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奇霖：写报告要怀揣读者和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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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国证券研究行业价值报告显示，目前行业内，一半分析师的年龄在30-35岁之间，而要成为这中间的佼佼者——首席经济学家，最快则需要5年时间。
  30岁成为首席经济学家，31岁成为研究院院长，李奇霖的首席之路似乎走的格外顺利。而在李奇霖看来，在成为首席的过程中，实力、勤奋、运气、伯乐缺一不可。
  本次首席人生，记者对话红塔证券研究所所长、首席经济学家李奇霖，他说，首席的成长是无法脱离于时代的，正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资本市场的繁荣，才赋予了首席光环，也让自我奋斗变得有意义。做研究要紧贴市场，业界的宏观研究者一定不能脱离市场语言去空谈宏观和政策，同时，写报告要怀揣读者和投资者。对于年轻分析师而言，找到自己的蓝海和定位至关重要，只有找到真正想做的事情，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才能成就事业。
  做宏观研究要接市场地气
  《首席经济学家》：怎样定义首席经济学家这份职业？首席经济学家的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
  李奇霖：首席经济学家本质上就是一个研究员，剥离掉名字华丽的外壳，说到底就是一个做宏观研究的。所以，这个问题等同于在问宏观研究有什么价值。
  第一，从公司的角度来说，做宏观研究的，最需要做的就是把握战略方向。对单个公司来说，如何适应整个宏观环境的变化、如何适应政策的导向，这些都是影响公司生存发展最关键问题，所以，首席经济学家最重要的责任之一就是要对公司的战略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对大的政策方向判断一定要与国家的宏观政策相一致，这块是绝不能出方向性错误的。
  第二，做宏观研究的，得紧贴市场，脱离市场的宏观研究，是没有灵魂的。无论是股票市场还是债券市场，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形成的价格，一定是隐含了投资对未来的预期在里面，一个资产的涨跌一定是有其背后的宏观逻辑做支撑的。在观测市场的时候，能够知道投资者的相反，知道投资背后的逻辑，知道投资者在思考什么宏观问题。如果脱离了这一层，做研究没有市场的依据，那只能陷入主观主义的泥潭。没有与市场参与者的良好互动，不了解市场预期，也无法评估一项政策出来的具体效果。纯理论的宏观研究可以交给象牙塔，但业界的宏观研究者一定不能脱离市场的语言去空谈宏观和政策。
  第三，首席是机构的研究品牌。虽然说到底就是做宏观研究的，但机构既然给了一个高大上的抬头，那必然是希望研究形成品牌价值。在一个财富管理转型的大时代里，客户选择把自己的资产交给机构去打理，那肯定是看重他的投研服务能力的，首席有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能向全社会输出券商的专业品牌和专业价值，这比单一的去投放广告来得效果要好一些。
  第四，可以提一些政策建议。首席的成长是无法脱离于这个时代，正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资本市场的繁荣才构成了首席光环的基础，也只有这一基础，才让自我奋斗变得有意义。既然享受到了时代红利，那就得多做一些事情，写的东西最好能形成一些靠谱的政策建议。
  《首席经济学家》： 如何评判一份研究报告的好坏？有什么标准？您认为“预测率”对首席经济学家来说重要吗？
  李奇霖：一个好的研究报告一定要有以下几个要素：第一，说人话。没有什么是不能正面解答的，如果不能，遮遮掩掩，故弄玄虚，那一定是自己没弄懂。此外，前面提到过，首席的成就与中国资本市场大繁荣、大发展是分不开的，没有这一条，一切都是浮云，一个人能否成功，其实个人奋斗真不能看太重。那么，既然首席的成就取决于资本市场，取决于千万个机构和个人投资者，那做研究的，最起码心里得有投资者，心里有投资者最直观的体现就是说人话，把研究成果要敢于和大家分享。
  第二，专业。文章写得太通俗，有可能走向流量和网红的极端路径，变得缺乏严谨性，所以文章还必须以专业为支撑，这也符合辩证法的要求。专业是说一定要以客观事实、客观数据做支撑，文章的论证一定要严谨和客观，不能搞煽动，搞对立面，制造焦虑等等。在专业的基础上去讲人话，去把一个深度研究的观点尽量说得简单，深入浅出。
  满足以上两点，基本上就是一个还可以的研究报告了，既有深度又讲人话，既深刻又通俗。当然，这二者的平衡我自己拿捏得还不够好，有时候写着写着就忘记了读者，写些人听不懂的话和术语，有时候专业性方面不够严谨，还经常错字和打错单位，实在不应该。
