，那些流行的经济学理论以及实践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全面的普遍发展。类似地，Carter（1997）认为，城市倾向政策所导致的对于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农业增长速度的下降，同时，也造成了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要素市场的扭曲。Yang and Cai（2000）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并且认为要素市场的扭曲和因此而导致的农业增长缓慢使得整个经济的增长都受到了影响。另外，Knight and Song（1993）认为城市倾向政策下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所产生的限制，从而导致了中国的贫困问题主要体现为农村贫困。
  （三）能否通过农业出口优先来推动工业化？
  在上一小节中，很多研究都强调了农产品出口通过扩大市场和资本积累来推动工业化的发展，于是这就自然引出了一个重要而经典的发展经济学问题：“发展中国家能否通过农产品出口优先来推动工业化？”
  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多时候都是否定的，国内农业和出口的增长并不总是足以带来工业化。首先，Chenery， Robinson， Syrquin (1987)认为，工业化通常从那些人口众多、很低收入水平的国家开始。一些被广泛接受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典型事实和前提假设是早期贸易理论、发展理论及政策建议的基础（Krueger，1997），它们包括：（1）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结构常常极其偏向于初级产品生产；（2）若发展中国家采取自由贸易政策，它们的比较优势将永远处于初级产品生产；（3）初级产品全球需求的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都很低；（4）资本积累是增长的关键要素，但是在发展的初期，资本积累只能通过资本品的进口发生。基于这些典型事实和前提，经济学家很自然地相信，经济发展就是工业化的过程，而替代进口加工产品的国内生产又使工业化的最主要组成部分（Chenery，1958）。在一些情况下，虽然能产生农业或出口收入，但不能转化成对国内工业的潜在消费，相关市场依然像以前一样狭小。要扩大工业品市场，就要把需求集中在制成品的消费购买上。大量的人口、相同的品位和集中的人群都有助于形成制成品的大市场。其次，在农业出口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中，收入分配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这是因为中产阶级是天然的工业制成品的消费者。正如Baldwin(1956)和North(1959)指出的，即使农业和出口收入增长，如果财富过度集中在非常富有的人手里，他们所产生的需求也主要在于手工制成品和进口的奢侈品，而不是国内制成品。收入分配对工业化影响的程度似乎在很多历史时期都很重要。例如，在19世纪前半段，美国使用大规模生产技术，在很多的消费品制造领域里大大超过英国。相对于英国工匠的高质量的手工休闲品，美国的生产商提供标准的、大规模生产的实用产品，这种生产技术的差别在于需求的组成不同(Rosenberg，1972)。英国制造业面临的需求来自质量意识强烈的上层阶级，而那里不可能产生一个大规模的市场。美国的需求来自于大量的相对富裕的农民，这些来自拥有土地的中产阶级的大量需求，使得美国制造业的大规模生产有利可图。收入分配对于农业出口与工业化之间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的另一个例子是19世纪下半叶的哥伦比亚。在19世纪60年代，哥伦比亚经历了烟草出口的迅速增长，但并没有带动广泛的经济发展。大约从1880年到1915年，哥伦比亚咖啡出口激增，这对工业化产生了更大的影响。Harbison(1970)是这样解释两者之间的差别的：从技术上来看，烟草只能由大的种植园生产，因而增长的收入集中到了一小部分种植园主的手上，而他们主要消费进口的奢侈品；相反，咖啡可以在小的家庭企业生产，结果收入被分配到大量的需求国内制成品的人手里：“咖啡生产带来的繁荣增长的好处被大量的贫穷的农村地区的农民阶级所分享，而不是小部分的富裕的城市白人地主。随后，这些农民当然不会让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去国外旅游、接受外国教育或购买其他奢侈的进口品……因为哥伦比亚不能生产，烟草产生的收入被用来购买奢侈的进口品，这导致了长期的萧条和哥伦比亚工匠制造业的下降，同时其他国内部门也没有获得补偿性增长。但咖啡产生的收入在普通农民的手里，他们会把收入准确地用在生活必需品上……咖啡生产的快速扩张将收入再次分配，那些人很可能将额外收入花费在具有产生国内收入的高潜力的特征的商品上——例如，能应用现代低成本技术的大规模生产的国内商品——而不是进口品。”
  实际上，Lewis也认为：“很难通过制成品出口开始工业化，通常一个国家是通过在熟悉和受到保护的国内市场销售制成品开始的。”相对于昂贵的外国市场的培育而言的另一种选择就是，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建立出口导向的制造业。Lewis（1950）在关于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工业化的研究中认为：“通过建立新的分销渠道进入外国市场是艰难并且昂贵的，如果这些岛致力于吸引那些已经在外国市场很好地建立起来了的制造商，这就很可能会成功。”自从Lewis写了这以后，确实有很多的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外国直接投资出现在欠发达国家，并且事实上，许多小的欠发达国家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开始工业化的。一般来说，这种外国直接投资都是从对来自母国的零件进口进行组装开始的，如果从总体来看，更加完整的制造业后来才出现在东道国。
  4、农业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
  （一）城市与城市化的内涵
