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应对经济风险挑战必须遵循客观经济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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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伟（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十九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总结经济实践经验，从中探索规律性认识，特别是在每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不断深入对经济规律的阐释，带有深刻的实践性和创新性。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国际经济社会发展矛盾变化，面对罕见的风险挑战，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进一步深化并概括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指出应对风险挑战，需要做到四个方面的“必须”，即“必须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沉着应对重大挑战，步调一致向前进。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全党都要聚精会神贯彻执行，推动经济实现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必须坚持稳中求进，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要把握好时度效，坚持先立后破、稳扎稳打。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坚持系统观念。”“四个必须”的凝炼既是基于我国经济实践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和原理的具体运用，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体现和发展。
  必须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沉着应对重大挑战，步调一致向前进
  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根本原则，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更加突出强调这一原则，在十八大以来的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总结和部署经济工作时都特别重申这一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越是面对风险挑战，越是需要强调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越是需要步调一致。
  我们党百年奋斗历程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党付出巨大牺牲和艰苦卓绝的努力，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上，只有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才能团结一致克服一切困难和风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演进历程表明，我们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实践是在科学理论指引下的实践，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伟大实践的同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两个确立”体现了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必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更为强大的思想指引。
  必须明确，在推动经济发展和开展经济工作中，特别是面对各种发展风险和挑战的压力下，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经济健康运行和均衡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不是外在于经济活动过程的一般前提和假设条件。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强大内在动力和根本制度优势，是社会发展过程中政治与经济的有机统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协调的重要体现。当然，坚持党的领导，必须不断改善党的领导，让党的领导更加适应实践、时代、人民的要求。
  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全党都要聚精会神贯彻执行，推动经济实现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因此，我们必须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只有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毫不动摇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应该是科学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思想，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才能全面增强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才能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雄厚物质基础。”科学准确地判断历史方位，遵循社会经济发展不同历史阶段的客观经济规律，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探索的基本结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首先是基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从分析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历史特点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分析社会经济运动和发展的客观规律，阐释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演变，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函数和约束函数发生的历史性系统变化，进而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的判断。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基本纲领，即实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就社会经济发展而言，在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纲领之前，在仍然作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仍然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就共产主义实现历史进程而言，只要社会主义实践还未成为普遍或较为普遍的国际现象，甚至还未达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在世界上经济社会相对领先的若干或更多国家同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状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进程中便只能是处于初级阶段历史状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将逐渐走向世界，但也需要长期历史发展过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事实，要求我们必须长期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而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应当聚精会神贯彻执行，这是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得出的宝贵经验和科学结论。因此，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毫不动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谋发展，咬定青山不放松，把我们自己的事办好。
  实现现代化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协调推进的进程，各方面发展之间存在深刻的内在联系。社会经济发展是实现现代化的基础所在，特别是对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实现现代化最为重要的首先在于推动经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要实现的中国式现代化，开创着人类文明新形态，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将创造人类社会现代化的新的历史。按照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其内在逻辑仍需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其实现进程仍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进入新时代，尤其需要转变发展方式，坚持高质量发展，从以扩大要素投入量为主拉动经济高速增长，转变为以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主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牢记发展是第一要务，而发展的基础和核心在于经济发展，关键在于怎样发展和为什么发展。如果说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根本要求，进而从根本上回答为什么发展，那么根本转变发展方式就是回答怎样发展。
