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泰岩：新时代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创新性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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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泰岩（中央民族大学原校长、资深教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习近平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相结合的理论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理论指导。踏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我们需要依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科学分析和深入理解习近平经济思想，以更好地加强思想理论武装，指导工作，推动实践。
  发展阶段理论的新时代创新
  经济学是研究不同社会或同一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经济规律的科学，因而政治经济学对经济规律的揭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这就意味着，不同社会或同一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必然有不同的特殊经济发展规律，因而揭示不同社会或同一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就成为政治经济学的首要任务。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是科学的理论体系，始终保持对现实世界的解释力和改造力，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而不断创新、丰富和发展的，始终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特征。马克思依据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深刻揭示，认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列宁依据对资本主义特殊历史发展阶段帝国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精辟分析，认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突破，并运用这一理论领导十月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革命道路，带领中国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我国生产力发展总体水平较低和具有多层次性的现实基础，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带领中国人民探索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党在深刻认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新矛盾、新挑战、新机遇的基础上，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科学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我们将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雄厚基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要看到，“全面小康”和“全面现代化”是两个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更强调通过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济结构优化和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从而表现出在发展阶段、发展目标、发展理念、发展动力、发展格局、发展道路、发展方式、发展政策、发展趋势等诸多方面的差别。因此，我们党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一步划分为不同发展阶段，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更加尊重和符合客观经济规律，从而丰富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阶段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最突出的特征是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我国居民消费结构从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变，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越来越强烈，盼望就业更加灵活充分、住房更加宽敞舒适、环境更加生态宜居、服务更加方便贴心、教育更加公平优质、文体活动更加丰富多彩、就医看病更加便捷有质量、养老服务更加可及有保障、社会更加和谐有序。我们党依据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需求新期盼，作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化的重大判断，成为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新变化，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要矛盾理论。
  习近平经济思想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借鉴世界经济理论的优秀成果，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刻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针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需要，创新性地揭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必然成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习近平经济思想也是对经济学理论的重大创新和发展，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在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目前尚没有也不可能有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可资借鉴的理论学说。西方发展经济学虽然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现代化，但由于它们的学说主要依据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发展经验和遵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因而存在发展经验和理论逻辑上的错位。同时，西方发展经济学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如何走出“低收入陷阱”问题，对于进入中高收入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如何推进现代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缺乏有针对性的理论学说，因而存在发展阶段的错位。习近平经济思想无疑为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建设贡献了“中国智慧”。
  研究对象的新时代拓展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关系，决定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不同发展变化，推进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不断发展。
  马克思之所以把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确定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就是因为，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深刻认识到，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无法容纳它所创造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这就决定了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生产关系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需要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代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解放社会生产力。总的来看，把研究对象确定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时代所需、实践所需、工人阶级所需。
  西方经济学之所以主要研究以有限资源的优化配置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从根本上说，主要是因为其理论前提是资产阶级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永恒不变的。虽然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因素纳入理论体系之中，但他们所说的制度并不包括根本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西方经济学对生产力的研究，也表现为两个不同阶段的鲜明特征：在资本主义初期阶段，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刚刚代替封建主义生产关系，需要为自己创造强大的生产力基础，因而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发展生产力成为主要矛盾，这也是古典政治经济学能够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进行科学探讨、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的理论来源的重要原因。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成熟阶段，虽然生产关系已经束缚甚至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改变生产关系以解放生产力，但由于西方经济学不可能突破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和基本经济制度框架探讨生产力的发展，只能通过调整具体经济制度、体制机制和发展模式解放生产力，这就使它对生产力运动规律的科学研究受到了严重的阶级局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自己的研究对象确定为：既要研究生产关系，也要研究生产力。这是因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在旧中国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党的八大明确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当时生产力落后成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因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研究生产力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责无旁贷的历史担当。这样，一可以为新生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奠定坚实的生产力基础；二可以创造比资本主义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赶超发达国家，使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最终建立在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基础上；三可以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更有效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优越性。所以，邓小平指出，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要研究生产关系，主要是由以下两方面的原因决定的：