  要搞清楚城市化的内涵，首先必须搞清楚城市的内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某一民族的内部分工，首先引起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8]列宁认为“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要动力。”[9]巴松特认为：“经济学意义上的城市，是指那些生活物质有赖于城市以外的农业劳动产品的人们的较大居住地。”而社会学家则大多认为，城市是有相当大的面积和相当高的人口密度的一个地区共同体，其中住有各种非农业的专门人员。另外，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对于城市的界定是：“城市是我国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的中心，是现代工业和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起主导作用。”总之，目前人们对于城市的内涵达成如下几点共识：第一、城市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第二、城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分工细化、生产关系变革的必然结果；第三、城市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的中心；第四、城市以第二和第三产业为主，城市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总量中占主要地位；第五、城市的居民在思维方式、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等各方面与其他居民有较为显著的差异，并且是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第六、城市是交通、通讯、供电、邮政等社会基础设施最完善和各种社会服务机构最完备、最集中的区域。
  对应于上述对于城市的定义，城市化可以被堪称是一个由乡村社会、乡村文明逐步变为现代化城市和城市文明的自然历史过程。现代城市经济学家们则认为城市发展包括两个重要方面，即城市化本身以及城市集中（Davis and Henderson，2003）。美国新版的《世界城市》一书的定义是：“都市化是一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的变化。其一是人口从乡村向城市运动，并在都市中从事非农业工作。其二是乡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变，这包括价值观、态度和行为等方面。第一方面强调人口的密度和经济职能，第二方面强调社会、心理和行为因素。实质上这两方面是互动的。”我们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来定义城市化。狭义的城市化是指由于近代产业的发展而发生的农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质变。广义的城市化是指在聚落或者地域中城市的因素逐渐增大的过程，而且是从城市产生影响在聚落和地域的内部越来越显著的过程。城市化的过程可以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第一、产业结构由以第一产业为主转变为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为主；第二、人口结构由以农业人口为主转变为以非农就业人口为主；第三、由自然、原始的农业文明转变为以现代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文明；第四、居民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素养发生全面变化。实际上，第一个方面本质上是指工业化，第二个方面是人口的城市化，第三个方面可以被简单地视为农业现代化，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城市化与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实际上是发展中国家结构转变过程中同时发生的三个方面。因此，中就决定了它们三者之间关系的密切性。
  （二）农业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
  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前文综述过的二元经济模型或结构主义模型都分析了农村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进入城市工业部门对工资水平、就业和经济增长等的影响。简单而言，农业部门能够为工业和城市部门提供和储备粮食，以及提供各种生产原材料，农业生产的剩余能够为后者提供资本积累的来源，同时，还能够为后者的产品提供销售市场；最后，农业还能够为城市部门提供绿化和环境保护功能。但是，虽然这些理论解释或描述了农业与城市部门之间的关系，但是并没有揭示出它们之间互相影响的均衡结果是什么。实际上，农业生产部门所能够提供的粮食产量是城市化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一个经济的农业部门的余粮率与它的城市化率之间构成了一个均衡。如果一个经济是封闭的，或者没有足够多的外汇进口粮食，那么一切粮食或食品都只能靠本国农业部门生产来供给，此时，由于城市人口不能生产粮食，所以农民的平均粮食产量就决定了这个经济能够有多少城市人口或者非农业人口。也就是说，农业部门或者农民的余粮率对于城市的数量和城市人口的数量具有重要影响。美国人文学者Skinner（1977）和历史学家赵冈（1992）也都曾先后论述过这一思想。另外，Skinner（1977）对欧亚农业社会的研究也发现了一些结构上的规律性，比如农业生产的强度在城市化程度高的核心区最高，在最边缘区最低；另外，随着一个经济区域的空间由核心向边缘推进，农业的商业化和家庭对市场的依赖呈现由强到弱的变化。上述规律也支持了农业生产对于城市水平的重要。基于上述思想，章元和万广华（2012）提出理论假说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谷物贸易与其他商品贸易对于城市化的影响方向可能是不同的，前者会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并且发展中国家的谷物净进口会推进其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非谷物贸易却会抑制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然后他们利用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展开实证研究验证了上述理论假说。
