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曙松：香港与内地金融市场互补性和合作性远大于竞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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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曙松（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 香港交易所董事长总经理 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香港作为纽带连接东西方市场，同时自身也得到发展
  新京报：香港在吸引国际资本进入内地市场方面如何发挥作用？在金融市场互联互通方面香港有何优势？
  巴曙松教授：改革开放以来，通过香港进入中国内地的国际资本占内地实际使用外资的比例，经历了有意思的波动过程。刚开始，随着内地开放程度提高，这个比例持续下降。但是，最近这几年，当这一比例下降到60%左右时，又开始持续上升，到2018年，已经重新回升到70%以上。与内地广大的市场和众多的开放城市相比，香港只是“弹丸之地”，为什么就是这样一个“弹丸之地”，却可以在中国内地吸引国际资本方面发挥如此关键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中的关键，就是在“一国两制”之下，香港独特的连接东方与西方市场的纽带地位。
  近期香港交易所发出公告，准备与伦敦证券交易所合并。为什么是香港而不是其他地区的交易所发起这样重大的交易？一方面当然是香港独特的国际城市地位，如果是内地的交易所，可能即使资金实力再雄厚，考虑到欧美市场当前的氛围，都难以发起这样大规模的交易；而香港之所以有勇气发起这样的交易，同样是因为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独特的优势，以及近年来积极推动的沪港通、深港通和债券通与内地市场的密切合作。
  香港作为活跃的国际金融中心，处于连接亚洲特别是中国内地这个快速发展的市场与欧美金融市场的关键纽带地位，是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可持续的资本市场开放，必然是“双向的”，既要“请进来”（即请世界各国金融机构、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也要“走出去”（即中国金融机构、企业、投资者进行海外投资、海外资产配置），香港在这两种开放路径中都有条件发挥积极的作用。
  与许多国际金融中心相比，香港更为熟悉中国内地的市场状况，以沪港通、深港通和债券通为代表的香港与内地市场平稳可控开放的模式，就是以香港这种独特的地位展开的。可以想象，类似的互联互通的项目如果放在其他的境外市场，会面临很多方面的难处，例如时区、法律法规体系、文化语言、投资者对这些市场的熟悉程度，还有监管机构和交易所之间的沟通效率等，这些难处有的可能短期内都是难以克服的。
  在资本市场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内地与境外金融体系如何沟通互动，随着中国经济金融规模的持续提升，必然会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课题。在这个背景下，香港通过建立覆盖不同资产类别的互联互通机制，为中国内地市场的开放提供一个既对国际市场开放又风险可控的平台，将境外市场上的投资者和企业、与中国内地市场上的企业和投资者连接起来，在推动金融产品创新和市场开放的同时，充分保证两种不同的市场制度的有效沟通，保证交易的便利性、资本畅通流动，高效率对接国内市场。
  新京报：在发挥纽带作用的同时，香港金融市场本身可以获得哪些发展？
  巴曙松教授：首先是打造离岸人民币产品中心。全球约七成的离岸人民币支付交易经香港处理，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进入新阶段，香港离岸市场的发展动力由主要依靠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境内外套利交易等，转向发展金融产品的丰富和深化，提供更多与人民币全球配置和跨境流动相适应的市场工具和管理手段，包括离岸人民币的存放、融资、外汇交易，以及人民币计价金融产品创设与投资等，使得离岸市场继续成为推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实现国际跨境投资需求，便利机构管理风险的重要场所。
  其次是优化香港金融市场结构。以香港债券市场为例，2019 年5 月，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人民币债券成功发行，这是香港市场上首支同时面向机构和个人并通过香港交易所CCASS系统（中央结算系统）进行发售的非政府债券，首次采用“交易所CCASS 系统+场外簿记平台”同步发行。对整个香港市场而言，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从历史上一直是股强债弱，香港债券市场的逐步发展壮大，以及相应的FICC（固定收益、外汇及大宗商品）业务体系的发展，均有利于巩固香港作为亚洲时区重要的财富管理中心、风险管理中心、资产配置中心的重要地位。农发行此次同时面向公众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发行的成功经验，能够起到良好的创新示范效应，为市场上的其他发行主体提供借鉴。
  两地银行业在金融科技领域有广阔合作空间
  新京报：在粤港澳大湾区中香港主要发挥何种作用？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协同发展中，香港最主要的挑战是什么？