  进入新时代，就是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贯彻新发展理念，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作为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的指引，切实有效解决新时代发展面临的动力问题、不平衡问题、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内外联动问题、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为将新发展理念贯彻于经济发展实践，需要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特别是基于我国比较优势变化，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决策。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聚精会神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代体现，不能有丝毫懈怠。
  必须坚持稳中求进，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要把握好时度效，坚持先立后破、稳扎稳打
  稳中求进是工作的总基调，尤其是面对前所未有的风险与挑战，经济工作尤需强调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宏观经济政策要稳健有效，以促进宏观经济大盘稳定，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稳”首先是经济增长要稳，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当前尤其要采取逆周期跨周期调控，遏制经济下行压力，努力实现“六稳”，切实落实“六保”。
  在经济增长目标上，包括经济增长、通货膨胀、失业率等宏观经济指标，既要考虑相互间的联系，又要考虑与长期发展目标的有机衔接。从我国近几年的经验看，2018年GDP增长6.6%，2019年6.1%，2020年2.3%，2021年8.1%。近两年平均数值为5.2%，低于2018年和2019年两年平均水平，呈现趋势性放缓。稳增长首先需要遏制放缓趋势，这需要更加有力和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从而为稳定宏观经济创造增长基础。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近年来政策目标和实际状态大都在3%以下，如果2022年继续保持这一水准，显然会遇到更大困难，特别是供给冲击对实际产出和名义价格产生的双重影响。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国际产业供应链瓶颈效应，国内政策性因素等三方面因素叠加冲击下，上游初级产品成本上扬，有可能引致通胀压力上升。但政策目标必须瞄准遏制滞胀，努力缓解经济增长趋势性下行和价格水平周期性上升的双重压力。此外，就业也面临较大压力，2022年仅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就将创记录地超过1000万人。因此“六稳”“六保”首要的是瞄定就业目标，2022年更应突出这一目标。
  在宏观政策上，要稳健有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重在提升效率，在收入政策上，继续精准实施减税降费，减轻制造业实体经济和市场主体的税赋，提高其市场竞争力；在支出政策上，继续实施财政赤字政策，并提高财政支出政策的执行力度和效率。稳健的货币政策重在灵活适度，在总量上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在结构上引导金融部门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更精准有力地支持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特别需要强调的是，财政政策在收入与支出政策上，货币政策在总量和结构政策上，以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必须保持协调，包括政策方向、力度及政策节奏变化等方面的有机结合。
  “进”重要的在于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而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打通国民经济生产和再生产各个环节。
  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战略目标，从而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创造途径；需要以创新为战略支撑，从而为根本转变发展方式，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需要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从而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奠定立足点；需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战略方向，从而明确构建现代经济体系的战略主线；需要以培育新的增长极为战略突破，从而推动实施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增强区域发展平衡性和协调性；需要以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为战略前提，从而使开放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稳中求进作为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稳”字当头，就需要首先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做好“六稳”“六保”，保持社会大局稳定。进而，为“进”，特别是为深化改革构建新发展格局创造必要的宏观经济条件，在复杂的经济矛盾运动中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宝贵的时间“窗口”。而“进”，则通过构建新发展格局，进而贯彻新发展理念，根本转变发展方式，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长期可持续稳定发展。“稳”也好，“改”也好，是辩证统一、互为条件的。一静一动，静要有定力，动要有秩序，关键是把握好这两者之间的度。
  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坚持系统观念
  一方面，是各方面的经济政策要统筹，努力实现七大政策的协调。在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同时，在微观政策上，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完善市场竞争的经济秩序、法治秩序、道德秩序，保证公平竞争，为各类市场主体发展营造良好市场环境，强化契约精神，治理恶意逃废债的市场败德行为。在结构政策上，要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通国民经济生产和再生产的堵点，有效应对“供给冲击”，提升企业和产业竞争力及效率，推动产业升级，克服产业结构性瓶颈约束，包括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在科技政策上，要扎实落地，有效推动科技体制改革方案实施，落实基础研究规划，强化国家科技战略力量，突出企业市场创新主体地位。在改革开放政策上，要激活发展动力，深化要素市场改革，推进国有企业尤其是自然垄断领域国有企业改革，扩大高水平制度型开放，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在区域政策上，要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和协调性，使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战略有机衔接、相互促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升城镇化建设质量。在社会政策上，要兜牢兜住民生底线，统筹推进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尤其要解决好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在基本公共服务、养老保险、社会保障政策等各方面协调推进。上述七个方面的政策协调对于现阶段经济发展的系统统筹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另一方面，是各方面的发展要统筹协调。包括：统筹两个大局，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同时，协调国际国内两方面的风险防范和危机化解。统筹发展和安全，及时有效防范和化解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类风险和不确定性冲击。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突出位置，取得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成就。统筹需求管理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两方面的统一上有效遏制需求紧缩、供给冲击形成的叠加效应。统筹总量增长与结构变革，在经济短期增长和长期发展的新老动能有序有效稳定转换过程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统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尤其是在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实现过程中，既要坚定不移推进，又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深入推动能源革命并以此约束和引导经济结构转型，等等。（来源：《人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