  除了上述研究之外，以Henderson为代表的城市经济学家对于一个经济体的城市数量以及城市化比例的决定因素进行了许多研究。例如，Henderson and Wang (2005)建立了一个封闭的经济城市数量模型，其中人口数量的增长外生，技术进步内生并由内生的人力资本积累所推动。在他们的模型中，技术有两个互相对立的效果：第一，技术进步会促使城市的有效规模上升，从而降低城市的数量；第二，技术进步会推动人口从农村部门向城市部门迁移，从而增加城市的数量。当农村和城市部门的技术进步推动经济增长时，从农村部门向城市部门的人口迁移就会发生，但是人们对于农产品的收入弹性很低，所以城市就业部门扩张会以农村部门的就业减少——即农村向城市的移民——为代价。而这两种力量的净效果则要取决于农村部门的相对大小，农业部门越大，技术进步会使得更多的人口从农业部门中释放出来，而这种力量更有可能超过推动城市规模上升的力量，从而使得城市的数量上升。Ades and Glaeser（1995）则认为，由于农业生产活动依赖于不可移动的自然资源（土地），从而不能够进行资源的重新配置以获利，从而一个社会的农业化程度会制约它集聚到一个经济区域的程度。
  另外，前面的二元经济模型中也有很大一部分内容涉及到城乡移民和城市失业问题，因而也就涉及到了农业和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问题。例如托达罗认为，在欠发达国家，城市“现代部门”的固定工作比农村的工作能够提供实质上更高的收入，甚至在考虑了两者生活费用的差异以及城市失业不能够降低现代部门的工资的因素后也是如此。这种工资差距导致了从农村向城市的移民。在城市中的移民可能会在“传统部门”中呆一段时间，直到足够幸运能够获得在现代部门的工作。希望在城市现代部门找到工作的失业者越多，一个移民可以预料找到那样一份工作要等待的时间就越长，一面也就越缺乏吸引力。接着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任何试图减少城市失业的努力（例如通过创造更多的现代部门的工作）都将至少部分地自我否定，因为这将使农村向城市的移民更有吸引力。作为城市劳动力的一部分，只有当城乡收入差距减少时，失业才会减少。
  5、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城市倾向政策与“三化”之间的关系
  （一）中国的城市倾向政策对城乡关系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实现赶超的目标，中央政府决定采用城市倾向政策来支持重工业优先发展。形成城市倾向政策的手段通常是实行“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政策，即通过扭曲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创造不利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政策，获取农业剩余以补贴工业化(Schultz， 1978)。另外，为了实现对农业剩余的转移和提高工业部门的积累能力，政府还制定和实施了余粮统购统销、对工业部门提供财政补贴和信贷支持、对出口农产品征税、给城镇国有部门的职工提供免费的医疗、教育和住房等福利等制度，当然，为了上述政策的实施，还建立了户籍制度以限制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根据李伟(Li，1993)的研究，1955年到1985年间，政府通过压低农产品价格向工业部门转移了共计5430亿元的农业剩余，政府通过税收和储蓄外流实现的净转移达到1496亿元。
  对于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选择城市倾向政策的原因，现有理论有两种基本的解释：第一种解释从国家实行工业化战略的目标和途径出发，因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导坚信，工业部门是经济迅速增长的催化剂，而对农业征税可以为工业化提供绝对必要的财政支持。杨涛也认为中国的城乡分割的根源在于中央计划经济采取了重工业优先的发展策略，从而需要提取农业剩余以增加城市资本积累以及对城市进行补贴(Yang， 1999)。第二种解释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结构造成城乡居民在政治谈判地位和政策影响力上存在严重的不对等。例如，Lipton (1977)认为，农村部门拥有大多数贫困人口以及成本低廉的各种资源，而城市部门则拥有大部分的表达渠道，组织和权力，所以城市部门总是可以赢得与农村部门的争夺与利益之争。Bates (1981)也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了这些政策的基础，他认为农民缺乏权力还与他们在地里上居住分散、每个农户的产出在总产出中的比例非常小，从而导致他们从事集体行动的沟通成本极高以及搭便车问题。另外，Gillis， Perkins， Romer and Snodgrass（2003）认为，在发展中国家，计划者和政治家长期所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城市消费者与农村生产者之间在农产品价格这个问题上的矛盾。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购买食物的费用至少占城市消费者全部支出的一半，食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会削减除了最富裕的人以外的所有城市人的收入。即使对其城市贫苦居民福利漠不关心的政府，也不能对食品价格大幅度上涨所造成的政治影响置若罔闻。从1920年代的日本，到1990年代的赞比亚，粮食价格上涨触发的大规模骚动，都威胁到政府的生存。由于政界领导本生生活在市区，并且市区居民比农民对政府更有威胁，所以许多国家即使在出现普遍的通货膨胀压力时，也要设法压低粮食价格，其结果是降低了付给农民的价格，减少了农场收入和农场产出。
