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峣：加强大国经济新发展格局的理论研究

gecccn

欧阳峣（湖南师范大学大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01研究大国经济发展格局的典型模式揭示大国经济发展格局的一般规律
  研究大国经济发展格局的典型模式。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描述了中国古代经济繁荣的景象：“中国幅员是那么广大，居民是那么多，气候是各种各样，因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国内市场，就够支持很大的制造业”，同时，“假设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国外市场，那么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显然，这两段话中包含着三个假设：第一，人口众多和幅员广阔的国家可以拥有规模庞大的国内市场，支撑制造业的发展。第二，在国内各区域间改善交通条件，有利于形成广大的国内市场。第三，通过发展对外贸易利用世界各地市场，可以增加市场规模和制造业发展空间。第一段话暗合“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情况，第二段话暗合“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情况，这两段话极为精辟地描述了大国经济发展格局的典型模式，而且表明形成这种格局的现实基础是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以及交通便利，从而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
  研究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一般规律。首先，供需均衡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客观前提，我们可以构建一个由生产资料厂商、消费品厂商和消费者所组成的三部门经济模型，假定没有国际贸易，所有市场都是完全竞争市场，由此出发研究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均衡，以及整个市场体系的均衡；进而将国家规模因素引入一般均衡模型，假设一个超大规模国家，拥有规模庞大的生产要素，那么，即使在封闭的条件下，生产要素也可以在总体上实现供需均衡，从而实现国内经济循环。其次，大国经济在供需均衡的基础上形成内生发展能力，即超大规模国家，由于拥有资源丰富和市场广阔的优势，依靠国内资源和国内市场就可以推动经济的自主协调发展。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根据100个国家的经济数据，实证研究这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结构变化趋势，发现“大国的注意力主要在国内市场。与之相反，小国发展格局的特点在于主要受外部市场和资金流动的影响”。大国普遍采取内向型发展政策，这种内向型政策在国内资源积累和资源配置等方面均有反映，从而形成了国家规模与外贸依存度呈反比的一般规律。
  研究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的一般规律。本文把亚当·斯密提出依靠“广大国内市场+世界其余各地的国外市场”支撑制造业发展的假设称为“斯密理想”。在封闭的世界体系里，大国可以凭借规模庞大的国内资源和国内市场，形成推动经济繁荣的机制。然而，在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里，规模小的国家可以利用国外的资源和市场来扩大资源规模和市场规模，从而弥补自身小规模的缺陷，促进专业化分工和培育大产业。如果规模大的国家仍然采取经济封闭的政策，则有可能丧失资源和市场规模优势。可见，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规模大的国家既要善于利用国内的资源和市场，培育大企业和大产业，又要善于利用国外的资源和市场，从而形成更大规模的资源和市场，在国际范围培育企业和产业竞争优势。这样，将国内经济循环和国际经济循环有机地结合起来，就可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02、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格局的转型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规律
  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格局演变的特殊规律。中国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格局既表现出大国经济发展格局的共同性，也表现出发展中大国经济发展格局的特殊性。具体来说，随着中国经济规模和消费规模由小到大的成长过程，中国经济格局的演变也经历由“小国型式”转变到“大国型式”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受到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我们凭借较大规模的人口和资源要素曾经一度支撑起低水平的国内经济大循环。改革开放之初，低水平的国民收入和购买能力难以支撑大国经济发展。针对国内市场容量较小的特点，我们选择外向型发展战略，通过利用国外市场、资金以及国内人力资源优势，迅速地推动制造业发展。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经济高速持续发展，形成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随着消费需求规模的扩大，交通基础设施和现代市场体系的完善，规模庞大的国内市场已经形成，从而推动中国经济格局的逐步转型，即由依靠出口为主向依靠国内需求为主转变。从低水平的国内经济大循环到“两头在外”的国际经济大循环，再到高水平的国内经济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体现了中国经济发展格局转型的特殊轨迹。
  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格局转型的特殊背景。当前，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应对“两个大局”的必然选择。首先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粗放型、数量型的增长方式不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必须走高质量发展道路，才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国在经济起飞时期采取的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发展战略，主要以出口创汇为目标，它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出口产品主要依靠低成本优势，在国际价值链中处于中低端位置，因而，不能大幅度增加国民福利，使我国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二是出口导向以国外市场和消费者为目标，使得产品供给偏离了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目标，在质量和结构上不适应国内市场需求。为此，亟需转换发展模式和转变发展方式，依靠技术创新培育发展优势，引导和创造新需求，构建以国内市场为主要目标的生产体系，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格局。其次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放眼当今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它主要有三大特征：其一，全球经济格局正在重构，随着新兴市场力量的迅速崛起，以美国为主导的单极化权力体系面临解体，世界经济将出现多极化发展的新格局。其二，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成为新一轮技术革命的核心，给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带来深刻影响，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其三，逆全球化浪潮的兴起，欧美国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全球化的主体力量从发达经济体转变为发展中经济体，世界贸易规则从开放的全球主义向区域主义转变。世界经济发展中不确定性突出，非周期性波动因素的影响增强，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世界各国经济增幅下降，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长期经济增长率均出现回落，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的下降幅度较大。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变化，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将遇到重重困难，需要更加重视依靠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依靠国内市场实现供需均衡，形成畅通的国内经济大循环系统。