  总之，写报告一定要心中有读者和投资者，讲的内容要通俗易懂、接市场地气，知道别人的痛点在哪里，不能为了做报告而报告，要能真正切中要害来帮助投资者解决问题。
  至于说预测率，其实没关系，人非圣贤，错很正常。因为市场变化太复杂了，很多影响很大的政策和事件，很难提前全部被预知到。所以预测错了市场，预测错了宏观数据，那是常有的事。
  预测的问题，我个人觉得是这样：首先，肯定是尽量让它准确率高一点，研究尽量做扎实一点，如果真错了，也要及时去找原因，不断完善研究框架，看哪里还不够完备，及时补充到自己的框架里。
  其次，绝对不能天天忽悠别人说自己有多神，只说自己预测对的部分，而对自己预测错的地方避而不谈。本来错是正常的事，世界很复杂，不可能完全预知一切，投资者也都理解，本来也就拿研究人员的观点做个参考而已，不会完全当真。错就错了，错了再总结，再进步以后避免就是了，最怕的就是偶尔对一两次，就给自己贴很神的标签，错的时候又绝口不提，那就有问题了。
  最后，大的政策方向预判尽量不要错，一定要与国家的宏观政策方向保持一致。大的政策方面涉及一个企业的生死存亡问题，这种问题是尽量不要犯错的。比如现在很明显中国经济要向新能源转型，要房住不炒，结果这个问题上你给公司的战略转型方向建议得完全相反，那就很糟糕了。
  首席没有职业天花板
  《首席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做到了首席，会遇到职业天花板吗？对自己未来的工作有什么期许？
  李奇霖：宏观研究者的年龄对职业其实没什么约束，反而年龄大一点是好事，看国外投行的很多首席，年龄都比较大。国内也是如此，年龄大的宏观研究者总给人感觉更靠谱点，毕竟大家觉得你见识多，周期经历得多，有些时候周期的规律又有重复性，所以大家比较喜欢资历深的专家讲。可以说首席的职业天花板并没有像其他职业那样凸显，反而，研究的社会认可度与年龄是正相关的。从这点看，研究员这个职业真的是比较幸运的，如果你对宏观研究领域是热爱的和感兴趣的，是可以干一辈子的。
  《首席经济学家》：分享一下您是如何这么年轻就做到首席的？
  李奇霖：对于自己如何年轻就做到首席真没什么好分享的，我不认为自己有多优秀，现在竞争这么激烈，一个好点的经济金融学院考研分数线都是400分起步，聪明且有恒心的年轻人实在太多了，我并不认为自己有多优秀，只是生在了一个还没那么“卷”的时候而已，把我放现在，估计连个稍微好点的金融学的研究生都考不上。
  如果谈个人经历，有几点经验或教训可以供大家参考：首先，从我个人的职场经验来看，好领导要比好单位重要。我最看重的是职场有没好领导带，而不是高大上的机构。好的领导能给你平台和机会充分发挥自己，幸运的是，我目前的职场生涯都还是有“贵人”相助的，所以也只是运气够好，没什么了不起的。
  其次，要尽早确定自己要做什么。如果你确定要搞研究，那平常就得多读报告，自己多写。如果你确定要做投行，那就得多去项目上实习，把CPA最好也能考考。切忌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因为现在到处都“卷”，每个地方都涉猎，又涉猎不深，那就意味着你天天都挣扎在红海里了。最好是确定好要做什么，如果不知道要做什么就多实习，多接触，赶紧确定下来，然后往一个方向，一往无前去努力，在一个你熟悉的领域，把红海变成蓝海，搞成专精特新。
  最后，多做调查研究，多总结，不能盲目模仿别人的成功经验。比如要从事研究行业，可以在大券找个研究岗实习，再找个有特色小券的研究岗实习，看看他们的成长路径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能成功，他们是因为学历好，还是因为工作努力还是因为方法对。然后再对照自己，有哪些地方要补的如果可以补就赶紧补，如果不能补就想办法看怎么扬长避短。总之，要多去了解和调研，任何事情一定要以客观事实为第一前提，不能盲干，多去实习，多去了解，多看看别人的经验，看有没能为己所用的部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能迷信有志者事竟成和成功学这一类的鸡汤。
  《首席经济学家》：请问您工作之余是如何安排自己的时间？如何平衡工作和生活？
  李奇霖：个人生活非常单调，基本没有爱好，除了尽必要的家庭责任外，不是看报告就是写报告，有合适的机会会去做些研究分享，但会控制频率，尽量减少占用研究时间。
  《首席经济学家》：最喜欢中国的哪一座城市？为什么？
  李奇霖：目前生活在北京，经常出差去上海。北京离政策近，适合搞宏观研究，不是有段子说北京有几万个宏观研究员嘛，北京还有个好处是创业氛围浓。但上海生活要更精致一些，小区环境好，国际上有什么潮流品牌、网红餐饮、艺术展览来中国第一站一般都选在上海，各有优劣，还是看个人喜好。
  当然，我最喜欢的城市是我老家武汉。逢年过节回去就不想回来，主要是因为武汉现在金融机构客观来讲不够多，确实没法在当地就业，要不我很愿意回老家的。从小到大在武汉生活，直到离开家乡出去上学，才发现武汉的“过早”是独一无二的。现在很多二线城市基础设施进步很快，很多餐饮、商场、地铁等设施已经不亚于一线城市，该有的国内外品牌一线城市有的二线城市也不缺，房价还只有一线城市房价一半不到，压力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