  另外，杨小凯（2003）认为，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通过国有企业进行工业化的发展政策，其失败之处在于忽视私人企业剩余索取权的功能，这已被新企业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所证明。以降低农村居民福利为代价的歧视性的促进工业化政策，是国家机会主义行为的结果，一些既得利益者将经济发展当作他们获取利益的人质。杨涛和蔡昉(Yang and Cai， 2000)也认为中国实施城市倾向政策的根源在于建国初期确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而这一策略的实施并非是来自于城市利益集团的压力，而是来自于新中国政府赶超工业化国家的愿望，以及他们认为工业化战略是实现他们目标的最佳途径。但是，我们这里需要提出的问题是，既然城市倾向策略并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为什么在改革时期城市倾向政策会依然存在？杨涛和蔡昉(Yang and Cai， 2000)认为第二种理论可以给出解释，即城市居民给政府施加了压力以保持其相对福利水平不下降。1978年针对城市居民的价格补贴达到11亿元，而1979年则快速上升到79亿元；从1979年起，对城市居民的粮食补贴大幅上涨，在1985年放开肉价的同时，又开始针对肉价进行补贴。1985年，政府的全部价格补贴达到262亿元，到1998年高达712亿元，占政府总预算的7.6%。
  中国的城市倾向政策的主要执行机制包括对农业生产的控制、农产品上缴、压低粮价以及通过户籍制度对劳动力由农村到城市的流动限制。虽然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中期的在户籍制度的限制下，城市居民还可以享受到农村居民普遍难以享受的福利，例如国有企业和其他一些政府机构依然控制着并向其员工供给相当部分的房屋，只有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永久性员工才能享受健康保险和服务以及养老金。而且，中小学教育及儿童的照顾也只提供给拥有城市户口的居民。这些因素都造成了城乡收入的差距(Kanbur and Zhang， 2004；Yang， 1999)， 即使取消了户籍制度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这些倾向性政策也会使流动到城市后的农村居民面临更高的生活成本，所以劳动力的流动依然无法缓解城乡收入差距(Yang， 1999)。张晓波(2003)认为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教育和医疗卫生的不平等问题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进行而在加剧，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城市倾向政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教育及医疗卫生设施要远远多于农村居民，这就转化为社会发展过程中城乡间的巨大差异。杨涛认为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而出现的不平等程度加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实施的城市倾向政策和体制，包括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有利于城市居民的福利体系，以及有利于城市部门的包含通货膨胀补贴和对城市部门的投资信用的金融政策；中国实行的城市倾向政策会由于部门倾斜的收入转移以及在健康、房屋和教育方面的支出不仅扭曲了这些部门中的工人的激励，而且也将影响到他们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并进一步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这些都将对于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不利(Yang， 1999)；Yang and Zhou (1999)的研究还认为，中国政府实行的有利于城市部门的金融转移项目(financial transfer program)也是1985年以来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之一。从1986年到1992年，中国经历了一个年平均8.5%的通货膨胀率，城乡居民分担了这一压力。造成了这一通货膨胀的部分原因在于政府支出和投资的增加，但是，这些支出中的大部分却投向了城市部门。另外，根据Brandt and Zhu (1998)的研究，在这一阶段，中国政府还向国有企业投入了更多更高比例的新增贷款，这些资金转移造成了农民的收入主要由产出的增长来支持，而工人的工资则部分地由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和信用创造(credits creation)。从而导致农村居民承担了这一阶段的通货膨胀税中的大部分。Tian (2001)认为改革之后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之一在于金融体制系统性的城市倾向。Carter (1997)认为，城市倾向政策所导致的对于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农业增长速度的下降，同时，也造成了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要素市场的扭曲。Knight and Song (1993)认为城市倾向政策下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所产生的限制，从而导致了中国的贫困问题主要体现为农村贫困。另外，有很多研究表明，政府的一系列干预措施造成了经济系统的扭曲，使得大量资源从农村部门被转移出去，从而最终降低了农业和整个经济体系的增长(Yang and Cai， 2000)。Yao (2000)则认为，劳动力流动并不能够解决中国的农村贫困问题，原因之一就在于城市倾向政策给城市居民在住房、养老金、健康、教育、食品等众多方面的补贴。
