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采宜：中美关系将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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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采宜（林采宜为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华安基金首席经济学家）

  一．中美摩擦的国际背景——从政治右转到经济逆全球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以IMF，世界银行和WTO（前身是GATT）为核心的多边经贸合作关系从不同角度推动了贸易自由化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资源的跨境流动使得世界变得越来越平。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是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新兴国家的劳工，受损者则是发达国家的产业工人及部分中产阶级，客观上看，全球化在提高资源利益效率的同时，也加剧了贫富分化。此外，穆斯林极端主义者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影响扩大，以及他们的极端主张和极端行为也加剧了西方社会对穆斯林移民和难民的排斥，这两个因素共同促成了西方国家的政治右倾和经济逆全球化倾向。
  与此同时，碎片化的各国政坛趋向于迎合特定选民利益，2016年英国公投脱欧，拉开逆全球化序幕。2017年特朗普上台，主张“美国优先”，力推保护贸易主义，经济逆全球化趋势进一步明朗，2018-2019年，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发达国家的政治局势不同程度转向保守与民粹，“意大利优先”、“巴西高于一切”等民族主义抬头；政治右转和经济逆全球化推动全球步入“后西方时代”。
  在这样的国际大背景下，2017年1月，美国退出TPP，6月，退出巴黎协定，2018年6月，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宣称要退出WTO，除非该组织进行改革，2018年9月，美国和欧盟、日本缔结新的经贸合作关系，全球经贸格局开始步入重构时期。以IMF、世界银行和WTO为主的多边经贸关系面临解体，美、中、欧、日、俄以现实利益为核心，随时重组关系，形成新的力量平衡，全球经贸关系从一体化转向多元化。
  二．中美关系不会走向全面对抗
  1. 中国在全球经济增长中举足轻重，美国已经不可能单方面制裁中国
  从经济总量来看：2018年中国GDP总量13.61万亿美元，占全球GDP总量16%，仅次于美国（24%）；从进出口贸易来看，2018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4.62万亿美元，占全球进出口总额11.75%，居全球之首，超过美国（4.28万亿美元，10.87%）。

  强大的中国及其在国际分工产业链上举足轻重的地位使得美国以及不可能通过孤立、封锁或者其他措施来单方面惩罚中国，所有的惩罚都将带来中国的反制并由此导致美国相关企业和消费者的损失。
  2. 中美两国经济利益深度交融，全面对抗将导致两败俱伤
  从贸易份额看，2018年，中国向美国出口商品4728亿美元，占中国全年商品总出口的19.2%;美国向中国出口商品1300亿美元，占美国全年商品总出口的8.4%；彼此都是对方举足轻重的贸易伙伴；
  从投资角度看，截至2019年3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债1.12万亿美元，持有量居全球首位，占中国官方储备资产的36.16%，是中国最主要的对外投资品种；此外，截至2018年底，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1165.18亿美元，占美国对全球投资的2%亿美元，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755.07亿美元，占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3.8%。

