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必称调研”是坏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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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殿兴

  近日，某媒体报道当地官员一上午“调研”相距近百里的两地，一则消息引来不少批评。
  当下，《某某某到某某地调研》《某某某调研某某某》之类消息很多，大有“行必称调研”之势。然而，所谓调研，调查研究也。既如此，则必然需要一定时间，有个走访、座谈、细查、探究的过程，更要出思路、出观点、出结论、出文章。
  当年，毛泽东同志历时32天调研而成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乃调研经典，有反驳谬说、推动革命之功。即便有人的调研不那么标准、不十分经典，但调研的目的、提纲、访谈、结论之类，总该有一二，如果仅是去基层开会或别的公干，那就跟调研不沾边，没必要冠以调研之名。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一些领导者对之认识有偏颇，实乃虚荣心作怪——“行必称调研”竟习惯成自然了。
  调研风气不正，是个老问题。储旭东先生《需要调研之风，但不能调研成“疯”》一文，便曾批评此类问题。昔日的“调研成‘疯’”，今日虽不那么“疯”了，但负面影响不可低估——一些领导无论工作内容为何，“行必称调研”，不就是“调研成‘疯’”的遗存吗？
“行必称调研”，让我们自然联想到“言必称希腊”。当年，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干部教育中的教条主义表示了强烈不满。原因就在有人脱离实际、缺少“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气”，“是极坏的作风”。
  今日的“行必称调研”之习，不同样“是极坏的作风”吗？当年，邓小平同志南下考察，走路多多、见人多多、谈话多多。记载此行之文，最终收录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的，是《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这样一个极平实朴素的题目。但人们心里明白，“谈话”前面，虽无调研，更无重要二字，却是进一步推进中国改革开放的纲领性文献。对这篇文章题目的如此安排，显示出的是求实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摘自 | 《领导文萃》2022年3月下
  稿件来源 | 《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