  林毅夫等（1994）认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及与之相应的经济体制解决了在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发展起点上把积累率提高到15%以上的问题，并以较快的速度建成了比较完整的中国工业经济体系。但是推行该战略步履维艰，所付出的代价是极其高昂的。然而，重工业作为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所具有的基本特征，与中国当时的经济状况相冲突，使重工业优先增长无法借助于市场机制得以实现。解决这一困难的办法就是做出适当的制度安排，认为地压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即压低资本、外汇、能源、原材料、农产品和劳动的价格，降低重工业资本形成的门槛。于是，适应于重工业优先增长的战略，一套以全面扭曲产品和要素价格为内容的宏观政策环境就形成了。相应的制度安排是对经济资源实行集中的计划配置和管理的办法，并实行工商业的国有化和农业的集体化直至人民公社化，以及一系列剥夺企业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但是，通过国际比较发现，实行这种战略的国家经济发展的绩效都不理想，不但未能实现赶超的初衷，而且面临着基本相似的难题。
  （二）为什么中国的城市化长期落后于工业化？
  现代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即是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过程。然而，观察建国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一个重要的现象：城市化水平长期显著落后于工业化水平①。如图3-1所示：如果用城镇人口的比重度量城市化，用工业GDP的比重度量工业化，那么在1950年代末，中国的工业化水平比城市化高出近17个百分点，而到了1978年，两者的差距扩大为26个百分点，直到2002-2003年二者的水平才基本相同。
  然而从统计口径的一致性角度看，图3-1中的两个指标由于以下几个原因而缺乏可比性：第一，工业GDP并非全部由城镇人口创造，乡村工业也依然能够带来工业GDP；第二，城镇劳动力的就业也不仅限于工业部门，他们还分布在建筑业、服务业等其他部门中；第三，即使工业GDP仅仅来自于城镇地区，但是也并非由城镇人口创造，而是来自于城镇人口中的就业者所创造；第四，中国城乡间的人口负担率以及劳动参与率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而人口占比和劳动力占比存在一定的差异。由于上述四方面的原因，即使不考虑其他任何因素，以城镇人口比重度量的城市化与以工业GDP比重度量的工业化都有可能出现不一致，因此不能将它们进行简单的对比。由于中国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我们可以假设二产GDP由城市部门生产，一产GDP由农村部门生产，然后我们在图3-2中分别用二产GDP比重来度量工业化水平③，用城镇就业比重来度量城市化水平，从而可以保证二者在统计口径上的可比性。从图3-2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与城市化几乎保持着平行上升的趋势，两者之间的差距略有缩小。可见，不论使用何种指标城市化和工业化，前者长期落后于后者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针对中国城市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的现象，现有研究普遍认为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力的流动并桎梏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例如，吕政等（2005）认为，以户籍制度、城乡差别化就业和福利保障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城乡隔离体制直接阻碍了农民工转化为稳定的城市产业工人和市民。他们认为，与其他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同，中国的工业化道路决定了城市化与工业化的不协调，这主要表现为大量“待城市化人口”的存在。陆铭和陈钊（2012）也认为，中国的户籍制度及其背后的公共服务差异是导致城市化滞后的重要制度原因。另外，郭克莎等（2002）的研究则认为，改革开放前，中国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较快，对城市化的带动作用较弱；改革开放以后，劳动密集型产业得到长足发展，从而加速了城市化进程。
  户籍制度从劳动力供给的视角解释了为什么城市化长期落后于工业化，但是它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一现象，这是因为：第一，户籍制度对于中国各省份而言是一致的，但是我们观察到不同省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差距却很大。例如李国平（2008）的研究发现东北三省出现过度城市化倾向，而中西部地区的某些省份则出现了低度城市化倾向，这显然不是户籍制度所能解释的；第二，如果说户籍制度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主要原因，那么从理论上讲，中国户籍制度的不断放松应该会有利于二者差距的缩小，但是从图3-1中可以看出，在刚刚建立户籍制度的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二者之间的差距并不大；从图3-2中则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差距依然没有表现出稳健缩小的趋势。对中国而言，沈可和章元（2012）的研究认为，中国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的资本密集型投资倾向。