  三． 中美摩擦将是一个长期的博弈过程
  2018年以来，中美关系的冲突和摩擦不断升级，到目前为止，中美之间不仅仅是“贸易战”，技术领域、金融领域及其他利益相关领域都已经纳入双方博弈的范畴。
  从双方磋商的进程来看，牵制中美磋商的内部因素有以下三个：①技术封锁对国内（高端）制造业及产业升级的影响，在全球产业链中，美国的基础领域技术具有很强的领先优势，技术封锁将打破全球制造业分工的现有格局；②资本市场的动荡不利于股市扩容，使得我国“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降低企业杠杆率”的现实途径遇阻；③如果美国针对中国的进口关税不断上调，从国际收支平衡的角度考虑，人民币汇率存在现实的贬值压力。
  与此同时，影响中美博弈的外部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①欧盟、日本及其他发达国家与中国经贸关系演变趋势；②华尔街的股债市场波动。
  四．进一步改革开放是中国应对中美贸易冲突的主要策略
  1. 国企改革
  国企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不仅是美国，同时也是欧盟、日本等西方经济体对中国的市场经济颇有微辞的方面。2018年9月25日，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欧盟贸易委员玛姆斯托姆和日本经济贸易和工业部长世耕弘成在于纽约进行三方会谈。并在会后发布了联合声明。表示要“共享第三国非市场导向政策和做法的信息，制定规则维持市场主导条件”；“制定有效的规则来解决国有企业扭曲市场的行为和对抗特别有害的补贴实践，例如：国有银行的放贷与公司的资信不符，隐性的政府担保；政府或政府控制的基金以非商业条件进行投资；非商业债转股；优惠原料价格，包括双重定价；以及导致或维持产能过剩的对不良企业的补贴；”
  中国在国际经贸关系中要获得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需要国企改革进一步推进。2018年十月，国务院会议提出了国企在所有制和管理制度方面的改革措施，包括：
  ①    保护各类所有制产权的合法权益；
  ②    统筹用好员工持股、上市公司持股计划、科技型企业股权分红等中长期激励措施；
  ③    有效划分企业各治理主体权责边界。董事会依法行使重大决策、选人用人、薪酬分配等权力；
  ④    按照市场化选聘、契约化管理、差异化薪酬、市场化退出”原则，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
  ⑤    加快工资总额管理制度改革。
  2.  进一步简政放权：
  ①  2018年7月28日，国务院取消11项行政许可事项，并依照法定程序将另外6项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订相关法律规定。
  ②  2018年11月10日开始，国务院在全国范围内对106项涉企行政审批事项，分别按照直接取消审批、审批改为备案、实行告知承诺、优化准入服务等四种方式，实施“证照分离”改革
  3.  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借鉴国际做法，大幅提高故意侵犯、假冒专利的赔偿和罚款额，明确侵权人配合提供相关资料的举证责任；提出网络服务提供者为及时阻止侵权行为的连带责任。同时，明确了发明人或设计人合理分享职务发明创造收益的激励机制，并完善了专利授权制度。
  4.   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
  2018年6月，发改委、商务部发布《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清单长度由63条减至48条，共在22个领域推出开放措施：
  ①  包括放宽(取消)外资对银行、证券公司、基金公司、期货公司和寿险公司的股权限制；
  ②  取消对连锁加油站的外资投资限制；取消对铁路、海运等运输领域的外资限制；
  ③  取消汽车制造、飞机制造、船舶制造领域的外资限制；
  ④  取消石墨勘察、稀缺煤勘察和钨及稀土冶炼的外资准入；
  ⑤  取消电网及小麦、玉米以外的农作物种子生产的外资准入。
  2019年7月20日，中国政府发布11条金融业对外开放政策：
  ①  允许外资机构在华开展信用评级业务时，可以对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交易所债券市场的所有种类债券评级。
  ②  鼓励境外金融机构参与设立、投资入股商业银行理财子公司。
  ③  允许境外资产管理机构与中资银行或保险公司的子公司合资设立由外方控股的理财公司。
  ④  允许境外金融机构投资设立、参股养老金管理公司。
  ⑤  支持外资全资设立或参股货币经纪公司。
  ⑥  人身险外资股比限制从51%提高至100%的过渡期，由原定2021年提前到2020年。
  ⑦  取消境内保险公司合计持有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股份不得低于75%的规定，允许境外投资者持有股份超过25%。
  ⑧  放宽外资保险公司准入条件，取消30年经营年限要求。
  ⑨  将原定于2021年取消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和期货公司外资股比限制的时点提前到2020年。
  ⑩  允许外资机构获得银行间债券市场A类主承销牌照。
  ?  进一步便利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银行间债券市场。
  5.  进一步改革汇率定价机制
  2019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突破6.8-6.95之间的波动区间，人民币汇率波动幅度扩大反应了汇率定价机制将进一步反应市场供求。而灵活且富有弹性的汇率能有效减轻资本跨境流动对外汇储备的冲击，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必举之棋。

6.  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
  2019年8月，央行推出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磅措施——LPR，和贷款基准利率相比，LPR增加了商业银行在信贷利率方面的自主权；但并没有改变商业银行在信贷过程中对企业风险溢价的考量，这是我国利率市场化制度的进一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