  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格局转型的特殊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格局的转换，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结构性问题。一是需求结构。国内居民消费总量仍需扩大，但是总量不足的原因在于结构不均衡，特别是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偏小，在某种程度上出现有购买能力者无购买需求、有购买需求者又无购买能力的情况。应该通过提高就业质量，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合理增加公共消费，形成拉动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强大需求动力。二是供给结构。国内生产规模已经足够庞大，但是结构性矛盾特别突出，许多行业产能过剩，钢铁、煤炭等行业的比重已达到峰值，而一些满足人民高品质生活需要的产品却供给不足，以致经常出现国内居民出国大量购买国外商品的情况。应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对产品质量、品质和品牌的要求，使得国内消费需求能够更好地在国内市场获得满足。三是内外结构。大量的出口导致内外经济失衡，外贸顺差大幅增加，高额的外汇储备不能及时地转化为国内投资，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福利损失。同时，依托低成本优势的中低端制造品的对外贸易，既不能使国民获得高额的收入，又往往容易造成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上述结构性问题的存在，导致国内消费不能有力地拉动经济增长，国内供给不能充分地满足国内消费需求，巨大规模的外汇储备不能顺利地转化为投资，从而影响国内经济大循环的顺利实现。为此，应该着力解决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以强大的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以充分的国内供给保障市场运行，以均衡的贸易结构支撑国内外经济协调发展，从而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03、研究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关系揭示开放型经济的内在逻辑
  研究开放型经济的普遍规律。开放型经济是与封闭型经济相区别的概念，是一种系统性的经济模式，认识其普遍规律有利于科学地理解新发展格局。应该肯定双循环格局是开放型经济，而非封闭型经济，其基本要义在于：一是全球范围的要素自由流动。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是世界经济的微观基础，在开放型经济中，各种要素、商品和服务可以自由地跨越国界流动，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地配置资源。为此需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全球范围的国际分工模式。从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到价值链分工，体现了国际经济分工形式的演变，其中各国依托自己提供的要素类型处在价值链的不同环节，形成要素合作型的国际专业化。为此需要提升本国要素的层次，从而实现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的攀升。三是全球范围内的国际收益分配。根据贸易的顺差或逆差以及提供的要素类型，各国获得不同的国际收益，遵循现代国际经济的比较利益原则和规模利益原则，无论出口或者进口均可以获得比较利益和规模利益。为此需要把商品的出口和进口、要素的引入和输出结合起来，从而实现内外经济的协调平衡。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应该促进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根据国内和国外的需求与环境变化，合理地选择要素配置的空间，选择加入国内或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并把出口和进口结合起来，建设包容均衡的开放型经济。
  研究双循环系统的相机抉择。大国依托庞大的国内需求和国内市场构建起国内大循环系统，并且成为经济循环的主体系统。由于依靠国内大循环也可以实现经济增长，大国因而具有了对加入国际大循环系统的自主选择权以及动态调整权。具体说，一是遵循效率性原则，自主地选择配置资源效率高的经济空间。二是遵循稳定性原则，科学地选择市场状况处于稳态的经济空间。三是遵循均衡性原则，合理地、包容地选择经济空间。当前，国际经济中不确定因素增加，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给世界经济环境带来负面影响。于是，中国在国外市场寻求机会的概率减少，获得高收益的可能性降低，而且面临着一些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在国际上发展的空间受到限制。因此，应该考虑更多地选择国内经济空间，更好地利用国内大市场，加快构建畅通和高效的国内大循环系统。特别是要依靠国内大市场培育大企业和大产业，依靠国内需求引致技术创新，并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新需求，从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行稳致远。
  研究双循环系统的产业链条。无论在生产体系还是分工体系中，核心问题是产业链的选择以及与产业链相关的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的构建。具体说，某个产业或者产品加入国内产业链，就是加入国内经济大循环，加入国际产业链就是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随着世界经济多极化格局的出现，欧美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霸主地位逐渐弱化，产业发展的“多极雁行”形态正在逐步形成，美国、欧盟、日本和中国等经济体均可成为某个产业链条或者产品链条的“雁头”，在世界经济中发挥引领和带动作用。中国应该利用“多极雁行”格局谋求全球价值链重构，比如，在二十国集团（G20）经济开放圈中，可以寻求利用空间和优势产业或产品，追踪国际前沿技术，从价值链低端向中高端攀升；在“金砖国家”经济开放圈中，可以寻求某些优势产业和产品，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的优势，通过合作创新解决关键技术，逐步占据价值链高端；在“一带一路”经济开放圈中，可以利用我国的优势产业和先进技术，构建完备的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发挥“雁头”的引领作用。同时，针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复杂性和以美国为代表的排斥势力，可以选择一些产业或产品转向加入国内大循环系统，主要依靠国内大市场集聚全球创新资源，通过自主创新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努力谋求“领跑”地位，占据全球价值链高端。（来源：《学术前沿》杂志2021年9月上下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