新中国采取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及与之联系的城市倾向政策），改革开放后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竞争上的压力以及财政分权体制后地方政府最大化税收的动机，都使得中国的投资具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倾向：更多资本被投入到城市部门中的资本密集型（以及技术密集型）产业而非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投资倾向使得城市部门的资本深化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弹性降低，从而抑制了城市化水平。实际上，现有很多研究都揭示出这一倾向的存在及其背后的机制。林毅夫等（1994）认为，新中国政府确立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并通过扭曲产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以降低重工业发展的成本，从而建立相应的资源计划配置以保证资源优先流向重工业部门，最终实现了重工业优先于其他部门的增长。而在改革开放以后，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对于经济增长的锦标赛也同样会推动地方政府更偏好于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投资。例如，Chen and Yao（2011）的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竞争的压力下，有激励投资到资本密集的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以便在招商引资中取得优势。又比如蔡昉等（2004）的研究认为，地方政府在追求GDP增长动机的驱使下，往往会压低土地与资本价格，使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上升，从而导致资本替代劳动。而范子英（2011）的研究则发现，由于资本密集型的基础设施建设创造了寻租和腐败的机会，因而也会促使地方政府更热衷于基础设施投资。因此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存在着“重基本建设、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扭曲倾向（傅勇，2010）。陆铭和欧海军（2011）的研究虽然没有直接检验资本密集型投资倾向对城市化的抑制作用，但他们发现，省级政府投入到生产性基本建设的支出与GDP的比值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城市就业弹性就会下降0.089个百分点。沈可和章元（2012）首先通过跨国分析验证了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普遍的阶段性现象，同时利用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以及全国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的回归分析也都能够支持上述解释。
  6、“三化”关系总结及未来的研究方向
  （一）“三化”的演进与“三产”的演进
  对于任何一个发展经济，其经济发展总体现为资本和劳动力在不同产业部门以及在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流动，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意义上认为发展经济都在进行各种程度不同的结构主义变动。实际上，结构主义的研究就认为，同收入增长相伴随的产出结构的变化还反映在劳动和资本的再分配上，即劳动和资本自初级产品生产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但转移的程度不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典型就业模式而言，在结构转变的大部分时期，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都存在着滞后的现象，与此相应，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也较慢。随着剩余劳动力的吸收，这种趋势直到结构转变的末期才能有所逆转。并且，多数准工业化国家都具有于此相似的就业模式。工业就业的增加远低于农业就业的减少，因此，劳动转移主要发生在农业和服务业之间。Chenery et al.（1986）的研究发现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与农业和制造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密切相关，例如，土耳其和南斯拉夫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则较慢，与此相应，农业和制造业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别也较大。以色列偏向相反的方向，因而部门之间的劳动生产率也比较接近。他们基于多国数据的资本使用模式表明，社会基础设施占用的资本份额相当高，超过了初级产品生产和制造业生产所占用的资本份额之和。因为在所有收入水平上，资本密集程度的这种区别都存在，所以资本自初级产品生产向制造业生产转移的现象，似乎反而不那么引人注意了。进一步细分，还可以看到资本自初级产品生产所需要的基础设施向工业基础设施转移这种相应的变动趋势。
  从上述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出“三化”对于资源禀赋不同的国家而言，即有其相同点，又有不同点，相同之处在于：第一；劳动力大多遵循着从第一产业或者农村部门向第二和第三产业的转移方向；第二，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促进不同部门之间结构转变的根本推动力；第三，在不同部门的结构转换过程中，首先是工业部门的人均资本在工业化过程中更加快速地积累起来，而随着工业部门的壮大，工业部门的壮大吸收了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当农业生产开始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劳动力短缺时，农业生产开始走向用机器替代人力，即更多的使用资本，从而逐步提升农业部门的人均资本存量，并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壮大也成为需要，他们需要为越来越多的工业和农业部门提供各种生产和生活服务，于是劳动力逐步从工业和农业部门继续转移进入第三产业部门。