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需要城市和乡村共同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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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祖辉（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

  在这里重点是想谈一个问题，乡村振兴战略一定要放在整个经济社会的全局来审视，尤其是需要城乡一体推进，需要城市和乡村共同发力。核心思想是：不论是乡村本身的振兴规划，还是乡村的振兴发展，都应该与我们的城市发展，城市化战略紧密结合。所以，我的第一个观点是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充分发挥新型城市化的作用，要以新型城市化为引领。
  乡村振兴与城市化存在密切的关系。因为城市化的本质是产业和人口在空间的集聚过程，城市集聚的产业主要是非农产业，而集聚的人口则主要是农民，也就是非农化的农村人口。在我们国家，城市化是以人为本的城市化，这也是我国新型城市化的核心问题。然而，当前有不少人对城市化解决农民进城问题缺乏信心。从现实看，我国最近几年经济速度持续下行，沿海发达地区加快转型发展，导致大城市出现了外来农民工的返流现象。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已从农村转移出2.86亿农民工，他们现在正面临着严峻的就业压力和转型压力，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文化程度低，难以适应大城市的转型升级，导致大城市待不了，只能逆向流动，甚至于返乡。但这些问题并不意味着城市解决不了进城农民问题。我国现在不少农民工的返流现象，既有城市经济转型升级，农民工难以适应的原因，又有城乡二元体制的问题，即城市不能最终解决农民在城市定居和养老等公共保障缺失等原因。因此，必须加快城乡一体公共保障体系的建立，同时切实将就业优先和教育优先放在优先地位，使广大农民不仅可以在城市就业，也可以在城市举家定居。
  有人认为中国城市化没有必要发展到很高的水平，现在城市人口已经饱和了，接下来就要靠乡村振兴来解决农民问题，对于这样的观点我并不赞成。我们现在的城市化实际上是滞后的，我们讲58.6%，本身并不是很高的水平，同时这一水平还包含了2亿左右的农民工，他们实际很难讲就是城市化的人口，基本上都是职业已经转变，但身份都还是农民的城市常住人口，就算把他们都统计为城镇化人口，相对于我们国家的产业结构演进和发展阶段而言，58.6%的城镇化水平依然是滞后的。在我国三次产业结构中，非农产业已经达到92.2%，而二、三产业主要是以城市作为载体的，很显然，我国非农经济比重已经达到这么高，但从城乡人口空间分布来看，城镇人口只占58.6%，这显然是极其不平衡的。关于农民进城问题，中央方针实际上很明确的，在党的十九大报告当中，就城市化问题，一是强调城市群发展，也就是要以城市群为核心，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化格局。其次是强调人口城市化问题。过去中央是讲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现在是讲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并且多次强调到2020年要解决三个一亿人问题，这些人口问题都是农民问题，但要求在城市予以解决。一个亿是指已经在城市的，并且已经被统计为城市化人口的进城农民，要求流入地要解决他们中一个亿人口的市民化问题。第二个一亿人是通过就地就近的城市化方针，再解决今后一个亿农民从农村进城就业和市民化。第三个一亿人是针对进城农民绝大多数买不起房的情况，中央政府要求解决一亿进城农民的保障性住房。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方针和政策举措，都是着眼于通过城市化来解决农民问题。
  这就是乡村振兴必须坚持城乡一体，城市和乡村共同发力的基本逻辑。实际上，乡村振兴一定是乡村本土人口不断减少的过程，但这样的过程必须通过城乡融合和新型城市化引领来实现。换句话说，城市不仅应解决农民进城问题，包括解决农民进城就业，以及解决他们在城市的公共待遇，使他们能真正成为城市的主体、城市的居民。而且，城市引领乡村振兴还需要充分发挥城市优势，以城带乡，以城兴乡，这就是要发挥城市人才，技术和资本的优势，鼓励这些要素下乡。比如，浙江省提出新“上山下乡”计划，鼓励城市的人才、技术和资本到乡村助推乡村振兴。武汉市提出“三乡”工程，即市民下乡，能人返乡，企业兴乡，都是城市带动乡村的具体措施。
  我的第二个观点是：乡村振兴既是乡村本土人口不断减少的过程，也是乡村人口空间不断优化的过程，换言之，在我国，即使今后乡村大量人口进城了，乡村还会有好几亿人口，这些人口在乡村的分布不应该是太散落，不应该是自然的分布，而应该是经济的分布，这就需要通过乡村空间规划和村庄规划来进一步解决。我国乡村人口的分布总体上是非常离散的，有的村落人口不多，生态也不行，发展经济很困难，公共服务覆盖更困难，对于类似村落就需要考虑拆并问题。村庄需要科学分类，要保护特色村，改造城中村，拆并空壳或非宜居宜业的村庄，重点建设集聚村或中心村。从一定意义上讲，乡村振兴既要以村为单位，但要以动态优化的角度来认识村为单位的含义，在有些情况下，涉及到村庄整合和乡村人口空间优化的情况，也可以乡镇为单位和载体来推进，因为乡镇比起村庄，更有空间容量，更能集聚人口，更能发展服务业，更能发挥公共服务的效率。事实上，乡村人口在乡村的集聚，除了利益补偿不能让农民吃亏外，关键是要发挥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等公共服务对人口迁移和集聚的吸引力，反过来讲，公共服务的效率也必须建立在人口集聚的基础上基于上述思想，我主张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应该通过科学规划和乡村要素优化配置，建立乡村群，这种乡村群的概念与城市群概念相对应，也就是要建立和形成空间合理，生产、生活、生态相融合，公共服务有效覆盖的乡村群落。
  总而言之，按照乡村振兴需要城市和乡村共同发力的基本思想和逻辑，除了城市对乡村人口吸纳、对乡村支持与带动的发力，乡村本身也应该通过空间优化、产业发展和产权制度改革深化的发力，使乡村成为进城农民市民化的助推器，成为城市群、乡村群和田园生态城市协同发展的新空间，成为城市居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所在地，只有这样，我国的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才能真正实现。