  巴曙松教授：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香港都应当是粤港澳大湾区中的核心城市。对比世界三大湾区的发展规模，粤港澳大湾区具备发展成下一个世界顶级湾区的条件，但从人均GDP来看，粤港澳大湾区仍低于其他三大湾区，当中与以高科技产业为主的旧金山湾区的差距尤甚，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目前粤港澳大湾区不少产业仍是劳力密集型，处于价值链较低端位置。香港在带动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高端化和升级方面，依然会发挥重要的带动作用。
  在粤港澳大湾区中，香港的国际化优势和金融中心的地位是其最为突出的优势，而这恰恰是粤港澳大湾区下一步发展中最为需要的。广东具备比较完备的产业体系和制造业基础；深圳被视为创新高地，不断催生新业态带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香港交易所及时推出的上市制度改革吸引着更多海内外创投资金流向富有活力的新经济领域，香港与深圳在金融科技发展方面可以优势互补，共同推动金融互联互通，达至双赢。另外，香港拥有与国际金融服务紧密互动的规则体系和丰富的经验，可帮助大湾区企业更好地“走出去”，比如大湾区的企业可以在香港成立财资中心，进行资金管理；在香港设立专属自保保险公司，提升风险管理效益。因此，香港和内地的金融集聚区同样有广泛的合作空间，往往并不是典型的相互替代和互相竞争，而更多的是服务于不同群体的不同需求、相互带动合作的格局。
  新京报：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中，金融机构相互引进后在当地各有何发展机遇？
  巴曙松教授：粤港澳三地金融机构将更多呈现跨境合作与协同发展的局面。分机构看，内地新一轮开放政策对于银行、保险机构主要是放宽或取消外资设立分支机构的门槛、扩大跨境业务范围，在证券、基金领域主要是放开中外合资机构的外资持股比例等限制。
  大湾区存在广泛的跨境金融需求，包括大湾区基础设施建设与新经济企业发展带来的跨境融资需求、三地企业与居民的跨境支付结算需求、内地居民对于香港优质寿险和财险等保险产品的需求、粤港澳三地居民对于跨境车辆险实现产品互认的需求等，这为三地金融机构提供跨境服务带来了发展机遇。
  就银行业而言，港澳银行拥有丰富的跨境服务经验，而广东地区的商业银行往往拥有丰富的客户资源和网点资源，通过合作，港澳银行可借助后者资源发展零售客户和中小企业客户，而广东地区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可通过港澳银行进一步开拓境外市场，实现协同发展。
  此外，两地银行业在金融科技领域也存在广阔合作空间。香港的优势在于拥有与国际市场同步的视野，在风险管理和职业质素上符合国际标准，但受限于人口规模，零售市场相对小，限制了科技创新所带来的效益，在金融科技人才方面也存在不足，而内地机构在金融科技领域经验更丰富。2018年香港金管局推出虚拟银行牌照，首批牌照申请者就包括蚂蚁金服、腾讯、平安等内地机构及其子公司，彰显出内地与香港合作的新模式。
  未来两地可考虑探索股票一级市场互通
  新京报：目前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等机制已经在发挥作用，香港与内地资本市场融合程度越来越高。两地资本市场为对方分别发挥了什么作用？两地资本市场应如何继续合作？
  巴曙松教授：在为新经济融资方面，香港市场与内地市场的互补性很强。香港市场是典型的机构投资者占主导的开放性国际市场，也是国际资本投资中国市场的平台。新经济企业到香港上市，可以从国际市场，特别是从国际机构投资者那里获取资本，估值也是与欧美市场形成参照的。而内地市场基本是以内地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资金来支持新经济的发展，新经济企业在内地上市，主要是从内地投资者那里获得资金。所以，香港市场和内地市场之间的互补性和合作性远远大于有限的一点竞争性。
  从沪港通角度看，新经济企业无论在哪里上市，两地的投资者都可以通过互联互通机制来交易。这本身也证明，由沪港通开启的两地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在多年的实践中开启了一个风险可控且稳健的路径。未来可以考虑探索两地股票一级市场的互通，以更好地支持企业便捷融资。
  从债券通角度看，截至2019年8月底，境外机构持有的内地人民币债券规模大幅上升，已经达到2.02万亿元，债券通正成为境外投资者进入内地债券市场的主要渠道。未来，两地资本市场可考虑在条件成熟时，适时开通债券通南向通，同时推动交易所债券的互联互通，发展机构投资者投资债券市场所需要的利率汇率风险管理工具，为人民币资本走出去提供便利渠道，在满足信息透明、安全可控的监管要求的同时，推动内地居民和金融机构的全球资产配置。
  新京报：香港已经推出一些改革措施，例如生物医药企业上市制度的改革。香港金融市场有哪些改革措施中国内地可以借鉴？
  巴曙松教授：香港也可以为内地的金融改革积累一些经验，对于其中一些在香港市场上证明是行之有效的金融产品、金融制度，就可以灵活地转移到内地市场。
  中国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变革时期，以科技创新类企业为代表的新经济尚处在起步发展阶段。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资本市场是科创企业的摇篮。当前，全球证券交易所都将重点转向了新经济，中国也恰逢其时地推出了科创板，其中2018年香港交易所的上市制度改革为科创板提供了不少借鉴，包括允许同股不同权的创新企业在港交所主板上市、放开尚未盈利的生物科技公司上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