  一方面，这是改革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还不够清晰，教条主义理解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改革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以解放生产力。而改革开放就是要建立与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强调，我们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是基于对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深刻把握，是基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深刻总结，是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是基于对人民群众期盼和需要的深刻体悟。可以说，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
  另一方面，这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体现。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变化会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这就决定了不断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长期坚持的研究对象。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而是“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伟大创造的结果。所以，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繁重的事业，必须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干下去。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不仅要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还要进一步扩展到研究保护生产力。保护生产力，一方面是指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经济安全屏障。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另一方面是指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确保生态安全，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就是从保护生态的新视角明确提出了保护生产力的新范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保护生产力之所以被提升到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同等重要的高度，就是因为：
  其一，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特别是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给我国现代化发展带来了诸多外部风险。一旦对这些风险发生误判、应对失误，就会导致对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
  其二，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阶段性目标。但从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发展中大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意味着我国的现代化并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完成的，需要我们运用足够的智慧解决现代化道路上的各种艰难险阻。
  其三，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要求必须全面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推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因此，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出明确要求、作出工作部署。这个“统筹”主要表现在：第一，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国内大循环和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打破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使国内大市场的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可以有效防范和化解推进现代化的各种风险，筑牢经济发展安全线，从而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使我国的现代化建设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第二，优化供给结构，改善供给质量，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可以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自主可控的保障。第三，促进农业、制造业、服务业、能源资源等产业门类关系协调，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推动上下游、产供销有效衔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形成具有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可以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奠定坚实基础。第四，推动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均衡发展，维护金融安全，形成现代产业体系，可以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第五，破除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降低全社会交易成本，提高有限资源的配置效率，可以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资源生态安全保障。
  以上分析表明，习近平经济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创新性发展，拓展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形成了更为系统化的经济理论，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更为全面的理论指导。
  研究主线的新时代转化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关系，决定了政治经济学的不同研究主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依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确定改革与发展两大主题的关系，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对生产力的发展形成了严重束缚，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就成为时代的主题，发展作为改革的目的被放在改革的体系框架中。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对生产力的束缚不再成为主要问题，发展生产力上升为时代的新主题，因而“十五”计划纲要明确提出坚持把发展作为主题，把改革开放与科技进步并列放在发展动力的位置上。这意味着改革被纳入到了发展的框架之中，把发展放在了总揽全局的位置上。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生产力也要随之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因而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这是中央根据我国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变化作出的科学判断，也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线从以往的“以发展为主题”转化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高质量发展也就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关键范畴。
  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就需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是因为，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与产业结构优化相对滞后造成的供求之间的不平衡不充分，必须依靠创新驱动发展，特别是依靠技术创新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等新供给，实现更高水平上的供求动态平衡，这就要求必须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城乡和不同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造成的供求之间的不平衡不充分，必须依靠协调发展，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融合发展；人民对生态文明日益增长的需求与生态环境供给不足造成的供求之间的不平衡不充分，必须依靠绿色发展，推进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对外开放层次不高和不全面造成的供求之间的不平衡不充分，必须依靠开放发展，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居民收入差距较大造成的供求之间的不平衡不充分，必须依靠共享发展，推进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使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我们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因为，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会为科技创新提供良好的市场实现条件，加快核心关键技术的自主可控，奠定现代化的技术保障基础；会为欠发达地区和广大乡村发挥自身优势融入国内大循环提供良好的市场实现条件，加快城乡一体化和区域协调发展，确保欠发达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同步基本实现现代化，确保实现乡村振兴；会为绿色技术创新和生态产业化提供良好的市场实现条件，加快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进程，实现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会为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提供良好的市场实现条件，加快开放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为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创造公平的市场机会，加快共享发展，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总之，习近平经济思想立足新发展阶段，依据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提出了通过全面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体性解决方案，形成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发展理论体系，这既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提供了新的原则遵循，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方案”。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不能削足适履。每个国家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努力都应该受到尊重。”中国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理论和道路，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功推进，无疑会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提供有价值的借鉴。（来源：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