他们的不同点在于：不同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耕地和劳动力禀赋状况并不同，农村部门蕴涵的剩余劳动力也不相同，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也很不相同，因此在其工业化过程中，工业部门的资本深化速度并不相同，剩余劳动力转移进入城市工业部门的数量和速度也不相同；另外，发展战略与经济政策都是内生的，因而当不同的发展中国家采取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及不同的经济政策时，它们的不同部门的结构转变的速度也大不相同，这可以体现为不同部门产出的相对重要性、不同部门的就业占比、增长速度、外贸和内需的相对重要性等各个方面的巨大差异。
  （二）未来研究方向
  结合上述文献综述我们可以看出，在发展经济学关于“三化”和“三产”的演进特征和一般规律的研究并不多，很少有理论系统性地论述不同产业之间如何互相影响并且如何在工业化过程中达到均衡，因此，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我们至少面临着如下4个重大的研究问题值得未来继续展开：
  第一，对于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发达经济和正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发展经济而言，他们的“三化”演进的一般特征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清晰的图景，我们还可以从这个图景中找到研究的问题或者需要解释的重大经济现象。比如，针对德国、美国、日本、英国、俄罗斯、法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研究，以及针对韩国、台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印度、中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无疑都是十分重要的。
  第二，对于不同国家的比较研究显然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因为横向的比较能够更深入地揭示出一般性和差异性，这里的重要问题是，不同国家的资源初始禀赋对于他们的“三化”演进路径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或者，他们的初始禀赋的使得他们的“三化”演进与其他国家有什么不同？其中，人口和耕地这两种禀赋的差异对于不同经济的“三化”路径所产生的影响是重点研究方向，这两个要素之所以值得重点研究，是因为几乎所有的发展中经济都稀缺资本，而农业部门作为经济发展的最初动力，它所拥有的劳动力和耕地则必然会对后续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对于工业和农业现代化更具有极其重要的决定意思。
  第三，经济发展的其中一个终极目标是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其他发展经济学的分支，都会关注经济发展的动力，因而发展经济的“三化”演进的动力机制和阻碍因素有哪些就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这其中，企业家精神、社会经济或者政治制度、对外贸易、产业政策、经济发展战略等都是重要的研究方向。
  第四，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也是目前经济总量最大的发展经济，她在过去的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创造了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因为研究中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中国的“三化”和“三产”的演进以及结构变迁的规律，就成为了发展经济学中的重大问题和重要研究方向。就中国而言，值得研究的问题无比丰富。比如，中国经济发展和农业现代化所面临的最大约束就是人均耕地面积太低。黄宗智（1992）研究了长三角地区从明代初到20世纪80年代小农经济和乡村社会的变迁历程，认为从明初开始长达600年的蓬勃商品化和城市化并没有给长三角地区的小农经济带来质变，农民家庭经营实际上日益陷于“内卷化”状态。解放之后开始的集体化和农业现代化，也没有打破这种“过密化”状态，现代化生产要素投入本可以发挥的作用，但是却被巨大的人口增长所吞噬。类似地，张培刚（1992）也分析了大国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难题，就中国而言，她所面临的难题包括沉重的人口压力、严峻的就业问题和薄弱的农业等，这表现在大国的农业中不仅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无法转移，人地矛盾十分尖锐，而且农业生产技术十分落后，生产工具非常原始，农业生产率极为低下，其结果是农业经济停滞和农民普遍贫困，而这种状况反过来又阻碍了工业化的进行。因此，在整个工业化过程中，如何在保证工业高速增长的同时，也能使农业得到稳定的、协调的发展，便成为以农业为主的发展中大国所面临的一个两难课题。因此，研究上述约束下的中国工业化进程及城市化进程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这里值得研究的理论和实证问题包括：中国目前的工业化已经进展到什么程度？未来中国的工业化道路还需要继续走多长时间？中国目前是否已经消耗完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并开始走向劳动力短缺时代？中国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前提下，还可以继续转移多少劳动力进入城市部门？中国完成了工业化之后，三产之间的比例关系是否与其他发达国家类似？中国实现了农业现代化之后，农业的基本状况有可能与什么国家类似或者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